“行行重行行”，像踩着漢代《古詩十九首》頭句的節奏走進重慶酉陽大酉洞“桃花源”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真有一處地方，跟陶淵明《桃花源記》是一個巴掌拍出來的。

對中學課本上《桃花源記》的肌肉記憶馬上被喚起，移步換景，步步印證：“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極狹，才通人”。頭戴榜樣縣委書記焦裕祿草帽的剛哥，像迅哥兒《藤野先生》裏的師兄“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時不時客串導游。他説：“那個口口本來很小，以前洞洞裏面有駐軍的一個油庫，才通車，就把口口通大了”。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雖然口口較大，但仍是全國各地最接近《桃花源記》文本的桃花源。自古以來，全國凡是有點桃花有點水的地方，都喜歡自稱桃花源。據正牌導游妹子介紹：湖南乾脆就有一個桃源縣，他們的名字最好，我們的地方最像。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是跟“小國寡民”的老子“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一個腳印踩出來的東方農民烏托邦想像。難怪現在酉陽士紳妙手偶得的廣告語“世界上有兩個桃花源，一個在您心中，一個在重慶酉陽”，説到了很多人心坎上。

《桃花源記》也是後世畫家的看家題材。除了黃公望人淡如菊、殘山剩水的《富春山居圖》，古代差不多所有《千里江山圖》類型的青綠山水長卷，都是文人幫閒畫的一代一代皇帝打下的江山，圖一個太平盛世的主旋律，都畫成桃花源。

千里江山圖大多千里無人，只有“漁樵耕讀”作為農民精英的四個代表，像花椒、芝麻、大料、茴香撒綴於滿漢全席的鍋盤碗盞、大魚大肉之間。古怪的青綠，抹在低眉順目的山巒上，不由得想起我最喜歡的農民作家趙樹理《小二黑結婚》裏面的三仙姑，“官粉涂不平臉上的皺紋，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上了霜”。

明代大畫家仇英《桃花源圖》也屬於這種長卷，內有乾隆皇帝1779年題寫的詩作：“鈔鑼溪接武陵源，峽口通人宛見村。望去陌阡雞犬富，迎來老幼笑言溫。傳神別致超凡品，避世高情足靜論。粉本問從誰所得，伯駒真跡石渠存。”

這裡面有一個悖論：乾隆越是高讚桃花源，他這種公費旅游者、會寫幾筆歪詩而且數量還高於杜甫的皇帝，越是人們實現桃花源最大的障礙，所以桃花源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夢桃源。

因為《桃花源記》最吃重的句子當數“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隔空呼應全部《史記》最霸道的八字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什麼叫桃花源？在中國就是先秦民歌《擊壤歌》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在外國則是馬克思喜歡的法國1358年扎克雷農民大起義口號喊的“亞當在耕田。夏娃在織布，貴族老爺在何處！”

陳忠實、賈平凹、路遙他們這幫陜西大作家的祖師爺及其“聖經”——柳青和他的《創業史》，雖然跟後來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一樣，只是一台圖解農業合作化政策的木偶戲，但柳爺確實是中國農民通，所以在其筆下，被污名化的反派二老闆——富裕中農郭世富也曉得《擊壤歌》，“想把自己變成所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與我何有哉’一派莊稼人的中心。或者乾脆地説：他要做他們的頭領。”

當然這已行不通，事實上早在《桃花源記》結尾處，陶淵明已經暗示“帝力”和“貴族老爺”無處不在：怎能有一個地方無徭役和稅收呢？於是“太守即遣人隨其往”；世上哪有世外之地呢？於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歸往”。官家和民間雙重追捕之結局，不是桃花源“遂迷，不復得路”，就是“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因為它實在只是一個夢。

《桃花源記》首句“晉太元中”即是夢中時間：“太元”（376-396年）是晉孝武帝司馬曜第二個年號，共計21年，而陶淵明生卒約365—427年，活了62歲，公認《桃花源記》寫於其57歲即逝世前5年。“太元”元年他11歲，“太元”末年他31歲，《桃花源記》所記之事，最遲發生在他31歲這年。他並不知道此年剛好是他生命的一半，正如但丁一萬四千行《神曲》頭一行“就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

《神曲》堪稱加長版的《桃花源記》三部曲，至少其《天堂》部分是也；而《桃花源記》可能是微信版的《神曲》，至少其“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格調，跟《聖經》的《創世紀》和《雅歌》仿佛。《桃花源記》屬於古典漢語作家最好的隨筆，也可分類於魏晉誌怪筆記小説之“玄幻”中。由於是不可能之夢，後世文人，只好把“忽逢桃花林”替換成“忽逢桃花運”，在醇酒婦人之間“忍把新桃換舊符”。

酉陽桃花源，有陶公祠圍合於林中，“為人高潔難自棄，隱在山林懷式微”。墻上有一塊《陶淵明生平活動主要路線示意圖》，劃出了陶淵明一生的詩人地理：生於長江沿線岳陽、丹陽雙城之間，行走於江南鄱陽、洞庭兩湖湖區。行蹤遍及岳陽、武漢、武昌、江州、柴桑、九江、廬山、彭澤、歸林、錢溪、蕪湖、南京大小碼頭。一生62年的活動空間，西起岳陽，東至丹陽，其間現在車程855.58公里，總耗時10.2小時，油費、路橋費總計908元，不便宜，也不短，當年更是車馬勞頓，舟楫涉險。

這裡也有一個悖論：雖然詩人以《桃花源記》嚮往世外之地，但其《飲酒》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又反否了他的桃源之意：君之禪靜，在心不在外，在人不在境。

所以我對“結廬在人境”更感興趣，出了大酉洞，午後烈日下懨懨欲睡的龍潭古鎮，靜如桃源，有大酉洞主題公園式的桃花源沒有的真實人境和煙火氣。1700多年的古鎮順梅樹河而建，現存3公里的石板街上，150余堵封火墻分隔出200多座四合院，有宮廟祠堂、經院書院，還有天主教堂和基督教福音堂，“橋上橋，巷對巷，河上屋，樹上樹”；“宮騎龍頭八卦井，閣跨鳳尾九橋溪”。

台灣游子陳德榮先生勒石刻銘、追思“緬懷奶娘”的八卦井，又名奶娘（母親）井，是農耕文化的鄉愁源泉。現在很多古鎮都成已無原住民的商業街，龍潭古鎮依舊燕在窩、馬在槽，人在堂，是土司、民國、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美學混搭疊加的原鄉家園。

自古以來，這樣的家園只要沒有“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沒有“車轔轔，馬蕭蕭…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就堪稱世外桃源了，但果真這樣，就不會有革命和革命者了。

“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就像迅哥兒看出陶淵明“悠然見南山”淡然山林氣後面“金剛怒目”的革命氣，越是龍潭這樣的世外桃源，越容易産生隱逸者和革命者之間的能量轉換。

離鎮上老街相對偏遠的趙家別業——趙莊四合院，始建於1902年，由大照壁、“琴鶴世家”鎏金匾、兩個小天井和32間房組成。趙家經營桐油等生意起家，屬於鎮上大戶，現掛牌為“趙世炎故居”。

中共早期革命家、工運領袖趙世炎（1901-1927）字琴生，號國富，筆名施英，1901年4月13日生於此莊。在父母9個子女的家譜中，排行老八；在國際共運東亞板塊譜系裏，屬於書生仗劍並縱橫歐亞的第一代革命者。

莊園大戶人家的生活，在引車賣漿之升斗小民眼中，可羨，但在革命書生心裏的用戶體驗，卻是“可憐”。1919年11月1日，已是北師大附中學生並參加過“五四”街頭活動的趙世炎在《説少年》一文中寫道：“可憐我自從四歲起，讀了三四年的《三字經》《百家姓》《龍文鞭影》，又讀了三年的四書、五經，到了十一歲進高等小學，三年畢業又進了四年中學，現在剛脫離中學，我哪會知道世是怎樣問法？我既沒有問過世，讀的書又很少，我的家庭愉樂，拋離的很早，我的朋友交際，又很冷淡，叫我從何下手來論‘現代我國的少年’呢？”

所以1915年趙世炎龍潭高小的畢業典禮，也成了革命書生脫離故鄉的割禮。鎮上同代先後割家北上的革命書生，還有趙世炎外甥劉仁（曾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和九妹趙君陶（李鵬總理之母，曾任化學工業部教育司副司長），也有瞿秋白第一位夫人王劍虹和曾任中共華北區軍委書記、中共天津市委書記的烈士張朝宜。

趙世炎1915年考入北師大附中後，結識了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李大釗説他：“世炎腦子快，很多問題對我很有 啟發”；1920年他身穿西裝從上海楊樹浦碼頭搭乘阿芒貝尼克號輪赴法勤工儉學時，送行人中有穿長衫的書生毛潤之。他後來曾對陳毅談起四川這幫赴法闖蕩的革命書生，説趙世炎給他的印象最為深刻；黨內老資格的大姐蔡暢也曾説“世炎和恩來全身都是聰明。”

趙世炎1921年就成為中共黨員，旋即被派往莫斯科學習，1924年7月回國工作。《救國時報》曾説“趙先生為有名的北方評論政治主編，其言論風采為一般革命青年所景仰，趙世炎之名遂洋溢於全國。”

1926年他化名施英，在上海連續發動了一百多次罷工，又和周恩來領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7月2日因叛徒出賣，趙世炎不幸被捕，19日在上海龍華楓林橋刑場英勇就義，時年26歲。

是為桃花源外的凶險和犧牲，早在《桃花源記》及詩中就有所暗示。《桃花源記》原為32行五言體《桃花源詩》之序言，主題“避秦”，跟詩句“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一脈相承。我現在都還寫得出《桃花源記》中學版本的中心思想：通過對桃花源的安寧和樂、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繪，表現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對現實生活的不滿；還記得與此相關的詩化最高指示：“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

這些高高低低的論斷，都表達了隱逸者、革命者和桃花源三位一體的動態關係：隱逸者不滿小國寡民的桃花源，胸懷全世界，解放全人類，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於是成為革命者，試圖建立一個自己最終也走不出的更大的桃花源，那就是桃花源的升級版或終極版烏托邦。

這正是：千古書生桃源夢，書生千古夢桃源；千古桃源書生夢、桃源千古夢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