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下的秘密：三峽氣候災變的歷史現場

文\夏顯虎

三峽遠古至明清時期，威脅峽江人類生存的氣候災變多次發生。環境考古發現，長江三峽及江漢平原地區距今8000年至2000年前曾發生大規模洪水5次。考古專家認為，正是這5次特大洪水的發生，導致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商周文化更替，也就是特大洪水逼迫三峽先民調整生活方式以適應大洪水後新的環境，從而發生文化的明顯變異。如三峽秭歸朝天嘴遺址，在大溪文化期間至少發生過6次小規模洪泛事件，最後一次毀滅性洪水導致朝天嘴先民放棄世代居住的家園，攜大溪文化向江北及東部丘陵地區遷移，進而與當地文化和黃河流域文化交流融合，大溪文化逐漸演變為屈家嶺文化。

這些重大發現是在對三峽及江漢平原地區630處新石器遺址和商周遺址（不含墓葬）、三峽東出口及江漢平原地區古樹、泥炭遺存的考古發掘研究後而獲得的。其中，距今4000余年前三峽地區發生的特大洪水，與傳説中的大禹治水相吻合，“夏禹時代，雲陽，長江洪水暴漲，縣城受損嚴重。”三峽黃陵廟有“禹開江治水，九載而成功，信不誣也”的碑刻，説的也是這件事。據考證，三峽黃陵廟碑刻記載的大洪水至少有9次，大禹時期洪水水位較高，遠古先民只能“聚土積薪，擇丘陵而居”。

文獻顯示，自堯夏以來，特大洪患連連發生，《史記·五帝本紀》：“帝堯六十一年，蕩蕩洪水滔天。”《孟子·滕文公上》：“當堯元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溢于天下。”到距今3000至2850年前，我國歷史時期（指有文字記載）第一次寒冷期到來，這一時期三峽地區沒有異常洪水記載。距今2770至2000年前，第二暖期到來，降水偏多，三峽及江漢平原地區有洪水記載，期間特大洪水共發生3次。《漢書》載，該地區第一次大洪水發生在西元前185年，第二次發生在西元前181年，第三次發生在西元前180年夏天，“江水、漢水溢，流民萬余家”。西漢時期前後6年三峽地區就發生了3次特大洪水，其對三峽沿江地區人民生産生活的打擊，可以想像。《中國氣象災害大典.重慶卷》也記載了這3次特大洪水：“前185年，豐都，夏，江水溢。前181年，長江、嘉陵江兩岸江水溢。前180年，長江兩岸夏，江水溢，淹萬余家。”

魏晉南北朝時期（220—581），三峽地區共發生特大洪水5次，其中3次屬流域性。西元277年，“六月，益、涼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余人，沒邸閣別倉。”

隋唐、五代十國時期（581—960），第三暖期期間，三峽地區共發生大洪水32次，其中，唐代發生10次：

625年，臨江（忠縣），秋，大水。

630年，涪州，長江大水，州人于群豬灘崖下刻“唐貞觀四年水至此”八字。

635年，忠州大水。

644年，秋，梓、綿、夔州、梁山、忠州等州縣大水。

648年，夏，瀘、渝等州水。夏，長江大水。

650年，臨江，大水。

653年，夔州、梁山、忠州，大水。長江、嘉陵江兩岸，夔、忠州水。

773年，合州，丁一街一帶被淹。

806年，九月，黔州大水，衝壞州府城郭。

831年，夏，嘉陵江大汛，來勢猛，毀州城沿江民舍，洪水歷數日始退。”

後唐時期，“933年，夔州大雨，大水漂溺居人，夔州東十五裏，赤甲山崩。”

距今1000至800年前，為我國歷史上第三冷期，隨後進入延續100年的第四暖期（距今800至700年前），氣候波動頻繁，期間三峽地區共發生洪水45次，三峽各地有該時期洪水的題刻和洪痕。其中，西元1153年發生的特大洪水，忠州石刻記載洪水位高達158.47米，該碑刻記載與秭歸朝天嘴和宜昌中堡島的考古發掘結果相吻合；西元1227年的特大洪水，忠縣碑刻記錄洪水位達到159.99米。

該45次大洪水中，西元972年，臨江（忠縣），五月，江水漲二百尺（近70米）。六月，大水，江水漲二百五十尺（近80米）。

977年，忠州八月，江漲二十五丈（約80米）。

1212年，合州大水入城，漲至州署屋梁。

1217年，六月，重慶特大洪水。

1227年，六月，重慶特大洪水，水位194米，為千年一遇。江北縣梅溪鎮灰樓灣長田坎岩石上有水位標記。

1271年，重慶府五月，江水泛濫者三，自嘉而渝，漂城壁，壞樓櫓。巴縣，大水。

1297年，烏江水漲至綠陰軒下，水位石刻為247.2米。七月，潼南大水。

………

距今700至100年前，為我國小冰期，三峽發生洪澇災害54次，其中，1870年發生的特大洪水幾乎摧毀了三峽地區沿線所有城市，各地縣志均有記載：

五月十九，重慶城大水淹至元通寺屋頂，城內民房倒塌數百家，三天後退水。寸灘水位196.15米。江津，大水入城，城內民房倒塌數百家，三日乃退。

六月十三日至二十日，川東大雨，長江、嘉陵江爆發特大洪水，南川、合州、江北、巴縣、長壽、涪州、忠州、豐都、萬縣、奉節、雲陽、巫山等州縣城垣衙署、營汛（防汛機構）、民田、廬舍被淹。

《中國氣象災害大典·重慶卷》載，自宋元以降，水淹全城的特大洪水在三峽地區時常發生，財産和人命損失“無算”，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詳錄。

近年來，隨著三峽地區考古發掘的大規模開展，廢墟下的秘密被層層剝開，三峽地區近1萬年來的氣象氣候災害場景被逐次還原。毫無疑問，氣候變化是極端氣象氣候事件的直接原因，對于人類而言，其後果卻是相當嚴重的。研究發現，4至6世紀北歐氣候轉冷變濕導致農業歉收和饑荒，誘發了日耳曼民族大遷徙；17世紀歐洲普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過去1000年歐洲和北半球的人口崩潰、戰爭與動亂等均與氣候惡化有關。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在對戰國以降的內戰進行統計後發現，中國古代存在約800年的治亂周期間隔，氣候變化或是導致中國歷史治亂迴圈的因素之一。

有學者認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夏朝的建立，也與氣候突變直接關聯。《竹書紀年》載，夏時期氣候突變，“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經現代冰芯考古研究證明，這一記載實為嚴謹史實：祁連山敦德冰芯曲線顯示，距今4200至4000年前當地氣溫達到歷史最低點，與該時間段全球降溫事件同步。氣候突變引起生態環境脆弱帶（西部和北部）人群向中原地區遷徙，導致中原地區人口過載，部落之間為爭奪生存資源而進行大規模戰爭，夏王朝正是在這一極端氣候背景下建立起來的。揭開廢墟下的秘密，為解讀歷史疑問提供了新視角，對審視三峽古代氣候災變、科學應對正在發生的氣候變化，亦多有啟發。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朱誠等《長江三峽及江漢平原地區全新世環境考古與異常洪澇災害研究》，地理學報52卷3期；魏柱燈等《過去2000年氣候變化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影響研究綜述》，地球科學進展，29卷3期；吳文祥等《氣候突變、人口增長、地理限制與夏朝的建立》，中原文物，2014年5期；溫克剛、馬力等《中國氣象災害大典.重慶卷》，氣象出版社，2008年；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