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縣中壩：12米地層埋藏的5000年秘密

文\夏顯虎

5000年連綿不斷的地層堆積，20萬件出土文物。發掘領隊孫智彬教授稱：中壩遺址是“五千年的無字史書”。

孫智彬寫道：“中壩遺址的年代從距今約五千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歷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至近現代，基本沒有大的缺環。地層堆積厚、層多、出土遺跡和遺物豐富，在古今中外的考古發現中是空前的，其文化信息的蘊含量難以估量，是重慶三峽庫區五千年歷史的縮影和見證。”

中壩遺址的搶救性發掘，不但為5000年峽江史提供了完整的物證群，還對一樁歷史懸案提供了破解的可能：神秘的巴文化。活躍於夏商至戰國時期的巴地族群，由於沒有自己的文字和可靠的歷史記載，其身影始終在雲霧之中，眾多史家雖有符合邏輯的完美推論，卻因缺少可靠文獻和實物支撐，而無法成為落槌之音，導致巴史描述一直處於主觀想象莫衷一是的尷尬狀態。中壩遺址的發掘，實是巴史研究的福音。

最早的制鹽中心

中壩遺址位於重慶市忠縣縣城正北約6公里的㽏(gàn)井河兩岸的&地上，地屬原忠縣㽏井鎮佑溪村一社。遺址東西最長約350米，南北最寬約140米，總面積約50000平方米。㽏，本指鹹味，美味，食物因填入鹽而味道甘美。由於河水的常年沖刷，至發掘時，該遺址的主體部分已淪為河床左側一座約7000平方米的孤島，當地人稱“中壩”，故將其命名為中壩遺址。

當地人告訴考古工作隊，自清末民國初年，到20世紀70年代，在㽏井河沿岸的上官井和下官井之間，還有星羅棋佈、大小不等、深淺不一的鹽井72口。考古工作隊進場後，仍能看到沿用至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口鹽井——官井&。

中壩遺址最早發現於20世紀50年代，但試掘材料未見發表。1987年，四川省文物普查中對該遺址進行了重新調查。1989年，中科院考古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復查。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進行了試掘。1992年以後，又多次進行了復查。從1997年開始，由於三峽工程的影響，四川省文物考古所進行了為期6年的搶救性發掘，共發掘8000平方米，地層單位2575個，房址、灰坑、墓葬、灰溝、窯、灶、地面、路、墻、窖、滷水池等遺跡1414個，出土器物超過20萬件。發掘發現，中壩遺址地層堆積厚達12.5米，歷史跨度近5000年。

考古學家、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徐光冀先生認為，中壩遺址不同於一般的居住遺址，而是一處規模宏大的制鹽遺址。發現的遺跡也不是一般的居住遺跡，而是不同時期不同形態煮鹽的“爐灶”、蓄鹵坑槽、幹欄式作坊建築等制鹽遺跡。它們與世界各地的制鹽遺址特徵一致，“以中壩遺址為中心的遺址群，自新石器晚期以來是一個大的制鹽中心，也是目前中國內地年代最早的制鹽遺址。”

大地的饋贈

鹽是維繫生命繁衍生存的重要元素，在歷史上是國家財政的支柱和賦稅的重要來源，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稱其為“國之大寶”。

四川盆地在中生代的三疊紀（2.5億-2.03億年前）還是一個內海，經歷了億萬年的海侵、海退，加上地殼不斷運動，到了三疊紀後期，海水逐漸退出大陸。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導致的地質構造變化，四川盆地逐漸形成了一個有特殊構造的內陸湖盆，原來大片海水濃縮成的鹽鹵、結晶鹽礦與石灰岩、石膏及其他各種化合物、有機物、岩石等一同沉積下來，形成大大小小的鹽盆數十處。

據原四川省第二地質大隊在《關於提請部向國家推薦雲陽建設50萬噸/年鹽化工基地建議》中介紹，雲陽、萬縣一帶有一巨大鹽盆，深埋萬縣復向斜中3000米左右，鹽盆大致呈北東至南向西展開，西南起於忠縣拔山寺以南……綿延長度近100公里，寬20-30公里，鹽體展布面積2700平方公里，鹽盆岩鹽地址儲量1500-1600億噸。孫智彬等認為，中壩遺址就處於該鹽盆邊緣，由於背斜隆起和㽏井河下切作用，鹽鹵接近地表或自然露頭，極易被動物和古代先民發現、利用和開發，“可以確定無疑地説，中壩遺址是中國古代一個延續數千年的鹽業生産遺址。”

從滷水到食鹽

考古與考古學理論專家李水城先生在其專著《中國鹽業考古》中介紹，中壩遺址的文化層最多達79層，厚達12.5米，為峽江地區罕見。

至遲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800年，㽏井河一帶有了人類活動。日常生活中，一個奇特的景象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不斷有野生動物前來㽏井河飲水，且在同一地點。中壩鹽鹵就這樣被發現了。一個偶然的機會，人們發現液體的鹽鹵蒸發掉水分後，變成易於存放和使用的粉末，結晶鹽被發現。

起初，㽏井河的人們把鹽鹵曬乾，適量保存作為日常之用。後來，周鄰地區知道了㽏井河有鹽鹵，於是攜各種食物前來交換這神秘的“天賜之物”。物物交換讓㽏井河邊的居民們不用耕作和狩獵、採集就能獲得豐美的食物，過上幸福生活。他們放下弓箭和農具，轉而把主要精力用於汲取鹽鹵並製成結晶鹽，儲存並交換，鹽的商品交換由此開端，業餘制鹽逐漸向專業發展，中壩——㽏井河上這片小小的神秘土地燃起煮鹽的煙霧。

千年之變

李水城介紹，新石器時代晚期（前2500-1750），即距今4000年左右，中壩制鹽者用厚3-5厘米到20-30厘米的黃黏土在坑洞坑壁和底部加工，使其光滑並防滲，然後在坑底平鋪較平整的石塊，做成窖藏用的灰坑。這些窖藏坑大多口大底小，口徑約1-2米，底徑大多小於1米，深度多在1米以上，少數超過兩三米深。這些窖藏坑或用於儲存鹽産品以及與之相關物品的儲藏，也有人認為它們可能是用來儲存或沉澱滷水的。有些坑口外側一週還挖有小的柱洞，“應是在坑洞的上方搭建遮擋雨水的設施，防止雨水滴落到坑洞裏。”

這一時期，作為制鹽的主要工具，厚唇花邊口尖底（小平底）缸在中壩被廣泛使用。此類器具均為夾砂紅褐陶，製作粗糙，特點為大敞口、口緣翻捲，厚唇部位捏塑波浪大花邊，腹壁斜直，至器底收縮成尖底或小平底，有的器底還向下延伸出一截短圓柱。李水城認為，這類尖底缸極有可能是用於煮鹽的器具。煮鹽的爐灶係下挖而成，平面為圓角長條形，長近10米，橫斷面為鍋底狀。煮鹽的方法，有可能是將尖底缸盛上鹽鹵，一個挨一個豎放在煙灶內，完全開放式投放燃料燒煮蒸發水分，留下結晶鹽鹵在尖底缸內刮取。

人們還在地上挖掘出密集的“洞”，它們分佈無規律，在9X9米的範圍內多達上千個，西周中晚期至戰國，這種“洞”的密集程度逐漸減小。孫智彬説，雖多方求證，這類“洞”的用途至今不明。

李水城介紹，青銅時期（前1750-前800），即中原商代、西周時期，中壩制鹽的陶器為尖底小杯。國外專家認為，此類尖底杯有兩種功能：制鹽的模具，同時也是交易運輸的容器。“從前期的尖底缸到改用尖底杯制鹽，這一巨大轉變非常突兀，深層原因很可能與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超量砍伐森林（竹林）為燃料，導致中壩周邊植被環境惡化，出現燃料危機有關，迫使人們不得不放棄傳統的柴薪煮鹽法，改用小型尖底杯制鹽。”李水城説，經與國外古代制鹽工藝比對發現，這一時期的中壩制鹽或為將尖底杯插進預先挖好的小坑內，鹽鹵注入尖底杯，蓋上蓋子，以防雨水和雜質混入，再經日曬蒸發和滲透壓作用，將鹽鹵中的水分析出，從而獲得結晶的鹽塊。這種制鹽的好處是不需要任何燃料。考古發掘出來的大量密集“洞”，有可能就是安插制鹽尖底杯的。

李水城認為，中壩的尖底杯均為泥質陶，不適合直接見火熬煮，或是製作鹽錠的模具，即用較大型的容器在爐灶上熬煮滷水，待滷水沸騰開始結晶，將濕鹽撈入尖底杯，再將尖底杯插立在木架上烘烤，析出濕鹽水分，獲得鹽錠，即一定分量的錐狀鹽塊。其優勢在於，尖底杯的大小相近，其製作出的鹽錠規格較為統一，是古代的標準化産品，適合交易流通。中壩這一時期出現大規模的尖底杯，很可能此時的鹽業生産已進入專業化，貿易廣泛。

青銅時代末期至鐵器時代早期（前800-前200），中壩制鹽陶器改用圜底罐，其容積大致恒定在500毫升左右，大於尖底杯的容積，相當於今天一瓶礦泉水的容量。李水城認為，此類器物既是制鹽的容器，也可能兼有量器的功能。制鹽工藝或為在煙灶前放置大型容器熬製鹽鹵，在鹽灶後部放置一排排圜底罐，將結晶的濕鹽撈取出來放到圜底罐內，從而獲取恒定值的鹽錠。也有人認為，中壩採用花邊口圜底罐煮鹽，表明前一時期燃料短缺的困局得到緩解，或者出現了其他更為行之有效的運輸方式，可以將鹽錠做得更大，以增加産量，擴大銷售。特別是圜底罐的超量使用，表明這一時期中壩的制鹽産業有了長足的發展進步，出現了專業工匠、專業化生産和生産組織協調能力大幅度提高，圜底罐的標準化和規模化，或為較固定的商業交易模式已經形成。不過，中壩遺址沒有發現這一時期的制鹽爐灶，當時究竟採用何種方法煮鹽以及如何用圜底罐煮鹽，依然沒有共識。

巴人露面

上古（夏商——戰國）正是雲霧迷蒙的巴文化（或峽江土著文化）時期。王巍總主編《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如此定義巴文化：過去曾將戰國晚期的重慶冬筍壩船棺墓和涪陵小田溪墓葬等視為巴人遺存，後因湖北省宜昌市中堡島、秭歸縣朝天嘴、長陽土家族自治縣香爐石等發現一批年代相當於夏商時期的遺址，巴文化的存世時間即大大提前，即這批“以夾砂陶罐、陶釜、陶豆、陶尖底杯以及石斧、錛、鑿等為代表的夏商遺存是巴文化的典型器物”。到戰國時期，三峽地區的巴文化與成都平原的蜀文化交流廣泛，從而形成了界限模糊的巴蜀文化。

按照這一界定，中壩鹽業的發端和興盛，正與巴文化的存世時間高度吻合。

中壩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中，陶器以夾砂陶為主，並從灰陶、灰褐陶向紅陶、紅褐陶演變，紋飾從菱形繩紋向粗戳劃紋、戳印紋演變，器類以大口深腹缸、各類罐為主，還有甕、厚胎缸、豆、簋(ɡuǐ)形器、壺、碗、盤、缽、杯、器蓋、器座、紡輪等。石器的石料都來自㽏井河沿岸的河灘等地的火成岩、沉積岩和變質岩，加工方法主要有打、琢、磨制，器形種類主要為斧、錛、鑿、矛等。

中壩遺址夏商時期遺存中，陶器以夾細砂陶最多，泥質陶很少，陶色以紅陶和紅褐陶為主，灰褐陶較多，黑陶、灰陶、褐陶較少。紋飾以繩紋為主。陶器種類主要有缸、甕、罐、豆、尊形器、杯、器蓋、紡輪、網墜等。石器主要有斧、錛、鑿、鏃等。

周代，中壩陶器以夾砂為主，包括夾粗砂、細砂兩種，泥質陶很少。陶色以紅陶、紅褐陶為主，次為灰陶、灰褐陶，褐陶、黑陶也佔一定比例。紋飾以繩紋為主，包括細繩紋、中粗繩紋、粗繩紋三種類型。器類主要有缸、甕、罐、釜、豆、甗(yǎn)、尊形器、器蓋、器座、紡輪、網墜等。石器主要有斧、錛、鑿、鏟、鏃、矛、球等。（綜合孫智彬主編《長江三峽工程文物保護項目：忠縣中壩》第一、二卷，科學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

中壩遺址出土的上述新石器時代末期、夏商周時期的豐富遺存表明，當地這一漫長時期生活着的土著族群，應是傳説中的巴人。

美麗圖景

煮鹽之外，㽏井溝（中壩）一帶的農業和漁獵業依然蓬勃發展。

孫智彬介紹，先秦（上古）時期，㽏井溝一帶的農業以種植旱地作物黍和粟為主，與中國北方早期旱作農業的特點基本相同。稻穀很少，可能只是農業生産的輔助性手段，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其稻穀屬於舶來品的可能性，黍、粟也不排除是當地人物物交換或賣出鹽産品再購買農産品的可能。也就是説，中壩遺址出土的農産品，有可能是購買而得，並非當地出産。

氣候溫暖濕潤的峽江地區何以熱衷於種植北方旱地作物？李水城認為，中壩作為鹽業生産基地，其土壤或含鹽較高，因此當地人選擇種植生存能力極強的黍，特別是黍具有突出的耐鹽鹼性，可在含鹽0.3%的鹽鹼地生長，個別甚至可在含鹽達0.7%的土壤中生長，因此中壩人首選種植黍是環境適應性策略，“不過，這一結論帶有較大的推測性，尚需進一步論證。”

這一時期，峽江地區有着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黑家鼠、野豬、白唇鹿、馬鹿、麋鹿等均是當地人射獵的對象。當地人還馴養豬、狗和黃牛，捕撈草魚、鰱魚、鳙魚、鯉魚等。先秦時期峽江地區漁獵經濟十分發達，並不依賴農業，實為環境使然。

自然環境方面，李水城介紹，㽏井溝一帶的原生植被為亞熱帶森林，人類活動導致森林遭受破壞，演替為禾草為主的次生草本群落，“新石器時代，在開闊的草地上，這一帶廣泛分佈着點地梅以及較少的松屬、櫟屬、樺木屬和楓楊屬喬木，㽏井溝中壩附近的河谷地點形成疏林草地景觀。”

商代和西周時期，㽏井溝尤其是中壩周圍仍分佈以禾本科為主的草本植物群落，木本植物以及曾廣泛分佈的點地梅進一步減少，表明這一時期人類活動增強。鳳尾蕨、卷柏增多，可能這一時期峽江地區氣候有乾燥的趨勢。

春秋戰國時期，草本植物和蕨類植物仍是中壩一帶的主流，夾竹桃科、檵(jì)木屬、杜鵑花科等熱帶-亞熱帶常綠灌叢木出現，石松增多，表明氣候溫暖濕潤，區域植被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灌叢木擴大。同時，農墾活動規模增加，森林遭受破壞，草坡增多。不過，周邊較高的山地始終有森林存在。

寂寞謝幕

中壩遺址豐富遺存的出土，還原出先秦（上古）時期峽江地區的生動畫卷：在以草地為主的河谷地帶，出沒着種類繁多的陸生動物和水生動物，土著先民們以射獵和捕撈為主獲取日常熱量所需，並種植旱地作為漁獵的不足。中壩鹽泉的發現及其逐步專業化、規模化、商業化的生産，使得當地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同時也加劇了森林植被的持續破壞。

據趙逵、張曉莉著《中國古代鹽道》（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介紹，㽏井溝（中壩）鹽的外運，往往經水運匯集到忠縣（應為石柱縣——作者注）西沱鎮，陸運經重慶石柱、湖北利川、恩施，再由恩施經清江水運，過湖北長陽、宜昌，進入湖北腹地市場。長江航運的季節性時斷時續導致江運不暢，是中壩鹽不走長江水道進入湖北市場的自然原因，轉而選擇鄂西地區的陸路和水道轉運。

在騾馬的單調蹄聲、鈴鐺聲和咿咿呀呀的槳聲中，川鹽古道演變成黃金之路，為缺鹽地區的人們送去金貴的食鹽。峽江土著文化也依靠商業活動與大山外的文化發生着持續的交換，豐富着峽江土著（巴）文化的發展。

由於文獻匱乏，先秦時期的峽江歷史傳説多於物證，中壩遺址出土的豐富遺存，使科學還原上古峽江史（尤其是眾説紛紜的巴文化）成為可能，這正是中壩遺址的重大價值之一。秦漢以後，中原文化迅速改變峽江地區的土著文化，並成為有案可查的信史。本文僅簡略介紹：漢至唐宋，中壩制鹽業持續處於較高水平，宋代是中壩制鹽業發展的頂峰，這一時期的制鹽技術已非常成熟。西漢中期以後，中壩制鹽工具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再使用陶質類工具而改用鐵質“牢盆”為主，此後，鹽業生産工具基本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唐代中期前後，中壩制鹽使用成組排列的圓形煙灶，宋代主要為作坊式，明清至近代為石砌煙灶。宋代之後，由於制鹽技術的停滯與海鹽的興盛，中壩制鹽業逐漸衰退。（忠州博物館劉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