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塘峽老關廟：目擊4000年前超警洪水-

瞿塘峽老關廟：目擊4000年前超警洪水

文\夏顯虎雷霆軍

大禹治水的故事人盡皆知，世人更傾向於這是一個英雄神話，而非歷史事實。人們津津樂道於這個故事，是其張揚了克己奉公的生命價值和科學治水的現實精神。

三峽老關廟遺址的出世，卻讓大禹治水的故事由虛無的神話傳説變成了可感的歷史事件。更為嚴謹的説法是，老關廟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給4000年前的那場大洪水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證據。

上古事件的身影依然模糊，卻由此變得可以觸摸。

老關廟遺址在重慶市奉節縣境內，瞿塘峽西口的長江北岸，草堂河與長江交匯處的一個三角形&地上——十元人民幣背面夔門圖的左側，半山腰偏下。它隔着草堂河與白帝城相望，距奉節老縣城約5公里。據介紹，二十世紀50年代，這裡保留着一座明代修建的關帝廟，當地人稱為“老關廟”，老關廟遺址的命名，由此而來。

數千年來，老關廟遺址覆蓋於農田之下，沒人知道它保存着驚人的故事。1993年，吉林大學考古學院考古學系受國家文物局委託，對奉節縣三峽水庫淹沒區內的地下文物分佈狀況進行全面調查和復查，首次發現並確認、試掘了老關廟遺址。1994年，對老關廟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4000年前的驚人故事，由此揭開。

老關廟遺址的地表為梯田，種植着土豆和小麥，並保留有較大面積的桔林。遺址所在&地東西向傾斜，海拔高度在150-182米之間，總面積約4000平方米。這個海拔高度，正好在三峽水庫控制線（175米）上下。

兩次發掘，均選擇在海拔172米以下，共發掘290平方米。遺址因被當地農民改造成梯田，致使地層遭到嚴重破壞，兩次發掘都未找到可以確認的原生堆積。由於擾動嚴重，各層所見遺物基本無大差別，除包括少量崇禎通寶、永歷通寶和近現代瓷片、鐵釘以外，其餘均為陶器碎片，以及三件陶紡輪和一件石斧。

此次發掘的成果，被認為是當時川東地區田野考古的重大突破，填補了三峽地區史前考古研究的空白，陶片等遺物被認為與瞿塘峽東口的大溪文化存在一定&&，老關廟遺址發生的時間或在4000年前。這一重大發現，為人們提供了三峽地區史前社會的豐富想象。

老關廟遺址的遺物特徵與三峽本地及周邊地區以往發現的其他遺存有明顯的不同，而被命名為“老關廟組”。後來，它被正式命名為老關廟文化，成為瞿塘峽以西地區最早命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這些初步結論，把老關廟遺址定格在夏代的經緯線上，而此後的發現，直指傳説中的史前大洪水。

1996年12月、1997年1月，原奉節縣白帝城文管所和重慶市博物館考古隊在配合夔門古象館施工時，於老關廟遺址的施工現場清理了3座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土坑墓，發現3具直肢葬、曲肢葬人骨架，以及隨葬遺物5件：石鏟1件、陶罐1件、陶碗一件、陶豆一件、陶罐底部殘片一件，清理施工現場時，還採集到陶缽1件、陶碗1件，疑是隨葬品。

此前，在1995年的發掘中，老關廟遺址還發現1座土坑豎穴墓，與隨後發掘的3座墓葬既有共性又有區別。著名考古專家趙賓福認為，這4座墓葬應該屬於同一個人類共同體，通俗地説，他們或是家庭或家族成員。

老關廟文化被確認屬於新石器時代文化末期，其絕對年代距今4000年-3700年，下限在夏代——這一時期正是中華大地上遭遇洪水之際。傳説中的大禹，在位時間為公元前2029年-前1982年，剛好在大洪水與老關廟遺址發生的時間點上。孤獨地矗立於瞿塘峽西口的老關廟遺址，是否見到過大禹矯健的身影？我們不知道。可以確認的是，老關廟遺址的上古居民目擊了4000年前的這場大洪水，甚至就是大洪水的倖存者。

大禹治水的故事，幾千年來人們都在奮力求證，卻因無確鑿的證據而淪為無休止的爭論。直到興起於20世紀初的考古發掘，才給這一神話傳説的落地提供了可能性。20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三峽文物保護工作，在三峽地區很多古遺址中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洪水遺跡。如在中堡島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鎮長江中），由於地勢低矮，歷史上曾多次遭受水患災害。中堡島遺址文化層中，第七層發現有黃褐沙或黃綠沙，這是洪水的遺留物，出土的灰白陶淺腹圈足盤和夾砂中口罐，紋飾主要有繩紋和藍紋，其時間相當於龍山階段（距今4600-4000年）至二里頭階段（距今4000-3700年），證明這一時期長江上游發生過一場特大洪水，與史籍記載的大禹治水相吻合。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專家彭學斌撰文稱，瞿塘峽東口的大溪文化遺址新石器時代地層，以及老關廟時期文化層（距今4000-3700年），有多層疑似洪水層，其中“有許多是一層沙與一層骨渣相間分佈”，洪水淤沙夾雜在文化層堆積中，説明這一時期的洪水浸漫過三峽地區人們日常生活的區域。

直白地説，就是大量動物在這場大洪水中罹難。

環境學者對長江上游一二級階地上的粘土粉砂質沉積進行分析，表明在距今4840年-3983年期間，長江上游發生過大洪水，其中，距今4000年期間的特大洪水，在三峽壩址附近樣點水位高達87.07米，是“全新世（11700年前至今）已知相對最大的洪水”。這一時期，也正是老關廟遺址發生的時間點。

豐都玉溪坪遺址、忠縣中壩遺址、湖北秭歸朝天嘴遺址等，均在這一時期的文化層發現了較純凈的淤沙層，證明這場洪水覆蓋了整個長江上游地區，很多臨江的低矮聚落遭受重創。

另一方面，長江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突然斷裂，也為這場洪水提供了直接證據。考古發現，燦爛的良渚文化（中心地區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距今5300-4000年左右）和石家河文化（因發現於湖北省天門市石河鎮而得名，距今5000-4000年）幾乎同時衰落，這種大面積的劇烈斷裂，只能由毀滅性的災難造成，毫無疑問，那就是大洪水。考古學家用感傷的筆調寫道：“兩湖地區那些巨大的環壕土城，到石家河晚期都已廢棄，江浙一帶良渚文化的高&土冢已成過眼煙雲，長江以南大部分地方更已是人煙稀少。”可以想象，這一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是何等的悲慘，這一地區輝煌的上古文化，被這場滔天洪水無情毀滅。

由於缺少上古氣象記錄，我們無從得知這場大洪水是偶發的區域性災難，還是全球性水患，地球上發生過大洪水，或為日趨明晰的史實。矗立在瞿塘峽西口的老關廟遺址，目擊了這場滔天大洪水橫掃世間萬物的慘烈場景：沿江聚落被狂暴吞沒，沿江土地被統統摧毀，來不及逃走的人類、家畜、野生動物被洪水裹挾而去……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專家彭學斌認為，出現在老關廟遺址的上古居民，或非三峽土著，有可能來自遙遠的江漢平原：老關廟墓葬出土的陶豆，具有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典型特徵，卷沿侈口小罐、假圈足碗（蓋器）、大圈足盤、細柄豆等有中原龍山文化的痕跡，老關廟文化與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中原龍山文化發生的關係，媒介或許就是這場滔天大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