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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採訪中的困境和復雜情況

有感于報社關愛通訊員

□ 江蘇淮海晚報社  孫連洲

2006年12月15日,《淮安日報》和《淮海晚報》同時在顯著位置刊登消息《為了我們的功臣……》,消息説的是一基層通訊員從1983年起至今,不辭辛勞堅持新聞報道工作,最近被確診為尿毒症,急需大筆醫療費用,而這位通訊員收入低,家中一貧如洗,高額的醫療費用讓他陷入了絕境。消息傳到《淮安日報》,引起了報社高度重視,除派人上門看望這位通訊員外,還紛紛捐款。同時,通過媒體呼吁社會各界共同來援助這位老通訊員。消息讀來讓人感到心熱。

我們知道,在新聞隊伍中,鄉鎮通訊員來自最基層。他們中的很多人白天忙于鄉鎮的工作或農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向新聞單位提供一篇篇有價值的新聞稿件,他們是新聞事業的功臣。但現實狀況是,在許多地方,不少鄉鎮通訊員甚至連固定收入都沒有,他們的勞動報酬僅僅是發稿所得稿費。採訪條件之艱苦、收入之低出乎人們意料。

《淮安日報》在基層通訊員遇到困難之時,及時伸出援助之手,不僅體現了報紙的人文關懷,同時也發揚了報社與通訊員之間那種 “一家人”的好傳統 ,這樣做,溫暖人心,凝聚人心。

 

慎用新聞資料圖片和畫面

□ 安徽師范大學  沈正賦

 

2006年11月14日,《江淮晨報》的報道《叔侄兩人罪不可恕—合肥網吧爆炸案庭審焦點解析》對11月13日合肥“55網吧爆炸案”的審判進行重點報道。然而,為此文所配的新聞圖片卻出現了以舊充新、張冠李戴的現象。

11月13日,合肥市氣溫6℃至22℃,市民們普遍穿上較厚的秋裝。而當天《江淮晨報》上的圖片中,被告、旁聽的市民、法警都還穿著短袖夏裝。但在當天出版的《新安晚報》上,三名被告和身邊的法警均穿著深色長袖服裝。尤讓人感到奇怪的是《新安晚報》上此案主犯盧東溟是剃著光頭站在被告席上,而《江淮晨報》上的盧東溟則是留著一頭黑發。兩幅圖片一對比,不難判斷出,《江淮晨報》所使用的圖片是過期資料圖片,可能是9月25日第一次庭審時拍攝的,不是一審判決當天拍攝的新聞圖片。

2006年7月,安徽電視臺在運用一段新聞背景資料報道發生在1月的一件事情時,電視畫面採用的雖然是街頭行人腰部以下的抽象甚至有些朦朧的鏡頭,但映入觀眾眼簾的卻是行人身穿裙裝、足蹬涼鞋的鏡頭,冬夏顛倒,畫面表現與文字表述發生錯位。9月中旬,安徽電視臺在“新聞聯播”中播出《第九屆中國(銅陵)青銅文化博覽會即將舉行》的新聞,而這條“即將”舉行的“第九屆”博覽會的新聞畫面,使用的卻是第八屆青銅文化博覽會的畫面,且沒有任何提示和文字説明。這種以過去的事實來演繹未來情景的做法不夠妥當。

我認為,隨著圖片和畫面在新聞報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這種亂用新聞資料圖片和畫面的現象在紙質媒體和電視中的出現也就越顯得普遍。雖然在新聞報道中,不是不能使用新聞資料圖片和過去的畫面,但在報道時必須有明確説明,要麼配上文字説明,要麼打上字幕加以交待,否則就會令受眾對此新聞報道的真實性産生懷疑。新聞實踐表明,失真的圖片和畫面往往還會帶來適得其反的報道效果。

 

媒體報道謹防越界

□ 江西贛州人民檢察院  楊  濤

 

“本報記者昨晚獨家獲知,經過專案組幾個日日夜夜的艱苦奮戰,貴州興仁縣長滅門案的偵破有了重大進展,昨天下午,專案組已經成功地抓獲了一位犯罪嫌疑人。”(《廣州日報》2006年12月3日)我異常驚訝于媒體的鑽透能力,他們從“專案組內部人士”口中打探到兇手供述的詳細作案細節及作案動機,報道對兇手是如何被擒拿歸案的細節也描述得一清二楚。

 公眾的好奇心是滿足了,媒體也因此吸引了眼球,不過,似乎有一個重要問題卻為公眾與媒體忽略了:這種案情細節的披露會不會對案件的偵查産生不利影響呢?

案件是11月28日發生的,距當時不過六天,並且案件只是抓住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案發經過也只是根據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兇手,或者兇手不止一個人,那麼,其他兇手會不會從這些細節的披露中,布置好周密的反偵查措施呢?—如果這種推測可能性成立的話,媒體是不是充當通風報信的角色?

一邊是媒體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和公眾的知情權,另一方面是司法偵查工作保密的需要。

一個社會要有健康發展,媒體的輿論監督必不可少,政府和司法機關必須充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但是,在具體個案中,為了偵查工作的需要,在一定時期對于一定案情進行保密卻是必要的,媒體不分時間事無巨細的報道,在某種程度上會對偵查工作産生負面作用。

 

警惕“跳樓新聞”的負面效應

□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冉明仙

 

1月5日,成都一家都市報和晚報均用5張圖片重點包裝同一社會新聞:四川仁壽婦女王菊蓉因丈夫1月1日在成都一工地上突然死亡,為討説法,她寒夜怒上50米高的塔吊,119急調雲梯展開營救。兩報均用強勢版面詳細展示事情發生的始末,並通過放大壓題圖片,圖文並茂地展示官兵救人過程。

但我以為,如此突出跳樓新聞,只求抓住受眾眼球,卻沒有配發言論進行輿論引導,負面效應相當明顯。這種強勢的版面語言究竟在向人彰顯什麼?我對周圍讀者隨機調查了一下,發現有不少人竟然“非常欣賞這個人的創意”。他們説,“腳板跑大了都沒有解決,她這一上塔吊問題就解決了”。事實上,這種極端的事件處理方式極易引起模倣,果然,沒過幾天就有人效倣,1月9日又有報紙報道《他要跳樓 心理咨詢師來相勸》報道一裝修工爬上8樓外墻雨蓬,揚言討不到工錢就要跳樓。

我認為應該對這類題材進行淡化處理,簡單陳述事件經過,最多配一兩張小照片,或者為新聞配發評論,指出這種極端方式尋求問題解決的危害。

諸如稍不注意自己就會從50多米高空掉下來,將粉身碎骨等,並指出解決類似問題的途徑,鏈接建築行業監督電話和相關維權部門的電話,同時呼吁加大打擊建築行業侵害民工權益的行為,完善相關監督處罰機制,加強有關部門為民工維權的力度,真正理順民工的訴求表達渠道,既幫民工妥善解決問題,又維護社會穩定。

 

不妨多為農民工“唱讚歌”

□ 雲南昆明  段  鈞

 

近日,昆明城區的北京路延長線改擴建工程勝利完工了。我每天上下班便捷地穿行于這條寬闊大道上,在感受到黨和政府民心工程的恩惠和溫暖時,心頭不禁一次次涌起對農民工建設者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在此項工程緊張施工的100多個日夜,有多少農民工參與奮戰,不得而知,但親眼目睹的事實也許能證明一切:從開挖地基、鋪設管網、搬運土石、電焊搭橋、鑲磚鋪路到種樹綠化,一群群頭戴安全帽、衣著沾滿泥灰的建設者,默默地包攬了被某些城裏人喚為“臟、累、差”的工作!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據我所知,平時媒體上報道市政工程規模大暖人心的有之,報道民工施工墜樓身亡、偶然打鬥等的也不時有見,而記錄民工為這些工程建設付出辛勞、作出貢獻以及他們勞動背後生活的報道卻很鮮見!

在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蓬勃發展的今天,媒體應當把盡可能多的筆墨和鏡頭,對準這些來自農村的城市建設者,為他們的勞動唱讚歌,為他們的艱辛鼓與呼,幫助他們真正和諧地融入城市,快樂地勞動和生活,實現自己的夢想。

 

宣揚怎樣的價值觀

□ 南京現代快報社  王慶順

 

《東方衛報》最近特約了一位筆名為鄧子的寫手在這家報紙“慢讀還珠”版開了個“鬼話連天”專欄。寫的是鬼的故事,講的是人的道理。在古籍裏翻閱,在舊書裏細讀。講的不僅是故事,還是典故。

鄧先生在《賣鬼賺錢》這篇文章裏“講”的是《定伯賣鬼》的故事。鄧子在夾敘夾議地“講”完這個古代經典故事後,總結道: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教訓有兩個:一是,你哪怕做鬼了,也不能太老實,老實鬼和老實人一樣,肯定要吃虧的;二是,即使是鬼,也不能不對人多加提防,因為人的鬼心眼、鬼點子、鬼主意、鬼心腸,那可比鬼多多了。 

讀到這裏,我心裏堵得慌。在當今社會風氣不太理想的大背景下,媒體應為純化社會風氣,為倡導世人爭做老實人、做老實事、講老實話而鼓與呼,豈可借鬼説事,公然宣稱:做人不能老實,做鬼也不能老實。如此“宣傳”,影響極壞。試想,如果世人都以做老實人為恥,一個個都爭做姦人,這個世界豈不“陰風陣陣”,鬼蜮橫行?

《定伯賣鬼》的故事不是不能講,也不是不能“古為今用”,而是應注意輿論導向的問題。如果鄧子先生這樣總結:你哪怕做鬼了,也不能馬大哈、缺心眼,缺心眼的鬼和缺心眼的人一樣,肯定要吃虧的。假如是這樣,我就絕不會對鄧先生借鬼説事有異議的。

 

政府考核和媒體職責

□ 廣州日報社  曾春光

 

行政部門執法是否公平公正、高效便民?有無不作為、亂作為現象?湖南省直部門2006年度的行政執法行為,除了進行內部考核外,還首次邀請中央駐湘媒體以及本地媒體,分別從執法效果、執法內容、執法程序、執法風紀等方面,對省直部門進行評議,並當場打分(12月20日《人民日報》第10版)。

近年來,不時發生媒體記者在採訪過程中被囚禁、被搶相機等事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媒體的威望在下降。而現在,政府部門行政執法考核邀請媒體打分,至少説明媒體的聲望又在上升,值得高興。

但是,這種“媒體為政府部門打分”並不是媒體應做的事情,媒體的職責是做好新聞報道,若是每個地方的政府部門進行年度考核都邀請媒體打分,媒體代表不是要疲于奔命,不用做日常的新聞報道?

俗話説,隔行如隔山。媒體與政府部門可以説是完全不同的行業,政府部門行政執法考核的事,還是交給黨內監督、法律監督、群眾監督更合適。

總之,在我看來,政府部門大可不必邀請媒體打分,而媒體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即可,正確地行使新聞報道之權,正確地開展輿論監督,隨時隨地,校偏扶正,祛邪除弊。

 

生態遊的隱憂

□ 山東濟寧日報社  楊光民

 

“清晨,在山間林陰呼吸清新的空氣;晚上,在小溪邊聽水潺鳥鳴,還可品嘗可口的農家飯,心情舒暢、放松。”這是許多媒體報道對生態旅遊的誘人描述。

近年來,生態旅遊在全國遍地開花,新聞媒體出于各種原因也給予較多關注,焦點大都集中在生態旅遊資源的開發上,報道較少關注生態旅遊給當地政府、人民帶來收入的同時,也會由于旅遊的開發、觀光客的增多,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生態旅遊與環境保護、合理規劃適度開發,才是媒體更應該關注的問題。

近年來,也有媒體涉及旅遊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合理關係的報道,但這似乎不能影響各地開發生態遊的熱情,殊不知,生態資源的過度開發是我們在向子孫後代“借貸”,拿什麼來“償還”值得大家認真思考。我以為,媒體有責任有義務在報道生態旅遊的同時,更多關注旅遊開發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呼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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