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4月26日電 4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清華學人手札裏的大師風采》的報道。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近百年前，時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演講中的一句話，道出了大師對於大學的重要性。大師，既是學問之師，又是品行之師。他們的人格魅力和學術造詣，是“大學之大”的最重要支撐。
“尺素情懷：清華學人手札展”正是這樣一個用“一筆一畫一書寫”真切映照大師風範的展覽，由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展出了130余位清華學人的手札。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李濟、錢玄同、費孝通、華羅庚、錢三強、葉企孫……都是人文與科學領域大師。
在清華110多年的歷史中，他們有的曾在此執教，留下諸多佳話；有的曾在此學習，由此開啟求學問道之路。他們讓清華之所以成為清華。
惟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大師們雖已遠去，但從他們留下的手稿、書信、詩文、筆記中，能看到普通傳記中未能展現的精萃點滴。“這些手札背後，是一位位有個性、有喜怒、有情懷的人，有正史中難得見到的豐滿和真實。”手札展策展人、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説。
“不怕沒進步，但不可太用功”
瀏覽手札，我們能看到早年的教育經歷與興趣愛好，如何為大師們一生的事業打下基礎，也能從他們所秉持的教育理念中得到 啟發。
“前奉函囑對留美公費生楊振寧君之研究計劃加以指導，經與楊君數次商談，以目前美國情形，高電壓實驗較難進行，可否略予變通，以應時宜？查高電壓實驗之目的，在研究原子核物理，楊君對原子核物理之理論尚有門徑，赴美深造適得其時。”
這是20世紀40年代，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王竹溪寫給梅貽琦的關於楊振寧的培養意見。楊振寧1945年獲得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就讀芝加哥大學，1949年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關於那封培養意見，楊振寧曾説，這是對於他後來的研究工作很有影響的一件事。
“這封信體現出清華對學生培養的細緻。”杜鵬飛介紹，楊振寧原本專業是實驗物理，趙忠堯和王竹溪根據楊振寧的特點和當時的國際研究形勢，推薦楊振寧選擇了理論物理，“楊振寧天分極高，做實驗物理肯定也會有所成，但可能沒有後來這樣大的成就。”
天文學家張鈺哲，1919年考入清華，是“中華”小行星發現者。晚年，他在紀念沈括逝世890周年大會上的發言，講述了8歲時看到哈雷彗星的經歷，成為他一生鍾愛的天文事業的肇始。
“記得我八歲那一年，正是舉世矚目的哈雷彗星回歸的1910年。哈雷彗星橫掃天際的奇特景象深深地打動了我。這個最初的印象對於我以後轉學天文學，並從事行星彗星的觀測研究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
巧合的是，演講這一年，他在紫金山天文&再次看到哈雷彗星。演講中，他興奮地説：“我祈望看到兩次哈雷彗星的畢生願望終於實現了。”
“你現在已上課了嗎？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沒有進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體好，進步更快。”這是1929年，胡適寫給陶孟和長女陶維正的信，信的內容是他教育理念的體現，從中可以看到他對孩子身心並重的教育理念。
“工作進行如常”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多災多難。然而，學人們無論在怎樣艱難的環境下，都弦歌不輟。通過展出的手札，我們能看到抗戰烽火中，那些不曾停滯的研究與考察。
“工作進行如常。黃沙河道問題，藉新開之四條濠已大致解決。毫無疑問的，水源來自蒼山，在新濠中，深及三公尺下，找出地層陷落的證據。我們所注意的那個山凹，當可藉此解釋。四野黃雲，麥已將熟，割麥插秧時季，去現在尚有十幾天。在忙季以前，我們的主要工作定能完成。”
這是抗戰時期，吳金鼎致梁思永的信。吳金鼎1926年考入清華，師從李濟攻讀人類學專業。他也是山東龍山文化的發現者之一。
抗戰爆發後，大批知識分子遷徙西南。他們到了哪，考察和研究工作就在哪展開。
1938年11月到1940年6月，作為蒼洱古跡考察團團長，吳金鼎在大理及洱海一帶開展田野調查和考古發掘工作。從他的書信中，能看到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以及“四野黃雲，麥已將熟”所流露出的中國人抗日的決心和信心，恰如當年《大公報》那篇著名社論《我們在割稻子》所言。
接下來筆鋒一轉。“承費神帶去之照片已印出否？很擔心郵局大火，燒了我們的照片”，“聞重慶又遭空襲，不知濟之先生已歸來否，唸唸”，這樣的文字，又把人帶到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學人們的考察成果可能被大火燒燬，自身可能遭遇空襲和死亡的威脅。
“昨日守和先生來談，述及《甲骨叢編》之計劃，彼甚熱心贊成，並允由圖書館自印出版……《殷墟文字外編》編成後似可續編此書，將來全書告成，實契學空前之大著也。”
這是抗戰期間，同為甲骨學家的陳夢家致信董作賓，商討關於《甲骨叢編》的出版計劃。陳夢家曾在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任教，從下文中“聯大遷徙與否尚在未定之中”，可知此信寫於西南聯大時期。這封信同樣展現了戰爭陰霾之下，學人們在學術上的不懈追求。陳夢家之妻趙蘿蕤曾回憶這一時期的陳夢家：“他除教書外，仍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古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
“三冬何用足，七字已傷肝。”“即今窮愁日倚薄，是或一道療蹉跎。”……展覽中，文學史家蕭滌非的詩，則形象地展現了抗戰時期的艱苦，為上述學人們艱難中的堅守做了最好的注解。
蕭滌非1926年至1933年在清華讀書，是朱自清的學生。1941年9月至1946年4月，他在西南聯大任教，這些詩是對那段艱難歲月的真實反映。“這些詩隱約可見杜甫‘詩史’的影子，值得反復品讀。”杜鵬飛説。
巧合的是，蕭滌非的學術研究中，以對杜甫的研究最為卓著。杜鵬飛介紹：“蕭滌非講杜詩時，&&到抗戰期間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時世的憂患、個人的遭際，使他更深入地研究杜甫。”
“應挺出負擔，責無旁貸”
展出的手札裏，能讀到學人們為現代學科建設耗費的心力。
“居室為人類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其創始與人類文化同古遠，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人類不可無居室。居室與民生息息相關，小之影響個人身心之健康，大之關係作業之效率，社會之安寧與安全。”因此，“一俟戰事結束，即宜酌量情形，成立建築學院，逐漸分添建築工程、都市計劃、庭園計劃、戶內裝飾等係。營國築室，古代尚設專官；使民安居，然後可以樂業，為解決將來之營國築室問題計，專門建築人才之養成實目前亟須注意之一大問題”。
這是一封寫在營造學社信紙上的信。1945年3月，梁思成懷着對抗戰勝利的憧憬，考慮到戰後重建家園、培養人才的需要，寫信給梅貽琦，提議清華成立建築系。
在信的最後，梁思成説，“應挺出負擔，責無旁貸”，9個字道出了沉甸甸的社會責任感。
抗戰勝利不久，清華成立建築系，並聘請梁思成為建築系主任。這一決定在後來的歲月裏結出了豐碩的成果。
“科學進步端賴研究，農業科學亦然。吾國現施農業教育偏重技術訓練，缺乏研究倡導。而各農學院之研究工作，概憑個人興趣，個別發展，既少&&，尤無同力研究某種共同問題之舉。吾國農業發展滯緩，恐受此影響非淺。為補救是項缺點，吾校設立農學院，性質應與他校稍有不同，即在教授一般農學課程之外，應以造就農業科學研究人才為主旨，研究則以少數重要問題為中心。”
這是植物生理學家湯佩松1946年呈梅貽琦的農學院籌備方案。方案還詳細談到了人才延聘、學生名額、訓練方針等。不久，清華將農業研究所改為農學院，並聘湯佩松任農學院院長。1949年10月，清華農學院併入當時的北京農業大學。
“清華農學院短短兩年多的辦學時間裏，招生重質不重量、重視科學研究等舉措，都體現出籌備方案中的精神。”杜鵬飛説。
“作人要有個性，作書也要有個性”
瀏覽手札，能看到大師們的個性，以及專業之外深厚的中國文化功底。
“這是一部能表現自己的書。”手札中，有一份語言學家羅常培1934年為魏建功《古音係研究》所作序言的手稿。羅常培曾在清華大學任教。魏建功也是語言學家，曾編纂《新華字典》。
羅常培接着寫道：“作人要有個性，作書也要有個性。凡是根據自己的觀念，運用自己的方法，組織自己的材料，而不因襲別人的，無論如何也算得一部好書。”
“作人要有個性，作書也要有個性。”這句話被摘錄下來，放大展示在展廳墻上。
手札中，有黃子卿20世紀40年代的詩稿。黃子卿曾在西南聯大、清華大學任教。他的專業是化學，詩詞僅是業餘愛好。這組呈梅貽琦詩稿，共十余首詩，體現了他在古典文學領域的深厚功底。在詩稿的開篇，他寫道：“前宴唐君席上談及詩詞，知吾師於此道甚感興趣。生本為門外漢，但有時興之所至，亦曾邯鄲學步，操筆而吟。雖不成詩，要亦足抒一時之感也。錄呈近作十余首，以博吾師一粲，並希郢政為感。”
梅貽琦是清華第一批庚款留學生，曾擔任清華物理系教授，1931年至1948年任清華校長，他對古典詩詞也頗有造詣，曾加入朱自清發起的詩會。清華中文系教授、文史學家楊振聲曾與梅貽琦以茶韻詩唱和，引起其他同事共鳴。展覽展出了楊振聲的詩稿：“到處為家不是家，陌頭開遍刺桐花。天涯無奈鄉思渴，細雨疏簾酒當茶。”
“清華學人不僅在專業方面有傑出的貢獻，同時也有深厚的舊學功底和全面的修養，不以一己之專而摒棄其他。”杜鵬飛説，那些酬唱應答時信手拈來的古文詩詞，問詢聯絡中信筆寫就的書法條幅，把這些知識精英的日常素養展現得淋漓盡致。
展覽“文藝其叢”部分，展示了這些書法條幅。清華學人中，頗有一些當之無愧的書法大家。例如，梁啟超對“二王”和北碑均鑽研極深，形成了碑帖融鑄的書法風貌；唐蘭的鐘鼎、篆書、行書、楷書無一不精；俞平伯的小楷風神瀟灑……更讓人稱道的是，“還有不少數理工科學子、教授，比如趙九章、張子高、錢偉長、竺可楨等，也寫得一手漂亮好字”。杜鵬飛介紹。
個人愛好成就的展覽
此次展出的130余位學者的手札，有的來自清華大學檔案館、校史館，有的來自學人親屬，有的來自社會藏家，更多的是策展人杜鵬飛的個人收藏。“應該佔了總數的七成吧。”杜鵬飛估算。
杜鵬飛將自己對學人手札的收集稱作“純粹的個人愛好”，“我一直關注清華的校史，關注歷史上優秀的清華學人，有機會遇到這些文獻資料，就會力所能及地購買”。
事實上，這是一位理工科教授的個人愛好所成就的展覽。
杜鵬飛是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1988級本科生，1998年獲環境科學與工程博士學位，現為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他從小就喜歡繪畫和書法，喜歡傳統的文人書畫，“小時候，逢年過節買年畫，我會選擇石濤、張大千、齊白石作品的印刷品，而不去買那時候最流行的電影年畫”。
這份愛好在杜鵬飛心中生根發芽，長大後，他對於“字寫得好看的信札”，一直特別關注。在清華多年，他的興趣逐漸從過去泛泛的關注，聚焦到這些跟清華學人有關的手札上。
20多年前，杜鵬飛便開始陸續收集清華學人手札。他收藏的第一件清華學人作品是姚華的畫，“上面題的字寫得特別有力”。姚華的作品並不便宜，杜鵬飛當時在其他學校兼課，正好收到一筆課酬收入，跟這幅畫的價格差不多，他如願以償買下了這幅畫。
展覽中還有不少上款是商務印書館或王雲五的信札，比如陳衡哲寫給王雲五的信，談她的作品《小雨點》的出版。杜鵬飛回憶，大約在20年前，市場上突然出現一批商務印書館的老檔案，基本上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往來信札。每當它們出現在拍賣會上，他都會特別關注其中跟清華有關的，去跟蹤、購買。
清華百年校慶時，杜鵬飛曾整理自己的收藏，自費出版了《百年清華學人手跡選》。2014年，杜鵬飛來到籌備中的清華藝術博物館。2016年，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開館，這些學人手札作為開館首展之一，受到觀眾的喜愛，還曾到香港巡展。如今，這一展覽是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常設展之一。展廳互動區域，墻上密密麻麻佈滿觀眾留言，都是對清華及其所承載精神的嚮往。
每一次展出，這些手札都無償供博物館或相關機構使用。“我實際上是在‘假私濟公’。”杜鵬飛開玩笑説。
對於這些手札最終的歸宿，他打算全部捐給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收藏的意義關鍵在於，藏品能帶來什麼。對這些清華學人手札的收藏，最後變成了展覽，我覺得這是最幸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