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反映教育公平問題的印度電影《起跑線》在中國上映，不少國內觀眾對電影裏呈現的現實感同身受，並感嘆“印度升學壓力一點兒都不比中國小”。《起跑線》在中國收獲如潮的好評，但其一年前在印度上映時卻反響平平。恐怕，這部輕喜劇讓現實中的印度家長與學生笑不出來，畢竟，他們面對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殘酷競爭。重壓之下，考生作弊成為印度社會的“痼疾”。每年一到該國的考試季，國際輿論場上便充斥著各種相關消息，往年考生親友冒險攀爬墻壁幫助作弊、為防止作弊讓全體學生“裸考上陣”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新聞圖片也會再度熱傳。這背後，是印度家庭“不升學就沒有出路”的執念。然而在現實中，究竟有多少印度人能通過知識改變命運呢？

　　學業壓力大，淩晨4時起床“跨邦”上學

　　3月下旬是印度學生的“中考季”。在那之前，酷愛健身的阿迪婭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小區俱樂部。對于一名印度十年級女學生來説，為了至關重要的“中考”閉關幾個月是必須的。當《環球時報》記者4月再見到阿迪婭時，她有些沮喪，雖然那時“中考”已結束，但她還要與十幾萬印度首都圈及其鄰近邦考生一起重考數學科目。

　　3月28日開考當天淩晨，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員會主席收到數學考題遭泄露的舉報郵件。盡管如此，那天的考試沒有被取消或推遲。只是泄題風波遭曝光後，印度相關教育部門才決定于4月底重考。

　　“我早就聽説不少輔導班明碼標價兜售所謂的考題，但誰敢相信呢？”阿迪婭無奈地對《環球時報》記者説，沒想到，這次他們竟然真的搞到考題，“到頭來，吃虧的是所有學生”。

　　印度新德裏婦女兒童保障協會秘書長莫拉蒂對《環球時報》記者説，考試弊案反映印度的教育投入不夠、正規教育資源的缺失，多數公立學校的師資和教育水準都不達標。2017年的一項統計顯示，印度首都圈公立學校三年級的學生中近1/3無法正確完成100以內的加減法，2/3的學生不能完成基本的英語交流。這一現實逼迫學生家長選擇課外教育來彌補學生的課堂知識。阿迪婭對記者説，她們班幾乎每個人都在上補習班，“不然跟不上進度，考試中不少題也只有在補習班才能講到”。

　　阿迪婭家境寬裕，按説沒有必要“擠著進”印度大學，是她的父親堅持要求她在印度式學業壓力中長大，這樣才能更有社會競爭力。在阿迪婭的同學中，有淩晨4時就從別的邦出發來上學的，因為“在他們家鄉上學可能永遠無法考上大學”。

　　美國《華盛頓郵報》稱，印度社會無法提供充足的教育資源，但教育又為社會流動性帶來希望，因此産生了這麼多考場弊案。不少外媒如《華盛頓郵報》一樣，將作弊現象與印度中下階層的“出路”聯繫在一起，“印度學生為生存而作弊”“他們通過作弊打造更美好的生活”“這不是作弊，而是一種出路”……類似評論非常多。法新社稱，每年考試季的前後幾個月，印度人的焦慮感都會“急劇”上升，因為考試得高分是他們獲得體面工作或被大學錄取的唯一途徑。

　　曾經常駐印度工作的任曉明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對印度貧困階層、表列種姓(俗稱“賤民”)、落後種姓群體來説，教育確實是為數不多能夠實現階層上升的途徑，起碼能在經濟層面有所改變。如果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那麼印度人從農村到城市依然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經濟狀況不會有太大改變；如果大學畢業後找到不錯的工作，能把家族都帶到大城市裏生活，那麼這也算改變了社會階層。相比之下，通過創業等其他途徑“改變命運”十分困難，因為種姓制度最根本的特點就是特定種姓從事特定職業。

　　知識改變命運的“標準模板”

　　然而，與“改變命運”的渴望對應的是殘酷的升學競爭與就業壓力。英國《衛報》稱，印度名校的錄取率相當于牛津和康橋大學錄取率的1/10。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一般印度高等院校的學術水準不足，普通專業的畢業生入職薪酬只有每月1500元人民幣左右，這與在新德裏開摩的司機的收入差不多。如此現實之下，考上印度理工學院這樣的頂尖學府是“知識改變命運”的標準模板。

　　在印度有一種説法，“考不上印度理工學院的才去考麻省理工學院”。在最近一次印度大學排名中，該學院各地分校佔據前5名中的4位。考生一旦被該校最熱門的專業電腦科學和電子工程錄取，那麼從入學開始就被世界大IT公司盯上，畢業後的工資是普通院校畢業生的20倍多。不過，印度理工學院的招生比例只有2%。

　　在印度學生眼中，考上印度理工學院是一種近乎神話般的追求，為此而戰的學生大多都被描繪成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咖啡喝到流鼻血的怪獸。在孟買大學就讀商科的阿布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説：“我有高中同學因為備考這個學校而把眼睛累瞎了。”

　　那麼，是什麼人才能考上？印度理工學院新德裏分校經濟學副教授賈延·托馬斯對《環球時報》記者説，該校學生以中産及偏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居多。過于貧寒的家庭很少，因為他們很難支付得起補習班費用。目前印度理工學院復試補習班的市場基本價格已近3萬元人民幣。而來自富裕階層家庭的學生也很少，因為他們很少有能如此吃苦的。

　　正在印度尼赫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逸然證實了上述説法。她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她的同學普遍是中産階層或者高種姓，因為尼赫魯大學以社會科學聞名，這類專業是有錢人才會選擇的，希望“翻身”的印度人更多地會選擇理工科。

　　在阿布爾看來，通過考試改變人生軌跡的印度人鳳毛麟角。據統計，印度每年約有1700萬人進入就業市場，但新增就業崗位只有550萬個。阿布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印度政府提供的工作崗位很少，公務員考試或許比印度理工學院的招生考試還難。”去年，媒體爆出印度某邦招聘機關雜務人員30名，主要工作就是沏茶倒水，但網上報名人數過萬，其中不乏碩士甚至博士學位畢業生。

　　除了政府機關，印度多數大型企事業單位也仍保有計劃經濟大鍋飯的遺風，老員工佔據多數重要崗位並因為各種原因很難被清退，至今不少單位奉行“一人在崗、全家福利”的老政策，即所在單位人員的醫療、保險、養老均涵蓋該人員家屬及子女。

　　比較而言，電子商務、互聯網、物流等新興産業領域的中小型企業在人員構成上較為靈活。在班加羅爾一家商務咨詢公司做拓展經理的拉法茲對《環球時報》記者説：“我們公司有將近80人，工資最高的不是老板。我們企業不講究論資排輩，更別説什麼種姓、膚色、性別方面的差異，我們只關心業績。這樣的公司在班加羅爾很多，這是我喜歡這裏的主要原因。”

　　社會流動性差，從上學開始就要“拼爹”

　　雖然“知識改變命運”並非不可能，但印度的階層固化仍然嚴重，貧富差距明顯，社會流動性也較差。

　　逸然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印度人從上學開始就要“拼爹”。考察家長背景是好學校招生時的常規做法，比如要求父母是雙職工、會説外語、有特長，甚至考察是否抽煙。

　　任曉明接受採訪時提到，他在印度生活期間曾成功為孩子申請到一所私立國際學校。他認為，入學申請表中父母外國人的身份、比較體面的工作與較高的學歷起到關鍵作用。

　　逸然説，通常情況下，貧困學生很難成功申請到好的私立學校。即使受政策照顧(印度要求學校應為“弱勢群體”預留一定比例的位置)，這些好學校也會千方百計再設門檻將這些學生排除在外。最終入學的孩子，也會因出身不好在學校受到歧視。

　　找工作同樣如此。《印度教徒報》稱，如果你來自“正確”的階層，那麼總會有一份良好的工作正在等你;如果你來自更貧窮的背景，那麼將大學學位變為好工作的可能性就會變小。

　　在印度，最難突破的是伴隨終生的種姓桎梏。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經濟學教授庫納爾·森2016年撰文稱，“表列種姓”的社會流動性極低，在父親從事“最低等級”工作(建築工和其他體力工作)的兒子中，僅11%能從事“最高等級”的工作，即文員或者專業人士;而高種姓群體中的該比例高達25%。任曉明説，為突破種姓束縛，有人通過教育途徑到新城市獲得高技能崗位，然後更改姓名以提升種姓。

　　“雖然印度社會的傳統根基深厚，但現在正處于加速變革中。”印度新德裏婦女兒童保障協會秘書長莫拉蒂對《環球時報》説，印度中産階層正不斷壯大，其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必然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一代人。“對于整個國家而言，這些人的命運轉變意義重大，因為它代表著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即將到來。”（雲天明 趙覺珵 王會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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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