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一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大連落幕，本次主題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實現包容性增長”，重點關注科技進步中的商業模式與政策創新，旨在引導全球增長模式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轉變。飛利浦作為大會合作夥伴全程參與。

    作為全球領先的健康科技公司，飛利浦如何理解科技創新？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新技術將會給中國的醫療現狀帶來哪些改變？懷著這些問題，新華網日前採訪了飛利浦全球首席創新與戰略官 Jereon Tas和飛利浦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何國偉。

飛利浦全球首席創新與戰略官 Jereon Tas

     創新是企業的DNA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也有助醫療服務水準的提升。國務院日前印發的《“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提出，全面推進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圍繞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等重大疾病及罕見病等健康問題和健康産業發展需求，加強醫學科學前沿基礎研究、關鍵技術研發、成果轉移轉化、醫藥産品開發和適宜技術推廣。

    “創新是飛利浦的DNA，健康科技是飛利浦目前的戰略重點。”Jereon Tas表示，飛利浦具有深刻的消費者洞察和豐富的臨床經驗，能更好地把握個人健康與專業醫療融合所帶來的巨大機遇。據介紹，飛利浦在消費市場擁有強大的消費者基礎，每年售出約2.5億個人健康産品；在患者監護領域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2015年，全球有2.75億人使用飛利浦患者監護儀；此外，飛利浦在醫療影像領域也擁有強大實力。Jereon Tas指出，飛利浦在聚焦健康科技領域後，將結合這些優勢，打造覆蓋“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預防、診斷、治療和家庭護理”的整體解決方案，實現“端到端”的全程關護能力。

    在開發整體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打造飛利浦數字健康平臺（HealthSuite）是關鍵要素之一。“隨著可穿戴設備和聯網的移動設備的發展，人與設備、設備與設備的互聯，使我們能獲得更多持續的健康數據，這些數據將通過‘飛利浦數字健康平臺’進行結構化整合。”Jereon Tas指出，數字健康平臺將連接健康關護全程的各個環節，不僅負責資訊收集、整合，人工智慧運算模型還能分析海量數據，相關結果將為疾病預防、患者護理和資源優化帶來巨大價值。

飛利浦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何國偉

    未來飛利浦的大部分産品將基于人工智慧

    在第十一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人工智慧等科技議題備受關注，期間普華永道發布的《人工智慧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報告中稱，醫療保健將是人工智慧最具發展潛力的領域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首次寫入“人工智慧”一詞，提出要加快培育壯大新興産業，做大做強産業集群。

    “飛利浦正在轉型成為一家致力于在健康關護全程提供解決方案的健康科技公司。在這個解決方案裏，人工智慧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會成為飛利浦公司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Jereon Tas介紹，目前，在飛利浦全球有60%的研發人員專注于軟件開發，其中大部分研究員同時從事人工智慧研究。他表示，按照預期，未來飛利浦大部分産品將基于人工智慧技術。

    人工智慧技術應用于醫療健康領域，將幫助解決哪些問題？Jereon Tas認為，人工智慧的價值在于不但能夠識別大量的非結構化的醫療數據，更可以提供數據洞察。“可穿戴設備和聯網的移動設備為實現持續的健康管理，提供了‘物’與‘數據’。然而數據本身，並不是價值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利用臨床專業知識和先進的資訊技術，通過開發各種人工智慧化的演演算法，對這些數據加以專業的分析和應用，為臨床診斷和治療提供決策支援，幫助醫護人員更好地對病情做出判斷，為精準診斷、治療提供重要的參考和依據，從而改善治療效果，使患者獲得個性化的、循證的健康醫療關護服務，並為家庭護理提供支援。”

    何國偉介紹，飛利浦目前與醫院、學會等專業機構開展合作，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構建專業的臨床數據庫，輔助醫生臨床決策、開展臨床研究等。例如，與中國心血管病學會合作開發心血管臨床數據庫（CDR）；與長海醫院合作開發急性卒中專病數據庫等，並將進一步運用雲平臺技術，逐步將其建設成為單中心乃至多中心雲平臺急性卒中專病數據平臺。“未來如果能在全國層面將這些數據庫進行對接，將健康數據、影像、治療、監護等各種數據在集中在一個平臺上，大數據將發揮出更大的力量。”何國偉表示。

媒體採訪現場技術創新助力分級診療體係建設

    根據飛利浦“中國健康觀”調查，中國富有經驗的專業醫護人員的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準，平均每一萬人口只擁有31.5位醫護人員；手術護理對患者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導致貧困的比例達52.7%。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的健康醫療係統依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看病難、看病貴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

    雖然，近年來我國醫療服務的整體水準已有很大提高，但心腦血管、腫瘤等慢性病高發，老齡化加劇所帶來的健康負擔不容忽視，分級診療體係有待完善。對此，飛利浦提出，運用創新的數字化技術參與慢性病防治和分級診療建設。

    “在中國積極推進分級診療的大背景下，飛利浦正在全面布局，為分級診療體係下的醫療係統提供從産品、軟件到以專病為基礎的整體解決方案。”何國偉表示，這既包括以影像設備為核心的精準診療解決方案，也包括針對三甲、二級及縣域醫院的重點疾病（如心腦血管、腫瘤等）專病解決方案。此外，在互聯技術的支援下，飛利浦正在開發基于雲平臺的解決方案，如：通過建立區域影像中心和專病臨床數據庫，實現患者資訊共用、遠端會診和手術指導、診斷決策支援等，有助于實現資源共用和診療均質化，提高整個醫療服務體係的效率。

    “面對醫療係統日益加劇的負擔，加快醫療係統向‘價值型’模式轉型勢在必行。”Jereon Tas表示，所謂“價值型”醫療，是指以更低的成本為患者提供更好的診療效果，在這種醫療模式中，患者將成為中心。而隨著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以及攜帶型的健康醫療設備和各種應用程式的不斷涌現，更多患者已經逐漸掌握了自我健康管理的主動權，能夠在院內外的任何時間和地點及時了解自己的體徵數據，與專業健康醫護人員進行交流、獲得專業的健康指導和咨詢，實現健康醫療關護各個場景的連接。

    “‘價值型’醫療有兩個重要的目標：一是要通過個性化的精準診斷和治療，提升院內診斷和治療的效果；二是要體現主動和預防的特點，關注人的生活品質和身心健康。”Jereon Tas總結道，醫療健康護理不僅在場所上從醫院延伸到院外，也應貫穿每個人的整個健康關護全程。

飛利浦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 何國偉

    第四次工業革命風起雲湧，帶來了變革，也帶來了機遇。更重要的是，服務業得以利用更好的技術來應對21世紀的新型挑戰，令世界更健康、更可持續地的發展。2017年，大連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是“第四工業革命與全面增長”，旨在探討如何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全球社會和經濟的均衡發展。對健康醫療行業而言，普惠關護成為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

    中國面臨的挑戰

    飛利浦剛剛發布了“2017未來健康指數”。這一指數的編制參考了來自全球19個國家3.3萬名參與者所提供的數據，以及知名學術與非盈利性組織所提供的咨詢建議，旨在研究當今世界健康醫療體係中尚未被滿足的需求和未來發展趨勢。中國市場的調查結果——“中國健康觀”與全球結果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地方特別值得關注，例如：在19個國家中，中國富有經驗的專業醫護人員的密度最低，平均每一萬人口只擁有31.5位醫護人員；手術護理對患者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導致貧困的比例達52.7%，而19個國家的平均值僅為11.2%。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的健康醫療係統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由此可見，近幾十年來，中國醫療服務體係背負的壓力已到達其能承受的極限。由于不重視疾病預防和早期診斷，且缺少專業醫護人員，這一局面一直得不到改善。這導致三甲醫院人滿為患，基層醫院門可羅雀，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患者看個病往往要等上幾個小時，看病難、看病貴，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

    改革不再適應實際需求的醫療服務體係已經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中國政府為此設定了明確而宏大的目標：解決中國13億人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應對辦法

    首先，中國政府的總體理念是從以“疾病”為中心，向注重健康生活方式和疾病預防為中心的“大健康”轉型，目標是提供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醫療服務，重點關注健康管理和慢性疾病管理。“中國健康觀”的調查結果也體現了公眾與專業醫護人員對這一轉型方向的認同。調查顯示，中國居民和醫護人員均認識到了疾病預防在醫療服務中的重要性。62%中國民眾認為醫護人員應將時間和資源更多地投入到預防性保健服務中； 69%的醫護人員認同此觀點，並表示這符合國家的整體願景。

    改革的另一個重點通過推行分級診療制度，解決當前國家多級醫療服務體係分散化運作的問題，優化資源分配和利用。在分級診療制度中，不同程度、階段的疾病應選擇不同級別醫院就醫或獲取醫療關護服務，以分流三甲醫院的患者，減少病人等待時間。但最重要的是，各級醫院都應該通過互聯，實現資源、數據、資料等共用，提高效率並節約開支。

    基礎設施不堪重負，這促使中國政府不得不考慮使用技術來為當前超負荷運轉的醫療服務體係減壓。這一舉措中的重要環節是鼓勵使用大數據來推動精確診療和個性化醫療服務。中國擁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18.47%）。龐大的患者基數、豐富的病例，使得中國擁有全世界最豐富醫療大數據。然而，由于中國醫療係統的各自為政，以及數據錄入的不規范，可以被用于臨床研究和未來疾病發展趨勢預測的數據寥寥無幾。這種局面嚴重阻礙了健康醫療行業的臨床科研和技術創新，使得重點疾病的診療和管理水準得不到有效提升。

    舉例來説，腦卒中（俗稱“中風”）目前是中國致死率和致殘率最高的疾病。每年大約有200萬新增患者，年增長率高達8.7%。卒中突發時如果不能獲得及時救治，將直接導致將直接導致患者死亡、殘疾以及復發等後果，為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負擔。目前，在中國腦卒中發病後的救治做得還很不到位。卒中的救治對時間要求極高，只有在發病4.5-6個小時內實施靜脈溶栓才能把握治愈機會，這一治療方法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明確列入卒中治療指南，然而溶栓率在中國依然很低。究其原因，並不是因為這一技術不成熟，而是在快速救治環節。 那麼如何縮短急性卒中的救治時間呢？

    卒中患者到達醫院急診室後，從檢查到手術，需要經過放射科、神經內科、神經外科等，這是一個多學科協同作戰的疾病。因此提高卒中的診療效果，需要醫院統一協調。所以國家提出建設卒中中心，核心是兩條：多學科協作和卒中網絡建設。其中構建標準化的卒中中心數據庫成為重要抓手，繼續推進區域化卒中資訊網絡平臺建設工作。

    然而，中國雖然擁有大量的卒中患者，但絕大多數的患者資訊處于非結構化狀態。腦卒中相關的數據分散在不同的科室和係統中，就像一座座資訊孤島，難以滿足臨床研究的需求，導致以循證為基礎的腦卒中臨床研究的開展十分困難。人工智慧是大數據時代的必然産物，不但能夠對大量的數據進行結構化，更可以提供數據洞察。上述痛點正是人工智慧可以做出大幅改善的領域之一。目前，作為國家衛計委腦卒中篩查與防治示范基地的上海長海醫院正在與飛利浦合作，共同開發急性腦卒中專病數據庫。

    除了卒中外，中國正在集中精力加快建設涵蓋一係列疾病領域標準臨床數據庫，其目標是到2020年，中國人口健康資訊建設將實現互聯互通人口健康信息化網絡體係，實現全員人口資訊、電子健康檔案和電子病歷三大數據庫基本覆蓋全國人口資訊動態更新。

    中國政府還鼓勵可穿戴設備等智能設備在健康管理和疾病預防領域的發展和應用，連接家庭和醫院，時刻監護患者的健康狀況，實現健康資訊不間斷地傳輸和收集，從而提升院後管理水準，減少疾病復發，減少住院次數、採取更迅速有效的應急措施，以避免病情惡化或出現不利後果，例如中風或跌倒。

    由于各級醫院在醫療資源的配備和使用方面存在不平衡，因此建立一體化醫療健康網絡的呼聲日益高漲。一體化網絡建成之後，無論是大醫院還是小醫院，都必須分享各自的資源和專長，以節約資金。數字技術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發揮關鍵作用，建設雲端區域影像中心，幫助基層醫院實現準確診斷，以及連接不同級別的醫院進行數據共用、遠端咨詢和雙向轉診。

    接受改變，擁抱改革

    “中國健康觀”顯示，92%的專業醫護人員認為必須整合國內的醫療服務體係。與此同時，廣大民眾的健康意識也日益加強，對于利用互聯關護技術跟蹤自己的健康狀況的接受度超過半數。67%的調查者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年中曾使用互聯關護技術來跟蹤健康指標。此外，在這些使用者中， 84%的人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年中曾通過互聯關護技術與醫護人員共用健康資訊。

    人們願意使用互聯關護技術，這一點至關重要，將有利于推動在覆蓋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預防、診斷、治療和家庭護理的“健康關護全程”為提供更優質的健康醫療方案。

    結論：醫療健康服務的數字化轉型

    全球每年的醫療開支高達7.5萬億美元，無論從提高看病效率，還是從利用新機遇改善療效而言，數字化轉型均能為行業帶來巨大潛力。通過醫院和家庭的互聯，到實時高效地監測患者健康狀況，多種多樣的數字化解決方案正在促使現有醫療體係加快向價值型醫療體係轉型。

    通過轉型，我們可以在疾病預防和家庭護理方面創造尤為巨大的收益。從“住院”治療為主轉變為“門診”和家庭護理，不僅將擴大醫療服務所能覆蓋的地域和人口范圍，還將轉變現有的醫療服務模式，使更多的資源得以釋放。

    不可否認，要實現轉型，我們還需在全球范圍內消除現有的某些結構性障礙和文化障礙，包括改變報銷模式、財務激勵和法律法規，甚至要解決一些基本的信任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已展現出擁抱變革的巨大決心。而且，大量的活動已經證實，更廣泛地使用智能、互聯的技術將使更多的人看得起病、看得到病，且擁有更健康的生活。

飛利浦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 何國偉

    當今世界，非傳染性疾病（也稱“慢性病”）正在成為人類的頭號殺手。特別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中國非傳染性疾病的發展尤為迅速。高血壓、糖尿病、中風以及肥胖的高發，再加上久坐不動的生活習慣、不健康的飲食攝入、不規律的睡眠、過量吸煙和飲酒以及環境污染等高風險因素，致使中國社會慢性病患者人數不斷增加。這一現象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和國際化，對個人家庭以及社會醫療健康係統造成的巨大負擔。中國醫療係統的薄弱性可能是防控非傳染性疾病最主要的障礙。對于任何一個社會來説，慢性病管理體係都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三大挑戰,其中一大挑戰是慢病服務可持續性、資訊完整性以及支付可行性強大的政府領導力，成為慢性病防控的全球趨勢

    非傳染性疾病的防控不只是醫學或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而是事關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因此，非傳染性疾病的防控需要 “全社會”採取行動，需要政府發揮強大的領導力，這已成為防控非傳染性疾病的全球趨勢。

    2012年5月，衛生部等15部門聯合發布了《中國慢性病防治工作規劃（2012-2015年）》，這也是中國第一部專門針對慢性病防控的指導意見，將疾病預防置于政策核心，從而推動更多慢病管理政策法規的制定與落實。近年來，在政府的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致力于推進環境整治、煙草控制、體育健身、營養改善等工作，慢性病綜合防治工作機制和服務網絡正在逐步形成，群眾健康意識也逐步提升，為制定實施慢性病防治中長期規劃奠定了重要基礎。

    今年1月，國務院又依據《“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制定了慢性病防治的中長期規劃（2017-2025），旨在進一步降低慢性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簡要來説，中國政府關于慢性病防治的主要政策思想包括：從“疾病為中心”到“預防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強高危人群的幹預和早期篩查；推動轉化研究和醫療科技創新，重點建設心腦、血管、腫瘤等重點疾病的專病臨床數據庫，實現慢性疾病防控、精準診療方面的技術突破; 鼓勵社會力量通過創新的商業模式發展慢病管理、社區康復服務；通過減少煙草危害、減鹽、減油和減糖等行動控制危險因素等。

    雖然，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係列措施應對慢病防控工作，但慢病管理在中國仍然處于初級階段，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監管措施和各地的落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公眾的健康防范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高品質結構化數據為基礎的轉化研究和健康科技創新

    除了通過創新的政策制定，轉化研究和健康科技創新應當被大力促進，從而改善非傳染性疾病管理的總體效果，包括有效預防、提高診療效果、準確預測非傳染性疾病趨勢等，進而改善整個人口的健康水準。

    在開展高品質的臨床轉化研究方面，中國擁有極大的潛力。中國擁有14億人口，其龐大的患者基數和豐富的病例，使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臨床樣本。而且，中國正處于經濟和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階段，新興的問題時有發生。這種狀況也使得防控慢性病的各種研究不僅具有迫切性，也具有可行性。然而，中國慢性疾病的臨床研究長期處于滯後的狀態，阻礙診療水準和效果的提升，造成很多患者沒有得到及時診治，造成病情惡化和復雜化。數據缺失、數據採集不完整、數據可信度及來源驗證困難等常見問題嚴重阻礙了高水準臨床研究的發展。

    以腦卒中（俗稱“中風”）為例。卒中目前是中國致死率和致殘率最高的疾病。每年大約有200萬新增患者，年增長率高達8.7%。然而，中國雖然擁有大量的卒中患者，但絕大多數的患者資訊處于非結構化狀態。腦卒中相關的數據分散在不同的科室和係統中，就像一座座資訊孤島，難以滿足臨床研究的需求，導致以循證為基礎的腦卒中臨床研究的開展十分困難。人工智慧是大數據時代的必然産物，不但能夠對大量的數據進行結構化，更可以提供數據洞察。上述痛點正是人工智慧可以做出大幅改善的領域之一。目前，作為國家衛計委腦卒中篩查與防治示范基地的上海長海醫院正在與飛利浦合作，共同開發急性腦卒中專病數據庫。

    除了卒中外，中國政府正在集中精力加快建設涵蓋一係列疾病領域標準臨床數據庫，其目標是到2020年，中國人口健康資訊建設將實現互聯互通人口健康信息化網絡體係，實現全員人口資訊、電子健康檔案和電子病歷三大數據庫基本覆蓋全國人口資訊動態更新。

    此外，高品質數據的意義還不止于此。作為人類，我們是非常復雜的。很多臨床數據揭示的症狀牽涉到更深層的病因。如果患者的數據，例如: 飲食、睡眠、運動、社會活動、病史等都能被全面加以分析，從中探索關聯和模式，將幫助醫生更全面地了解患者，在更短的時間做出更精準的診斷，從而採取個性化的疾病預防和治療方案。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説，非傳染性疾病的發展趨勢、流行程度的預測，對于慢性病防控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這些科學的預測，同樣需要基于高品質的數據分析和研究。如果我們能將人口的健康數據、患者數據和消費模式、營養結構、人口壽命等調查數據相結合，在人工智慧技術的幫助下，可以構建出經濟流行病學模型，為慢性病防控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提供有益的參考。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數字化技術為數據的實時採集、整合提供了無限可能。例如，飛利浦就正在搭建一個數字化的健康平臺，旨在通過人與設備、設備與設備的連接，實現“全生命周期”的數據採集和結構化整合。當數據的量和質全面實現飛躍，對臨床研究乃至非傳染性疾病防控決策都將産生深遠的影響。設計合理的支付體係促進慢病管理商業模式的健康發展

    慢性病管理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慢性服務可持續性。慢病管理應該是一個 “以患者為中心”，包括日常照護、專家診療、早期幹預、精準診斷、個性化治療、藥物幹預、術後管理等的一個係統性的慢病係統，而這些醫療資源和服務都是由不同的醫療機構或醫生提供，這就使慢病管理面臨服務碎片化的問題。

    可穿戴設備、互聯技術等能連接家庭和醫院，使病人能夠管理自身健康，隨時隨地接受醫療服務，顯著提高病人的依從性。而技術和需求的發展，都在呼喚創新的商業模式，有效實施慢性疾病的全程關護。事實上，這樣的商業模式正在不斷涌現。例如：飛利浦與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合作研發了專門針對心血管疾病患者術後康復的健康管理係統。 然而，這些創新的商業模式是否能獲得成功除了服務平臺自身的品質和客戶粘性，還需要相應償付體係的支援。

    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係還習慣于應付急性病的治療，我們的醫保係統還沒有準備好對慢性病管理的支付，我們還需要包括醫療技術、支付體係、商業模式等一一係列的創新才能應對慢性病管理帶來的挑戰。

    飛利浦 “2017中國健康觀”的調查結果顯示：盡管人們普遍認可互聯科技將有利于提高慢病管理的效果，但大多數公眾（48%）和專業醫療人員（45%）對其是否能降低醫療健康成本持不樂觀的態度，他們認為支付模式是主要障礙。然而，保險專業人員的看法卻不一樣，他們認為，互聯科技和大數據的應用，有助于降低客戶的保險開支，使公眾能通過短期投入，獲得更長期的價值。

    慢病管理對于降低全社會醫療費用支出具有重要的意義。有研究顯示，在健康管理方面1元的投入可以減少3-6元的醫療費用開支。因此，如何設計支付方式，保障慢病管理機構的利益，確保慢病管理的可行性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一方面，政府應探索有效機制，將基本醫療保險覆蓋慢性病管理的支出，並制定政策監管慢病管理的發展。另一方面，以醫療保險的形式介入慢病管理，是一個較為自然的商業選擇。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和商業保險比重的提高，慢病市場受到醫療保險機構的日益重視，尤其是醫療信息化公司與商業保險機構結合，能提高商業保險對參保人健康管理的水準。

    非傳染性疾病不只是對醫療界的挑戰，也是影響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因此，提高非傳染性疾病的防控和診療水準需要決策者、研究者與企業共同參與的 “全社會”機制。利用中國在慢性病防控領域的經驗和洞察，可以建立有效的模式，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具有借鑒意義和深刻影響。 最終，我們最終的目標是令世界更健康、更可持續地發展。（文/ 何國偉飛利浦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

    全球健康醫療體係將過渡至無縫銜接的一體化醫療保健模式，此項廣泛的國際研究為過渡期間將持續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提供了全新的見解。

    互聯關護技術的最顯著受益領域為疾病診斷、家庭保健和慢性疾病管理；預防保健需得到更多關注。

    “未來健康指數”的編制參考了來自19個國家的3.3萬名參與者所提供的數據，以及知名學術與全球非盈利組織所提供的咨詢建議。

    荷蘭，阿姆斯特丹——全球健康科技領導者皇家飛利浦今日第二次發布年度“未來健康指數”。此項研究確認，在健康醫療體係目前是否已能滿足未來需求方面，醫護人員和普通人群的理解與現實之間存在顯著差異。研究還發現，互聯關護技術的最顯著受益領域為疾病診斷、家庭保健和慢性疾病的管理。

    “大部分醫療保健行業人士認為，將病人與護理服務機構相連是提高醫療保健品質和降低成本的關鍵因素，”飛利浦首席醫療官Jan Kimpen表示。“然而，據我們觀察，互聯技術的應用依舊有限，這是實現無縫銜接的一體化護理的最大障礙之一。2017年“未來健康指數”強調，我們不僅必須根據不同醫療保健體係調整醫療保健服務，還必須在各國國內消除用戶對當前健康醫療體係的認識與該體係實際表現之間的差異。若現實與認識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就難以制定明確的未來發展計劃。”

    “未來健康指數”旨在考察全球五大洲的健康醫療體係能否應對未來醫療保健的挑戰，該指數清楚顯示，關于當前的健康醫療體係，全球范圍內最大的認識／現實差異（平均值為31.5）集中在該體係的一體化水準上（插入“認識／現實差異概覽”的連結）。互聯技術和數據分享促進建立了面向護理服務機構和病人的綜合網絡，兩者通過網絡密切合作，共同改善診療決策支援，以優化對健康的管 理。然而，此項新研究顯示，關于當前健康醫療體係的一體化，參與調查的醫護人員和公眾所理解的水準往往要高于實際水準。

    此項國際研究指出，要真正實現無縫銜接和互聯的一體化醫療保健體驗，部分主要障礙集中于技術本身。盡管存在這些障礙，但提高一體化水準，讓全球健康醫療體係受益仍然是可能的。在參與調查的醫護人員中，有近三分之一（30%）相信，面向醫護人員的便捷、安全的資訊共用平臺將對居民的健康管理産生最為積極的影響。有42%表示，若有證據顯示互聯關護技術能夠提高醫療流程的效率，他們將更傾向于使用這類技術。

    參與調查的醫護人員和公眾一致認為，互聯關護技術能夠優化醫療關護全程，特別是在疾病診斷、家庭保健和慢性疾病管理領域。大多數公眾和醫護人員認為，互聯關護技術的重要性通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改善老年醫療保健服務／老年人護理服務（78%和82%）、解決健康醫療問題（77%和81%）、診斷病情（76%和77%），以及家庭保健服務（74%和81%）。

    “大部分國家尚未準備好如何應對70歲以上老年人口增長的急迫問題，更別提應對當前所出現的糖尿病、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患者年齡日益年輕化的問題。這些趨勢導致的成本將變得難以控制，”HealthEnabled負責人和政策主管、HIMSS國際個人互聯健康聯盟執行副主席及“未來健康指數”咨詢小組成員Patricia Mechael表示。“如果從應對型醫護思維轉變為預防型醫護思維，至少可以使前驅糖尿患者避免成為糖尿病患者，這將造福個人、家庭和健康醫療體係，並節省緊張的醫療資源。”

    盡管醫護人員對互聯關護設備所提供數據的品質和準確性存有顧慮，但是有22%參與調查的醫護人員表示，若存在關于此類技術成功應用的案例，他們將更傾向于使用互聯關護技術。有19%表示，若存在關于此類技術成功應用的隨機對照實驗，他們將更傾向于使用此類技術。

    “未來健康指數”還顯示，消費者在使用互聯關護技術時面臨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可能會阻礙其更積極地參與自己的健康管理，或阻礙其更緊密地與醫療護理團隊中的不同專業人員合作。在參與調查的、過去十二個月內曾使用過互聯關護技術的消費者中，有23%表示，他們不懂如何解釋關護設備顯示的結果。在接受調查的普通人群中，有24％認為，他們對自己的病歷根本沒有掌控權。

    “未來健康指數”還公布了一項國際社會的共識，即賦予病人和醫護人員自主權，同時高度重視和大力投資于預防保健，將是提供可持續醫療保健服務的關鍵所在。59%參與調查的醫護人員認為，他們的大部分時間應該用于預防保健，確保健康人群沒有疾患。

    “我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的手段正在快速發生變化，”克利夫蘭診所主任、醫學博士Brian Donley表示。“醫療保健團隊的職責在于努力創新，通過新型手段支援其病人和社區，這包括繼續尋找創新型解決方案，無論患者身處醫生辦公室、私人診所或家中，都能為其提供無縫銜接的醫護和資訊共用服務。醫生不僅必須利用技術手段來聯繫病人，還應鼓勵所有病人更為積極地管理自身健康，尤其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醫療保健是一項團隊工作，只有醫療團隊和病人共同參與，才能産生良好效果。”

    國家/地區背景

    2017 年效率比

    在獲取和整合方面，中國普通民眾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認知與醫療保健係統的現實普遍不符。但在採用分類指數上，認知評分與現實評分之間的這一差距要小得多。此外，獲取和整合分類指數的現實評分遠低于 19 個國家/地區的平均分，展現出增長機遇。

    在中國，人們對獲取健康全程關護的認知與現實評分均低于 19 個國家/地區的平均分。現實評分方面尤其如此，該評分在本項研究中的 19 個國家/地區當中最低，導致認知評分與現實評分之間的差距達 38.9 分。這是我們在所有 19 個國家/地區當中見到的最大獲取差距，表明中國普通民眾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認知中的醫療保健獲取機會均比實際機會高。人們獲得健康全程關護的阻力包括：從人口規模角度來看，高技能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相對缺乏；過半人口面臨因外科護理致貧的風險。

    中國對整合的認知水準與 19 個國家/地區的平均水準基本持平（55.7 與 54.9）。但在整合的現實分類指數上，中國評分為 15.5，低于平均分 (24.1)。相應地，由于在 GDP 佔比中，醫療保健領域 IT 服務、軟件和連接方面的物聯網 (IoT) 支出低于 19 國平均水準，這些評分形成了很大差距（40.2 分），如果進行投資，將帶來巨大的增長空間。

    在互聯關護技術的採用方面，認知 (52.7) 與現實 (57.6) 之間的差距相對較小，為 4.9 分，説明中國普通民眾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對互聯關護技術採用的認知與現實水準基本一致。

    中國的效率比在該項研究中的 19 個國家/地區當中最高（13.8 相比 19 國平均水準 10.5），説明中國醫療保健效率高，主要由于醫療保健支出在 GDP 中的佔比相對較低，但這也導致治療效果低于平均水準。

    其他重要研究結果

    1.在中國，普通民眾對醫療保健的認知與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認知之間存在明顯差距。中國的普通民眾對于自己的健康狀況評價積極，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對此卻並不樂觀。每天與醫療保健係統打交道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可以充當不知不覺邁向不良健康狀況的普通民眾的預警係統。中國的普通民眾對于自己的健康狀況評價積極，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對此卻並不樂觀。

    2.中國普通民眾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都認為應當為醫療保健分配更多資金。

    3.中國的普通民眾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同樣也認可預防在醫療保健當中的重要性。很多人認為，在分配整體醫療預算，以及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時間和資源時，應將預防放在首位。

    4.在中國，財政障礙和缺乏培訓是互聯關護技術要實現進一步利用必須要克服的挑戰。

    新華網北京6月12日電（孫慧）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人們的疾病譜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心腦血管病等慢性病成為威脅百姓健康的重要疾病。近日，北京安貞醫院精準醫學中心主任杜傑在接受新華網採訪時表示，隨著精準醫療的發展，對心血管疾病的早期預測、早期幹預、分子分型、個性化的診療以及為提高藥物治療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手段。

    近年來，精準醫療成為業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如何理解精準醫療？杜傑表示，精準醫療是醫學、人類追求的目標，現階段有很多新技術，特別是分子水準上的疾病分子分型、藥物基因組學為精準醫療提供了更多的機遇。

    從檢測、預防、治療為患者提供精準醫療

    “目前，臨床上對疾病的分析一般是通過影像學、生化指標、生理功能、風險因素的改變進行診斷，這些方法是疾病臨床分型的關鍵，但這種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基因組學和臨床表現狀況相結合，通過蛋白質組學和代謝標誌物組學結合疾病危險因素，從而實現心血管疾病的分子分型，將為疾病診斷治療提供精準的保障。”杜傑説。

    杜傑表示，在病因學研究方面，通過基因組學的研究會發現更多和疾病相關的易感性，杜傑舉例説，目前心血管疾病基因診斷包括遺傳性肥厚型心肌病的基因診斷，會發現將近50%的患者攜帶已知致病基因，攜帶這種遺傳突變的患者應避免劇烈運動等生活方式，結合常規體檢、起搏器預防性植入等方式，可以大大降低猝死等風險，如馬凡氏綜合徵的基因診斷，突變基因攜帶者的分子診斷，將為包括優生優育、手術時機、藥物幹預等提供精準策略，同時改變生活方式，對高血壓進行有效控制，有助于控制病情的惡化。

    精準藥學通過藥物代謝分子、藥物作用靶點、藥物轉運受體等的基因診斷，將大大提高藥物的療效，減少藥物的毒副作用，從而降低醫療成本。

    精準醫療可推進分級診療建設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醫療聯合體建設和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2017年所有三級公立醫院都要參與醫聯體建設並發揮引領作用，加快分級診療制度建設。那麼，精準醫療可為基層心血管疾病防治帶來哪些便利？

    “《意見》指出，促進醫聯體內部優質醫療資源上下貫通，使醫聯體內可建立醫學影像中心、檢查檢驗中心、消毒供應中心、後勤服務中心等，為醫聯體內各醫療機構提供一體化服務，實現區域資源共用。”杜傑表示，區域資源共用，使基層醫院可以利用精準醫學診斷，實現疾病的分層分型，盡快把復雜疾病患者轉診到三級醫院，做到提前預防、檢測以及規范治療，避免誤診，減少醫療負擔。

    很多臨床數據顯示的症狀，往往牽涉到更深層的病因。當致力于“全生命周期”的關護，將有可能獲得更多患者的數據——飲食、睡眠、運動、社交活動、個人健康數據、醫療資訊等。在這些大數據庫中尋找關聯，幫助醫生更全面地了解病人，從而更好地對患者早期檢測、實現精準診斷和個性化的治療、同時追蹤療法是有效性。

    “實現精準醫學，還需要多組大數據的整合。”杜傑説，對于基因組學的研究，任何疾病都是由基因和環境互相作用的結果，罕見病大多是由單基因突變導致的，比較容易檢測。但對于一些復雜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壓等，影響因素比較多，除基因組學技術外，還要結合蛋白質、代謝等多組學數據，並獲取患者的表型資訊，才有可能實現精準診斷。目前，多學組大數據的整合是實現精準醫療的重要途徑。

　　 新華網北京6月9日電（王坤朔）心血管疾病給全球衛生健康係統帶來沉重負擔，我國心血管發病情況尤為嚴重。根據《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5》顯示，我國有心血管病患者2.9億，其中高血壓患者2.7億，腦卒中患者至少700萬。應用精準醫學改善如此嚴峻的心血管疾病現狀成為業內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

　　 據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內科副主任醫師張岩介紹，精準醫療實際具有一定“普適性”，可以應用在疾病發生發展的全過程，涵蓋疾病的一級預防、診斷、治療以及二級預防等各階段，較傳統診療方法有獨特的優勢，可以實現對疾病的精準預測、精準診斷、精準分型、精準幹預及精準評估。

　　 心血管疾病防治走向精準 促進醫療資源合理配置

　　 在我國，心血管疾病發病率高、致殘率和死亡率高，與國外的特點不同，因此在技術應用上，十分契合精準醫療的需求和條件。同時，老齡化進程的加劇，老年人群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不斷增加，而精準醫療可篩查高危人群，做好一級預防，最終達到降低醫療負擔，緩解老齡化給社會帶來的醫療壓力的目標。

　　 據了解，目前精準醫療在心血管領域的應用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對于單基因突變所引發的心血管疾病，精準醫療可用于早期診斷、精細分型、預後評估，還能對家族遺傳病進行阻斷；第二，對于多基因的復雜疾病，通過分析遺傳和環境的交互作用，進行危險分層及預後判斷等；第三，治療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評價，例如藥物基因組學研究，可以通過分析不同基因型對藥物的反應，指導個體化用藥，並可能尋找新的藥物靶點。

　　 精準醫療的概念既適用于個體也適用于群體，張岩以高血壓合並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為例，該類型高血壓患者發生腦卒中的風險比普通高血壓增高約11倍，同時同型半胱氨酸也受到基因變異等因素影響，如果提前篩查出這部分高血壓人群，早期針對性治療，則可以更有效地預防新發腦卒中。

　　 臨床疾病成因復雜，通過精準醫療的手段能挖掘出疾病更多特徵性的資訊。“精準醫療最主要的目的是針對個體和特定人群，給出預防、診療和預後的判斷。傳統的診療方式有其局限性，不能達到精準化。”張岩表示，在臨床資訊基礎上，精準醫學整合分析基因組、表觀組、蛋白組、代謝組等多組學資訊，能給患者個體化、量體裁衣的診斷和治療方案，在患者獲益的同時，對衛生經濟學也有很大貢獻。實施精準防治，能有的放矢，合理分配醫療資源，從而減輕醫療負擔，獲得更大的社會收益。

　　 專注重點領域 加快推進精準醫療走向臨床

　　 隨著高通量檢測、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的進步，精準醫療的實際應用取得了越來越多的進展。“疾病具有復雜性，我們能獲取大量的醫療數據，但如果不將這些資訊提煉、分析出來，將很難形成有價值的內容。近年來，精準醫療不斷走向臨床，與這方面的快速進展有很大關係，數據整合處理能力的增強，使精準診療更具實用性。”張岩分析。

　　 很多業內專家認為，我國在發展心血管病精準醫療的路上，還存在很多困難，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推進基礎研究向臨床實踐轉化。

　　 張岩認為，首先要切實解決臨床實踐中的實際需求，特別是針對我國的國情及人群特點提出科學問題；其次要有頂層方案設計及強有力的執行團隊，才能得到準確有信服力、可推廣應用的研究結果，而這也是難點所在。霍勇教授帶領我們團隊從探尋我國腦卒中高發的原因入手，不僅提出了降壓聯合補充葉酸治療的高血壓腦卒中精準一級預防策略；而且研發出對應的國家I類新藥和用于風險評估的診斷試劑盒，就是一個很好的轉化醫學范例。

　　 同時，張岩強調，精準醫學研究耗資巨大，因此要合理利用資源，確定突破點，集中精力聚焦于重大、亟待解決的疾病上，比如腫瘤、心血管疾病等，將精準醫療的效益最大化。

北京醫院院長 王建業

　　 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加快，公眾的健康養老需求日益增長，老年健康管理水準亟待進一步提升。近日，北京醫院院長王建業在接受新華網採訪時表示，為科學應對老齡化挑戰，建立老年病大數據平臺是題中之義，“了解我國老年人總體的健康狀況、生理指標、慢性疾病譜等資訊，有利于更好地開展臨床診斷和治療。同時，大數據平臺的統計和分析，可以為重大老年疾病防控決策提供科學依據，提高衛生政策的精確性和有效性”。

　　 我國老年患者臨床診治標準待完善

　　 當前，我國正處于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根據國家衛計委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2.3億，佔總人口的16.7%。為進一步摸清我國老年人群整體健康水準、主要疾病負擔和發展趨勢，更好地滿足日益攀升的健康養老需求，《“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推動健康科技創新，加強資源整合和數據交匯，建設老年病臨床醫學數據示范中心。

　　 “臨床判斷一個人是否得了病，要和‘無病’的指標、症狀相比，後者是進行診治的重要標準。”王建業表示，目前我國缺乏收集和分析全國老年人口健康狀況、生理指標、慢性疾病譜等資訊的大數據庫。“比如，一般認為人體血壓應該控制到120/80毫米汞柱（mmHg）以下，但是對于老年人説，這樣反而不好，所以國際上臨床一般要求老年人把血壓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有些甚至把高壓控制到160毫米汞柱以下即可。在我國，判斷老年人是否得病的臨床診治標準，往往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不少健康指標的‘正常值’都是針對整體人群而言，沒有考慮到老年患者的特殊性，針對不同年齡段老年人口的細分數據統計更為不足。”王建業表示，建設老年病大數據平臺關乎國計民生，是一項長期、係統的工程，離不開國家政策支援、資金投入、技術升級、人才隊伍建設、數據安全保障等。

　　 國家老年病大數據平臺計劃明年啟動資訊收集工作

　　 2015年，在國家衛計委批準下，國家老年醫學中心正式落戶北京醫院。該中心主要承擔國家層面有關老年群體健康和疾病的醫教研防工作，其重要職責之一就是構建老年疾病防治網絡，定期發布我國老年人群健康狀況報告、老年重大疾病監測及防治報告，以及老年用藥綜合評價報告，預測我國老年重大疾病發病和死亡、疾病負擔、危險因素流行和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國家老年醫學中心成立了國家老年病大數據平臺。

　　 王建業介紹，目前，國家老年病大數據平臺正努力和地方衛生係統、各地老年醫學中心建立合作，實現資訊互聯互通。“國家老年病大數據平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覆蓋全國的信息中心，實現全國老年人口醫療、健康資訊的集中。但是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公共衛生硬體設施等差別較大，所以我們目前的規劃是，首先聯通京津冀的健康醫療資訊網絡，收集好區域性的資訊，這也符合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需要。在此基礎上，再逐漸擴大到其他地區。”他説。

　　 同時，在數據收集層面，哪些健康數據應被列入國家老年病大數據平臺的第一批統計目錄，目前正在由全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論證。對此，王建業表示，健康數據有很多，一開始不可能面面俱到，“大數據平臺首先要了解正常老年人的健康數據。接下來，還要逐步開展專病數據調查，比如心血管疾病、腫瘤等在不同性別、地域、年齡段老年群體中的發病率等等”。

　　 王建業指出，預計明年，國家老年病大數據平臺的資訊收集工作將在京津冀和一些經濟較發達的省份率先鋪開。

北京小湯山醫院副院長 梁英

　　 新華網北京5月23日電（宮曉倩）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公眾對康復醫療的需求也不斷加強。北京小湯山醫院副院長梁英在接受新華網採訪時表示，“康復醫療在患者恢復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疾病急性期後如果沒有進行康復治療，實際上治療活動是沒有完成的，我們應該重視康復醫療，讓患者更有品質地生活，延長生存期。”

　　 心腦血管疾病也需進行康復訓練

　　 俗話説，疾病需要“三分治，七分養”，很多疾病從急性期到恢復期都需要康復治療來促進患者康復，恢復生活能力。“例如心腦血管疾病患者，包括心臟病、腦梗塞等；骨科疾病患者，例如接受膝關節置換術的患者；患有糖尿病等老年病的患者都需要進行康復治療。”梁英表示。

　　 據了解，從上世紀80年代起，康復醫學在我國逐漸興起，2009年新醫改以來，國家對康復醫學越來越重視，出臺多個文件為康復醫療的發展“鋪路”。

　　 對于患者來説，積極進行專業的康復治療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梁英舉例道，調查顯示，腦血管疾病患者在急性期過後，如果能夠進行有效的康復治療，其中90%的患者可以恢復行走，30%的患者可以重返工作崗位。“如果沒有進行康復治療，這些數字會降至6%和5%。”

　　 據了解，在康復過程中，醫生需要對患者整體的功能進行詳細的評估，針對不同的疾病情況給予不同的訓練方案。在康復治療手段上，除了針灸、按摩、拔罐等中醫傳統治療手段，許多醫院將現代康復和互聯網也融入進來，實現“傳統中醫+現代康復+互聯網”相結合的綜合康復治療模式。例如，居家康復的患者通過資訊技術完成患者的居家康復護理，醫務人員和患者可以通過客戶端進行互聯，從服藥提醒、生活方式、康復計劃、主要體徵追蹤與評估等方面，使病人和醫護人員可以進行實時溝通，更好地實施患者的康復計劃。

　　 “許多老年人患有慢性病，這些疾病多數是由生活方式所引起的。在慢性病康復過程中，如果不能有效預防疾病復發，所有的工作將會前功盡棄。我們要把健康管理融入進來，通過營養幹預、運動幹預等生活方式幹預，全方位地管理患者的康復過程。”梁英説。

　　 老齡化背景下 患者亟需專業化的康復治療

　　 康復對于失能、半失能老人來説是“剛性需求”，我國正邁入深度老齡化階段，失能、半失能的老人逐漸增多，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有4063萬人，佔老年人口18.3%。

　　 然而，康復醫療在我國還處在初級階段，仍存在許多問題。梁英表示，第一，康復醫學是新興學科，在我國開設康復專業課程設置的大學很少，因此康復醫師非常短缺。第二，臨床上許多醫生和患者對康復的認識還不夠，在疾病急性期過後並沒有意識到康復的重要性。“相當一部分患者手術過後，選擇回家‘靜養’，這往往會錯過最佳恢復期，使一些功能減弱，沒有達到很好的治療效果。”

　　 “另外，目前的康復醫療只滿足了少部分患者的需求，有很多行動不便老人滯留在家中，由家屬或者護工來照顧，然而這些照護對于患者來説遠遠不夠，他們需要更加專業級的服務。”梁英介紹。

　　 據了解，為解決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問題，我國很多地方正嘗試建設護理院、護理中心。對此，梁英建議，在護理中心中，除了有專業化的護理服務、醫療保障、康復訓練，還應該為老人提供生活照顧，例如餐飲理髮、洗衣服等，並且需要社會工作者為老人解決心理問題以及法律問題，例如遺産繼承、家庭糾紛等。

　　 “護理院與普通醫療不同，就像居家生活一樣，是高水準的醫養結合，它能讓患者更舒適、更高品質地生活，既解決了大醫院這類患者長期壓床的問題，也解決了居家無法解決的復雜專業護理問題，而普通養老院又無法滿足他們的醫療需求。希望國家更多地支援和倡導護理院的發展，同時在醫保政策上能夠有所傾斜，進而減輕患者的負擔。”梁英強調。

　　 康復醫療三級體係應有“明確分工”

　　 據了解，“十三五”期間，北京市將推動二、三級綜合醫院設立康復學科，引導部分一、二級醫院轉型為康復醫院，康復醫療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對此，梁英指出，康復醫療的三級體係應該有“明確分工”。急性期在大醫院設立的康復科；過了急性期，病情穩定的患者應轉到康復醫院；在康復醫院治療一段時間之後，恢復期的患者可以轉到社區進行簡單的康復。

　　 “各級醫院各司其職，又相互連通，實現暢通的轉診，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務。”梁英説。

　　 談及康復醫療的未來發展，梁英認為，發展康復醫療能夠解決部分大醫院“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不僅能提高大醫院的醫療衛生資源的利用效率，而且也會讓一些二級醫院盤活存量，讓閒置的醫療資源更好地利用起來，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有效康復治療，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質，延長壽命，最終使患者受益。

　　日前，飛利浦與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雙方致力于通過長期合作，在腦血管疾病領域聯合創新，共創覆蓋“全生命周期”的腦血管疾病解決方案，提高腦卒中疾病（俗稱“中風”）的治療效率，並推動長海醫院在卒中中心建設方面再上一個臺階，打造世界領先的腦血管病中心。

　　人工智慧助力突破資訊孤島困境

　　中風是國內目前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並且發病率持續上漲，每年新增約200萬中風病人。對于腦卒中病人而言，時間就是生命。只有在發病4.5~6小時內溶解血栓，才能把握治愈時機，否則將導致患者失去生命，或喪失獨立生活能力，佔用大量醫療資源。據統計，中風疾病造成的醫療開支每年高達200億人民幣，給醫保體係和患者家庭帶來了巨大的負擔。因此，提高腦卒中病人的救治效率和效果，建立從救護車到醫院，以及醫院內部的腦卒中綠色通道是國家衛計委腦卒中防治工程委員會（下稱“腦防委”）十分關注的問題。而以卒中中心數據庫建設為抓手，推動區域化卒中資訊網絡平臺建設，正是腦防委2017年的工作重點之一。

　　中國雖然擁有大量的卒中患者，但腦卒中相關的數據分散在不同的科室和係統中，就像一座座資訊孤島，並沒有發揮真正的臨床和科研價值。由于缺乏滿足臨床研究需求的高品質數據，導致以循證為基礎的腦卒中臨床研究的開展十分困難，不能有效指導腦卒中救治品質得到持續改進。作為大數據時代的産物，人工智慧不但能夠結構化大量數據，更可以提供全面而豐富的數據洞察。因此，上述痛點正是人工智慧可以做出大幅改善的領域之一，也是飛利浦要和長海醫院進行合作的領域之一。

　　數據庫建設推動精準診療落地

　　長海醫院是首批通過腦防委“高級卒中中心”認證的15家醫院之一，並被腦防委認定為全國十佳“高級卒中中心”先進單位。早在2013年，長海醫院就成立了跨學科的“腦血管病中心”，建立起急性腦卒中救治綠色通道，開展動靜脈無縫連接救治，大大提高了腦卒中的搶救成功率，有效降低了致殘率和死亡率。到2016年，長海醫院已經實現最短DTN時間20分鐘以下。目前，長海醫院正在和上海120急救中心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銜接從救護車到醫院的這一環節，並與區域內醫院開展聯合救治，為急性卒中患者爭取更多的黃金時間，就近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和體驗。

　　飛利浦聯合長海醫院，創新性地開發了急性卒中DTN（入院到溶栓）時間分析係統和急性卒中專病數據庫，並進一步運用雲平臺技術，將其建設成為支援科研和管理的多中心雲平臺的急性卒中專病數據平臺。該數據庫以長海醫院卒中中心以及國內其他優秀的腦卒中中心的流程和數據為基礎，根據腦防委和省級衛計委腦卒中數據直報的要求，定義了多達近千個數據字段，涵蓋了涉及院前、就診、急診等環節，包括靜脈溶栓、血管內治療、患者住院信心等方面的全方位資訊。這一係統和數據庫的建立，將有效解決腦防委十分關注的數據上報的品質問題，以及如何有效利用上報數據的問題。

　　強強聯合提升腦卒中疾病防治水準

　　飛利浦大中華區整合解決方案中心總經理陳勝裕表示：“飛利浦在心腦血管疾病領域擁有領先的技術創新能力，擁有覆蓋院前急救，院中診斷和治療，以及院後管理和康復的整體解決方案。我們的目標是與長海醫院聯合創新，共建國家示范級的腦卒中中心。其中一項重要的基礎是通過互聯技術將人與設備、設備與設備、數據與數據無縫連接，實現無縫的持續關護；並通過人工智慧技術，對雲端的患者健康數據、生命體徵、病史和院內影像、診療、手術等所有相關資訊進行結構化採集、整合和分析，並輔助醫生更快、更準確的實施高危患者的精準診斷、個性化治療和個人健康管理，提高醫院的流程管理水準，以覆蓋“全生命周期”的腦血管病解決方案，提高中國腦卒中疾病的防治水準。”

　　長海醫院腦血管病中心主任劉建民表示：“作為首批被腦防委認證的上海‘高級卒中中心’，長海醫院負責對口上海市楊浦、寶山和崇明三個區縣，建設區域性腦卒中救治網絡，致力于打造覆蓋上海市東北部的“60分鐘腦卒中黃金救治圈”，真正提高上海市東北部的卒中救治快速反應能力和防控水準，並將經驗推廣到全市甚至全國。與飛利浦的合作，將進一步提升長海醫院在腦卒中中心建設方面的水準和示范作用。‘’

　　根據戰略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基于共同願景，共創可持續發展、可被復制醫療治療、資訊和數據的管理流程，研發出具有世界領先水準的生命周期腦血管病解決方案，在中風患者篩查、高危人群健康管理、術後康復、家庭醫療保健等領域開展包括科研、咨詢、教育和管理等的全面合作，為提高國內腦卒中疾病診療水準，降低卒中發生率和死亡率做出進一步貢獻。

    2017年7月1日，首屆飛利浦IGT-德達醫療高端聯合手術室研討會在上海德達醫院舉行，將飛利浦跨學科聯合協作聯合手術室的先進技術和德達醫院的使用管理經驗推廣給了全國的高端醫務人員，推動醫院聯合手術室的建設和發展，並實現了介入醫學、外科學和影像診斷學三大技術的完美"聯合"。

    飛利浦高端醫療設備和先進技術，助力聯合手術室發展

    飛利浦IGT市場部高級總監張唯致辭表示：”飛利浦醫療自上海德達醫院籌備之初就與之有深入的長久合作，德達醫院目前配備有Ingenia 3.0MR、iCT、UNIQ FlexMove FD20聯合手術室、心臟彩超和監護等諸多飛利浦高端醫療設備，是飛利浦醫療在中國最重要的窗口示范和戰略合作醫院之一。“

    同時飛利浦IGT的産品經理和項目經理也就飛利浦聯合手術室的優勢性能、臨床應用、建設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深入講解。來自天壇醫院的專家也分享了天壇神經介入聯合手術室的建設、使用、管理的經驗和體會。

    更快，更精準——飛利浦UNIQ FlexMove FD20數字化聯合手術室整體解決方案

    聯合手術室在籌建之初，就參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設計， 配備了飛利浦UNIQ FlexMove FD20數字化聯合手術室整體解決方案，現任上海德達醫院醫學影像與介入科主任黃連軍教授，在研討會上介紹了該院聯合手術室的特點。

    飛利浦UNIQ FlexMove FD20數字化聯合手術室整體解決方案，囊括靈活移動的FlexMove天吊式機架、先進的高級介入工具、強大的聯合手術室管理方案、數字化視頻演示傳輸係統、百級層流凈化係統。同時，還配備體外迴圈機、實時心臟超聲係統、麻醉機、呼吸機以及其他相關的先進外科輔助設備。

    鑒于飛利浦在心腦血管疾病領域擁有領先的技術創新能力， 擁有覆蓋院前急救，院中診斷和治療，以及院後管理和康復的整體解決方案。其中一項重要的基礎是通過互聯技術將人與設備、設備與設備、數據與數據無縫連接，實現無縫的持續關護；並通過人工智慧技術，對雲端的患者健康數據、生命體徵、病史和院內影像、診療、手術等所有相關資訊進行結構化採集、整合和分析，並輔助醫生更快、更準確的實施高危患者的精準診斷、個性化治療和個人健康管理，提高醫院的流程管理水準。強大而先進的技術借助聯合手術室，可應用于一站式聯合手術治療冠心病多支病變、先天性心臟病、大血管疾病等眾多傳統的心臟疾病。

    高水準醫療平臺跨學科聯合，推動精準診療大趨勢

    “借助飛利浦先進的醫療科技平臺，加上心臟團隊較高水準的醫療診治服務，上海德達醫院有能力挑戰更多復雜、更加疑難的心血管手術，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德達醫療首席執行官張文明有信心地表示。

    研討會上，上海德達醫院醫療院長孫立忠也補充道，“聯合手術室不僅僅需要一支技術出眾、配合默契的醫療團隊，還需要配備先進的醫學設備和數據驅動，外科、麻醉、影像、迴圈、介入，彼此相互協調、密切配合，才能保證心血管等復合手術的順利實施。從我院高端復合手術室當前運作的狀況來看，這個平臺是非常有效的，能夠保證患者獲得良好的醫療品質。”可見通過先進的聯合手術室平臺，實現眾多疾病的微創精準治療是醫學發展的大趨勢。

    飛利浦IGT的下一步大動作，就是跨學科開展深入交流合作，翻開高端醫療史上嶄新的一頁。

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副主任、主任醫師宋海慶

　　新華網北京6月21日電（宮曉倩）一旦發生腦卒中，如果沒有得到有效救治，不僅會造成殘疾、喪失生命，還會給家庭及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近日，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副主任、主任醫師宋海慶接受新華網採訪時表示，腦卒中是一種可防可治的疾病，需要分層級做好綜合防控工作：在腦卒中未發病階段，要重視人群篩查，提早預防幹預；在腦卒中急性期，要把握“時間窗”，及時到專業的卒中中心醫院進行救治，並明確病因，確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在穩定期或者恢復期，患者應該到比較規范的、有卒中照護能力的基層醫院，接受規范的康復治療，盡快康復，控制危險因素，減少復發風險，這是比較合理的腦卒中救治閉環路徑。

　　腦卒中的急救救治關鍵是建立區域性卒中急救體係

　　據了解，腦卒中，又稱為腦中風，是發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殘率高的一種疾病。我國居民第三次死因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腦血管病已成為我國國民第一位的疾病致死原因，防控形勢十分嚴峻。

　　“無論是缺血性卒中還是出血性卒中，救治上都有‘黃金時間窗’，過了‘時間窗就’會喪失快速恢復機會，造成殘疾，甚至失去生命。”宋海慶介紹，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時間窗”是4.5個小時，在這個時間內要盡快將患者送到有腦卒中救治綠色通道，具備急診靜脈溶栓和血管內治療能力醫院進行急救，以降低殘疾風險，挽救患者生命。

　　據介紹，我國不同層級醫院的腦卒中救治水準差異很大，由國家衛生計生委腦卒中防治工程委員會認證的高級卒中中心（含建設單位）僅有百余家。“這對于我國腦卒中急救的巨大需求來説，是遠遠不夠的。”宋海慶舉例説，如果郊區的卒中患者被送到市裏救治，轉運過程會浪費大量的時間，有時甚至直接危及患者的生命。

　　對此，宋海慶表示，“腦卒中的救治關鍵是建立區域性的卒中中心，只有構建覆蓋全國的基于卒中中心的層級救治體係，使各個區域都有能夠進行規范腦卒中急救的醫院，才能使廣大患者得到及時救治。”

　　建立神經內科專科醫聯體 提高基層服務能力

　　腦卒中發病後的恢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的需要半年，有的需要兩三年甚至更久。“腦卒中患者多、病程長、費用高，需要調動大量的醫療資源和社會資源。通過建立層級醫療體係，合理分配醫療資源，把穩定期的卒中患者及時轉診到基層，在有腦卒中照護能力的基層醫院完成患者的康復治療。”宋海慶説，在逐步改變患者的觀念的同時，要盡快提高基層醫療水準，這不僅包括改善基層醫院的硬體條件，更重要的是提高醫護人員的專業能力。

　　如何有效提高基層醫療水準？宋海慶建議，借助建立神經內科專科醫聯體或者建立腦卒中的層級體係，把不同層級的醫院“串起來”，由三級醫院專家對基層醫務人員進行規范、係統的培訓，用規范的標準來指導基層醫院，提高基層醫院的服務水準。“相比于三級醫院人滿為患，許多基層醫院醫療環境相對較好，提高醫療服務水準之後，一定也會提高患者的體驗，把多數患者留在基層醫院診治。”

　　“急性期在卒中中心，康復期在基層醫院，這樣才能使腦卒中患者得到全流程的、專業的服務。這是比較理想的腦卒中診治模式，現在我們也正在和很多兄弟醫院一起向這個目標努力。”宋海慶説。

　　重視卒中篩查 做到提早幹預

　　數據顯示，我國腦卒中發生率以每年8.7%的速度持續上升。“腦卒中人群不斷出現，因此要重視預防，對于健康、未發病人群，要加強篩查防控。”宋海慶表示。

　　他指出，首先，根據篩查標準，篩選腦卒中高危人群；其次，利用神經係統檢查、頸動脈超聲等專業篩查手段，從高危人群中找出可能發病的高風險人群，例如頸動脈嚴重狹窄人群，對這些人群進行手術等有針對性的積極治療，預防發病；另外，根據篩查結果，要控制危險因素，例如血壓、血糖、血脂、體重、戒煙等。“做到腦卒中預防，控制高危因素，加強‘三減三健’，使腦卒中防治端口前移，有效地進行高危人群分層管理，才能使腦卒中發病率下降，減少致死和致殘的發生。”

　　近年來，我國非常重視腦卒中的預防篩查工作。2009年6月，原國家衛生部啟動了腦卒中篩查與防治工程，並于2011年成立腦卒中篩查與防治工程委員會。宣武醫院是我國最早的腦卒中篩查與幹預基地之一，從2010年成為基地醫院開始，便整合醫院多個部門，參與腦卒中的篩查工作。

　　“我國人口眾多，目前的篩查工作還不能完全覆蓋，需要有更多的基層機構加入到腦卒中篩選工作中來，讓更廣泛的人群受益。”宋海慶説。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 許俊堂教授

　　新華網北京6月21日電（王坤朔）推進分級診療制度作為“十三五”期間深化醫療改革的主要目標和重要任務，如何在推進的過程中形成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就醫新秩序，成為各方都在努力思考和解決的重點問題。各級醫療機構該如何各司其職地發揮職能和作用，為群眾提供醫療健康服務呢？近日，新華網採訪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內科專家，以及在同一醫聯體內的北京交通大學醫院（社區醫院）院長，探究各級別醫療機構在推進分級診療過程中各自應承擔的職責。

　　大醫院：優化醫療資源配置，進一步發揮引領作用

　　“看病難”多體現在大醫院，知名的三甲核心醫院幾乎都面臨著較高的診療壓力。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許俊堂教授認為，核心三甲醫院的職責重點應該在于對急危重症及疑難雜症的診斷和治療，同時兼顧人才培養、科研教學和新技術的研發應用等方面，應該從簡單病、慢性病的診治中解放出來。“現在出門診時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給患者開藥上。”許俊堂略有無奈地表示，大醫院的稀缺醫療資源應該進一步優化配置。

　　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水準差異大，醫療資源整體稀缺且分布不均衡。許俊堂認為，現階段，基層醫療機構的專業能力和水準很難有一個統一的保證，而分級診療實現的前提是強化基層的醫療服務能力，這並非一朝一夕能夠達成。

　　許俊堂以基層首診為例，其要求慢性病、常見病等簡單病留在基層首診，有需要再向上級醫院轉診。但疾病有其復雜性，基層醫院診療能力有限且參差不齊，在判斷是否是簡單病、病情是否嚴重的過程中就可能出現問題，這也是很多患者一點小病都要跑大醫院的原因：擔心被基層醫院誤診、漏診，延誤病情。

　　“分級診療是醫改要達成的一項結果，而不是現階段就能夠順利推進的政策措施。要不斷加強基層的診療能力，讓老百姓心甘情願地留在基層。”許俊堂認為，為了形成分級診療的就醫秩序，幾乎要對現在所有的醫療資源和制度體制做新的規劃和設計，會經歷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這中間需要一些過渡性的政策。

　　許俊堂提出，在不斷“強基層”的同時，要充分調配現有的醫療資源，例如，社區醫生等基層醫務人員可以圍繞三甲醫院專家組建團隊，由專家診斷並確定治療方案，指導基層醫生執行，形成良好的銜接和分工，讓醫療資源有序、高度運轉起來。

　　以高血壓、糖尿病等常見心血管病為例，患者需要長期管理，在生活方式上也要獲得指導，當病情明確、穩定後，就應該回到社區。“社區醫院在指導康復、健康宣教、篩查高危人群並及早幹預等方面，有極大的優勢。”除此之外，許俊堂強調，隨著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大，社區可以聯合街道、志願者等各方力量，在養老、臨終照護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同時，智慧醫療、遠端醫療以及醫療信息化的發展，也為推進分級診療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超聲心動圖是心內科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檢查之一，受到設備差異和醫生操作水準的影響，下級醫院出具的心臟超聲報告，到了大醫院很難被完全認可，往往需要再次檢查。事實是，不可能所有社區醫院都能夠建立起完善的輔助檢查和檢驗機構，也沒有必要這樣做。還有，社區醫院常常因為藥品不齊全，迫使患者集中到大醫院開藥，大醫院人滿為患，不堪重負，而一些社區醫院又門可羅雀。許俊堂認為，借助互聯網和物聯網，在技術和操作層面這些問題都能得到有效解決，例如分區片建立規范化的中心實驗室和中心藥房，社區醫生不再為檢驗設備不齊全、藥品不齊全而發愁，也不擔心結果不能被認可，大醫院、大專家也能夠從繁雜的、簡單的、機械的工作中解脫出來，真正投入到患者的診療和教學、科研工作中去，真正實現分級診療，更加有效地利用現有醫療資源。

　　“要明確各級醫療機構的能力和定位，各司其職，上下聯動，滿足老百姓不同層次的醫療健康需求。”許俊堂表示，分級診療能夠促進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但應合理有序推進。

　　社區醫院：全科能力為主 係統化管理居民健康

　　北京交通大學校醫院是海澱區醫聯體的成員單位，服務人群包含學校教職工、學生、家屬及周邊群眾，共計約3.7萬人。北京交通大學校醫院院長孔令偉認為，隨著分級診療的不斷推進，醫院在原本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的基礎上，不斷擴展功能，加強對居民的健康管理。“社區醫院對區域的居民的健康情況有係統性的了解，同時具有長期性和連續性。” 孔令偉認為，可以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關護，是社區醫院的優勢和強項。

　　據孔令偉介紹，社區醫院在基本醫療服務方面，承擔居民的常見病、多發病的篩查、管理、診治和護理等服務，而這一係列的服務需要由全科醫生來提供。

　　“社區醫生首先必須具備全科能力，知識面要廣，對常見病、多發病的分辨能力要強。同時，對專科疾病要有一定程度的診治能力，可以處理初級的專科疾病。”孔令偉認為，社區醫生的全科和專科能力要相得益彰、協同發展，互為補充。目前，在全科能力為主的前提下，校醫院根據區域內群眾的健康情況，傾向于培養高血壓、糖尿病、風濕免疫疾病等高發病方面的醫護人才。

　　校醫院在心血管疾病防治方面的工作比較突出。據孔令偉介紹，校醫院自2012年起，在心血管病防治方面實行分層管理的方式：對于確診患者，按照國家規范來進行疾病的管理；通過常規的體檢篩查出的高危人群，按照個體和群體來管理，及時進行幹預；對于健康人群，以宣教為主，推進健康的生活方式。孔令偉表示，通過心血管病的分層管理，近年來，心血管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確診患者的控制情況也較為理想。

　　那麼，患者是如何在社區醫院和大醫院間轉診的呢？據了解，同屬海澱區醫聯體，北京交通大學校醫院與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之間建立了轉診的綠色通道，有需要的患者憑社區醫生的轉診單到北大人民醫院就診。當患者轉回社區康復時，校醫院會根據患者的需求建立家庭病房，到府巡視患者，給予用藥、護理和生活上的指導。

　　“讓大醫院、大醫生做該做的事情，讓社區醫生發揮應有的作用，大醫院與社區聯動，大醫生扶助社區醫生成長，雙向轉診，互通互聯，資源共用，共同完成好大眾醫療和保健任務。”許俊堂最後説。

　　 新華網北京6月1日電（宮曉倩）近年來，我國不斷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作為我國五項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之一，分級診療制度建立完善備受關注。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衛生政策評價與技術評估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趙琨在接受新華網採訪時表示，醫聯體是分級診療的載體，加快醫聯體建設，推動醫療資源下沉，可以改善優質醫療資源過度透支、基層醫療資源閒置問題，使患者能夠有序就診，緩解“看病難”問題。

　　 三級醫院參與醫聯體建設 緩解醫療資源“旱澇不均”局面

　　 我國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優質醫療多數集中在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基層醫療資源卻嚴重不足。對此，趙琨表示，分級診療是醫改的抓手，如果基層“接不住”，患者不願意“下來”，就會阻礙分級診療有效推行。

　　 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加強醫療聯合體建設和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2017年所有三級公立醫院都要參與醫聯體建設並發揮引領作用。

　　 據了解，醫聯體通常由三級醫院、二級醫院以及基層社區醫院、村醫院組成。目的是解決看病難問題，實現“小病在基層、大病到醫院、康復回基層”的理想就醫格局。

　　 “醫聯體是分級診療的載體，所有三級公立醫院參與醫聯體建設，可以緩解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難題，讓老百姓能夠公平受益。”趙琨指出。

　　 如何通過醫聯體模式改善醫療資源“旱澇不均”的局面？趙琨強調，在醫聯體內，大醫院要與基層醫院進行有效連接，“低下頭”、“彎下腰”，幫助基層醫院搞建設。“不僅可以定期派專家到基層接診，也可以通過信息化手段對基層進行遠端培訓、遠端會診，提高基層的技術力量，使基層‘接得住’。”趙琨説，有了信息化的支撐，解決了距離壁壘，患者可以不必一味地跑到大醫院，減少了醫療成本，讓偏遠地區的患者看病不再是難事。

　　 三方面改善醫聯體外部環境 實現效用最大化

　　 如何實現醫聯體效用最大化？趙琨表示，要從三大方面改善醫聯體的外部環境：醫療服務供給側規劃要做好，醫療服務價格調整要到位，醫保支付方式改革要跟上，這樣醫聯體才能有效運作。

　　 趙琨解釋道，在醫聯體規劃方面，要根據當地人口狀況、老齡化程度、疾病負擔、傳染病程度等，對需要什麼功能的醫聯體進行詳細規劃。“這種規劃不是簡單的資源規劃，而是‘資源+功能’規劃。”趙琨説。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依托大數據平臺推動醫聯體建設也逐漸升溫。趙琨強調，通過互聯網將患者檔案資訊、疾病資訊、醫保報銷資訊等數據進行整合，需要有良好的頂層設計，以患者為本進行綜合考慮、前瞻考慮。

　　 在醫療服務價格方面，趙琨表示，醫生的勞動價值是通過醫療服務價格來體現，尤其對于那些技術含量高、救治疑難雜症的醫療服務，應該進行合理定價，實現價格的差異化。

　　 據了解，近年來，我國許多地區進行醫療價格改革試點，例如北京設立“醫事服務費”，用以補償醫療機構部分運作成本，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老齡化、慢病高發、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新技術不斷涌現等必將促使醫療費用增長。”趙琨希望，調整醫療服務價格不該是個別地區的事情，應該在全國廣泛推廣，制定剛性上漲政策。

　　 除此之外，趙琨表示，使醫聯體發揮成效，需要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她建議探索總額預付機制，將資源進行整合，使稀缺資源在醫聯體之間協動，形成緊密型的醫聯體。“以深圳羅湖醫療集團等為代表的城市醫療集團模式、以安徽天長為代表的縣域醫療共同體模式，都已經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成為我國的典型案例。”她舉例道。

　　 “通過醫保杠桿，改變醫生的行為，調動醫務人員參與醫改的積極性，讓醫聯體內的醫院共同來管理患者有限的醫保資金，他們就會做好早期的預防，健康排查，最終使老百姓真正受益。”趙琨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