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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工未復學,職場媽媽的“雙重焦慮”如何破解?
2020-08-17 07:57:55 來源: 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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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是尚未入園入學的子女,一邊是要保質保量完成的工作任務

  復工未復學,職場媽媽的“雙重焦慮”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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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疫情突至,職場媽媽們在陪伴孩子度過“漫長假期”的同時,也在經歷復工未復學的煎熬與焦慮。疫情防控期間,有未成年子女的雙職工家庭,尤其是職場媽媽有多難?3位職場媽媽分享了她們的疲憊與憂慮、辦法與期待。

  疫情的腳步,沒有在2020年的夏天驟然停下。近來,大連、新疆等地出現小范圍的疫情反復。一邊是尚未入園入學的子女,一邊是需要保質保量完成的工作,復工未復學之時,不少職場媽媽面臨工作與照看孩子的雙重壓力。

  “在公司上班,不用做飯還能午休,居家辦公不僅要工作還得照顧孩子。”和錢憶相似,居家辦公期間及“後疫情時期”,很多職場媽媽開啟了打開電腦開視頻會議、接打業務電話、培訓,與輔導孩子上網課、做飯、做家務兼顧的“新日常”。

  “不得已,我把孩子反鎖在家裏”

  “雖然早上離開家時,兒子笑盈盈地目送我,但愛人説,到中午時兒子哇哇大哭,喊著找媽媽。”談起3歲半的兒子,張寧寧心裏有著太多愧疚與無奈。

  7月中下旬,隨著新發地疫情及其相關傳播擴散的終止,在北京工作的張寧寧從第二次居家“雲辦公”的模式切換回到單位上班模式。婆婆年逾八旬,靠輪椅行動;丈夫在一家企業做司機,經常要出外勤。誰來照料3歲半的幼兒,難倒了張寧寧一家人。

  “不得已,我把孩子反鎖在家裏,告訴他遇到危險要大聲呼救。”為能正常上班,44歲的張寧寧把兒子和婆婆反鎖在家裏,並給鄰居留了把鑰匙以應急。在沒有出勤任務時,丈夫會在午間回家,備好午飯。

  復工未復學、幼托機構暫未復托、家中老人無力照料,對于不少像張寧寧這樣家有未成年子女的雙職工家庭來説,如何看護孩子成了疫情防控期間的“必答題”。

  “未成年子女不可能完全脫離父母,特別是疫情期間,他們更需要父母的陪伴與教育。”41歲的職場媽媽錢憶説,兒子就讀的小學原本已準備開學,但疫情蔓延後,孩子不得不再度居家,“雲”開學、“雲”上課。

  為照顧兒子,錢憶與丈夫輪流向單位請假,“盡力不讓孩子單獨在家,即便有,也只有小半天”。

  不少雙職工家庭表示,孩子到了入園、入校年齡後,就不願再讓操勞多年的老人“搭把手”了。兒歌裏“爸爸媽媽去上班,我去幼兒園”的美好生活,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變得不堪一擊。

  在家中安裝視頻監控、教育孩子不給陌生人開門、適當訓練孩子獨自在家的能力……很多職場媽媽表示,受疫情影響,年幼的孩子只能獨自在家,雖不放心,但也在努力訓練和培養孩子獨處的能力與安全意識。

  看似很美,卻“兩敗俱傷”

  “每天我都在職工、幼兒園老師、媽媽3個身份中來回切換,感覺有忙不完的事。”31歲的陳彬彬在一家金融企業從事行政工作,兒子6歲,奶奶、姥姥輪流來北京幫忙照看。

  “即便家裏有人幫忙,居家辦公也沒有想象中那麼美。”疫情形勢嚴峻時,陳彬彬一家4口擠在空間不大的房子裏,工作、孩子、家務成了繞不開的“坎兒”。孩子玩耍吵鬧的聲音、做飯時鍋碗瓢盆的聲音、家人打電話的聲音,此起彼伏,在她看來,家中嘈雜的環境並不適合辦公。

  此外,有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的遠程辦公,給人們帶來更多會議和更長的工作時間。“起床就要打開電腦收發郵件,深夜23點還得接電話溝通業務。”不少職場媽媽表示,居家辦公弱化了生活與工作的邊界。

  集中工作、熬夜工作成了很多職場媽媽的選擇。“等孩子睡著了,自己有時間獨處了,可以集中幹活兒。”錢憶説,兒子上小學後,家長腦力上的疲憊遠超體力上的勞累。除了上學校規定的網課,還要學習少兒編程和鋼琴等,“雲”學習下,更需要引導與監督。

  居家辦公期間,並不算輕松的工作與需要費心教育的孩子之間相互影響,錢憶説,“有段時間,感覺沮喪又焦慮,會覺得工作沒有盡善盡美,孩子又沒有明顯的長進。”

  “雖然很疲累,對孩子很愧疚,但還是以工作為重。”對于曾經做過3年全職媽媽的張寧寧而言,重返職場並不容易,她格外珍惜這份工作。“公司領導也很照顧我們家的情況,不要求我每天必須到崗,很感謝這份理解。”

  期待有更多支持力量

  在疫情防護的特殊時期,如何看護延遲開學的未成年子女引起了社會重視。北京市明確,每戶家庭可有一名職工在家看護未成年子女,期間工資待遇由企業按出勤照發。山東淄博也倡議,在家看護未成年子女期間,單位、企業不應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一些企業針對需要看護未成年子女的職工,出臺了較為彈性的管理措施,如錯峰上下班、安排居家辦公、鼓勵優先利用年休假居家看護等。不過,實際生活中,照護子女的主力仍是職場媽媽。

  職場爸爸去哪兒了?陳彬彬表示,雖然孩子爸爸也會參與育兒,但投入的不如媽媽多,“社會大環境沒有明顯改變”。有聲音表示,光靠家庭協商,要求職場爸爸參與育兒,效果不一定明顯,需多方共同協調行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長聘副教授張丹丹建議增加長效機制,以減輕職場媽媽的壓力,尤其是對于低收入家庭和失業家庭,政府可通過減稅、轉移支付等社會保障的方式,逐漸向照顧孩子壓力大的職場媽媽傾斜。

  此外,幼托機構暫未復托、供給不足也是職場媽媽普遍反映的問題。疫情之前,張寧寧考慮過籌辦小型幼托機構,兼顧起家庭與事業,但突然到來的疫情打亂了她的想法。面對“照顧孩子還是去上班”的選擇題,張寧寧和不少職場媽媽意識到幼托機構的重要性。

  北京新發地疫情暴發期間,工作任務繁重的陳彬彬需要每天按時到崗,家裏老人成為她堅實的後盾。在她看來,生活不是非黑即白,“職場媽媽不需要‘被定義’,努力往前奔就好。”(記者 趙琛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糾錯】 責任編輯: 薛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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