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沉務實以“潤身”,奉獻報國以“淑世”
南開大學立德樹人百年間
2019年10月18日 14:21:41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10版 【字號 】【留言】【打印】【關閉

  ▲張伯苓。

新華社資料片

  ▲10月17日,演員表演音舞詩畫《一路向南》。

  當日,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紀念晚會在南開大學八裏臺校區體育館舉行,南開大學師生員工、海內外校友及社會各界友好人士齊聚一堂,禮讚南開大學100年不平凡的光輝歷程。

新華社記者李然攝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翟永冠、黃江林、鄧中豪

  昨日上午,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紀念大會隆重舉行。數萬名來自五湖四海的南開師生齊聚南開園,誦校訓,唱校歌,念“愛國三問”——“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聲音響徹雲霄,飄蕩在校園上空。

  百年歲月,滄海桑田,南開大學培養了二十余萬名學生,培養出包括周恩來、曹禺、陳省身、郭永懷在內的一大批國之棟梁與名家大師。

  百年南開,風華正茂,那些被深深烙下“南開印”的師生,一種獨特的氣質賡續傳承——既有家國情懷愛國志,又有淑世潤身報國心,還是潛沉務實謙君子。

“端在教育”

  關于南開大學的一切,要從1894年説起。

  這一年,受命擔任貴州學政的嚴修,為中日之戰倍感焦慮,逐漸認識到,中國欲圖自強,“非從創辦新教育不可”。

  這一年,中日海戰,前方吃緊,清政府急調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增援,18歲的張伯苓也參加了此役。北洋艦隊的第一艘軍艦剛剛出海,就被日艦擊沉,張伯苓平生第一次遭受強烈刺激,慢慢認識到,“自強之道,端在教育”。

  兩位以“為國育才”為志的人,在1898年10月29日迎來歷史性的相遇。38歲的嚴修聘請22歲的張伯苓到家館任教,共同開啟了育才救國的事業。

  到了五四運動風雷激蕩的1919年,南開大學誕生了。

  創校之初,南開“校父”嚴修就勉勵南開學子:勿志為達官貴人,而志為愛國志士。建校校長張伯苓則説,“為國家辦教育,辦以國家為最高目的教育”。

  南開大學愛國之魂,就此凝鑄。

  “窗明幾凈思多快,國破民懸意轉煩。”1922年剛考入南開大學的于方舟,懷著“以己為舟濟蒼生”的誓言寫下這句詩。

  1923年,于方舟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産黨。1924年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于方舟當選委員長,同時青年團南開大學支部開始籌建。1924年,于方舟主持成立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並任書記,成為天津黨組織的創始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28歲的于方舟英勇就義,成為南開大學培養的第一位為國捐軀的革命烈士。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後,張伯苓校長令校工每日敲響校鐘,先敲九下,再敲一下,再敲八下,用以警示全校師生勿忘國恥。他召集全體學生慷慨陳詞:“中國之前途較日本有為,吾不應畏日人。”他要求,南開學生把此次國恥“銘諸心坎,以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

  因為是“反日大本營”,南開大學被日本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1937年7月28日深夜至29日淩晨,歷經日寇野蠻轟炸,南開大學變為一片廢墟,半座“思源堂”成為僅剩的建築。

  採訪到這一幕的記者愛潑斯坦在《人民之戰》中寫道:“他們的飛機一隊隊飛到南開的上空,飛得很低,簡直是把炸彈放在校園。那座輝煌的圖書館和內部藏書,連同其他建築毀于一旦。”

  30日下午,已經佔領了天津市區的日軍還來到南開大學縱火:“日方派騎兵百余名,汽車數輛,滿載煤油到處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圖書館、教授宿舍及鄰近民房,盡在煙火之中,煙頭十余處,紅黑相接,黑白相間,煙雲蔽天……”

  “南開大學是一個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們就要一律摧毀。”南開被侵華日軍炸毀後,日方召開新聞發布會如是説,“南開學生是反日的,是共産主義者。他們常常找我們的麻煩。”

  毀校後,南開大學被迫南遷,與北大、清華合組西南聯大。

  校園雖毀,但南開人的風骨未失、氣節未損。抗戰勝利後,1947年1月,在南京的南開校友為張伯苓一行舉辦茶會,召集人唐際清在致辭中説:“在被立案懲處的漢姦之中,沒有一個是戰前的南開學校畢業生。”3月,張伯苓回到天津,南開校友、當時的天津市長杜建時也向他報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漢姦之中,沒有一個是戰前南開畢業生。”

“潤身”“淑世”

  如何將自身發展融入時代發展的洪流中?南開大學師生以“淑世”“潤身”這四個字作答——提升自身修養,奉獻國家發展。

  黃鈺生長期擔任南開大學秘書長。1930年,他在《大學教育和南大的意義》一文中指出:“大學是幹什麼的?簡單地説,大學的意義:一是‘潤身’,二是‘淑世’。”也就是説,要下大功夫來修煉人格,要老老實實地去做學問,要把個人的理想和國家民族的振興統一起來。

  新中國成立以後,著名化學家、南開大學原校長楊石先及時提出“發展學科,繁榮經濟”的辦學原則。有的教授甚至放棄了多年堅持的科研方向,轉攻國家急需的農藥化學,在很長一個時期,南開大學發明的農藥幾佔中國農藥品種的二分之一以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中國物價指數”,也是被國家和社會承認的唯一的中國物價指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南開怎樣適應歷史轉折發展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頭,時任校長滕維藻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這就是適應國家改革開放需要,調整學科布局。

  在當時沒有土地、沒有資金、缺乏人才,內部還有很多歷史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滕維藻帶領南開大學積極發展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學科,先後建立了博物館學、法學、旅遊外語、旅遊經濟管理、金融學、保險學、審計學、國際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編輯學等一批新的學科專業,形成了專業、係科比較齊全的文科教育學科體係。同時還建立了應用化學、電子學、計算機應用、生物醫學、生物工程等一批理工科專業。

  1980年8月,費孝通來到南開見滕維藻、鄭天挺等“西南聯大時期的老朋友”,確定在南開大學辦社會學專業。1981年2月26日早晨,費孝通裹著棉外套,呵著白氣,在南開大學主樓319教室的講臺上操著濃濃的吳音,講著自己的學術經歷。這是南開社會學專業班開學典禮,臺下坐著54名學生。

  這54名學員中,日後有32位成為社會學教授,14位成為社會學係主任(或院長等職務),5位成為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副會長。

  在社會學專業班開辦四年後,南開數學研究所正式成立,在成立大會上,陳省身在發言最後説:“我將為中國數學、南開數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陳省身是20世紀最偉大的幾何學家之一。1926年連跳兩級考入南開大學,陳省身還不滿15歲,是全校的少年才子。

  為了使中國成為數學大國,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起能獨立培養高級數學人才的基地;為了證明中國人與外國人一樣完全有能力作出世界水平的傑出貢獻,使中國數學家在國際上能與外國數學家“平起平坐”,陳省身用他的晚年踐行了對國家的諾言。

  人所少有,我所專長;人尚未及,我能先登。新時代,南開師生在科研報國的道路上奮力跋涉,成果頻出:曹雪濤團隊成果“炎症性免疫反應的新型分子與細胞機制”入選2018年度“中國生命科學十大進展”“中國高校十大科技進展”;趙新團隊研發的“面向生物醫學工程的微操作機器人係統”入選“2018中國智能制造十大科技進展”……

“容止格言”

  1919年,南開大學有了第一張開學合影。96名開山弟子中,第62號學生周恩來日後尤為傑出。

  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主任徐行説,在大學裏周恩來成為天津青年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組織“覺悟社”。1920年周恩來被反動政府追捕,嚴修與張伯苓商議,以“嚴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赴歐洲深造。

  後來,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産黨,有人勸嚴修停止資助,這位老先生説了一句“人各有志”,但資助依舊沒斷。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曾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重返母校。1959年,正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周恩來走進職工食堂,和職工們一起吃棒子面、窩窩頭和鹹菜。至今,記錄這一場景的照片,一直挂在食堂一進門迎面的墻壁上。

  “我是愛南開的”,周恩來如此深情告白。

  矜而不爭、潛沉務實、文質彬彬,周恩來是南開氣質的示范,這樣的氣質也逐漸成為南開學生的一大特色,正如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程同順所説,南開大學出君子。

  氣質的養成有很多種途徑,但對于南開人來説,第一課可能就是一面鏡子,上面刻著這40個字: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鈕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質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這是南開“校父”嚴修親自為南開學生立下的40字“容止格言”。張伯苓則將此作為“鏡箴”鐫刻在宿舍門廊立鏡處,並沿襲至今。

  有人分析,從內容看“鏡箴”既沒有要求學生好好學習,也沒有要求學生尊敬師長,甚至連遵守學校紀律都沒有提。但正是這樣一個簡單的話語,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入校的學生有了一個好的面貌,精神狀態自然也會煥然一新;內在氣質上,以一個平和的心態去學習,以一個平和的心態待人處事,不驕傲,不狂暴,不懈怠。

  在這樣的環境下,南開師生呈現出矜而不爭、潛沉務實的氣度,南開大學很多“甘坐冷板凳”的大師就是如此。

  1936年,28歲的楊敬年考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37歲留學牛津,40歲回國教書;50歲到70歲,被錯劃右派,其間翻譯了總計200萬字的7部經濟學著作、定稿校審了180萬字的聯合國文件翻譯;71歲平反後,在國內率先開設發展經濟學課程;86歲才從大學講臺上退休;88歲寫完20多萬字的《人性談》;90歲翻譯74萬字的亞當·斯密《國富論》,95歲又增譯6萬字;100歲出版27萬字的自傳《期頤述懷》;105歲《人性談》再版,口述了一萬多字的改動……

  在他108歲高齡時,被問及如今思考最多的問題,楊敬年説:“我還是在想,中國的未來。”

  曾任西南聯大總務長的鄭天挺,1952年來到南開大學任歷史係教授、係主任,“把最成熟的學術帶給了南開大學”。鄭天挺之子、明清史專家鄭克晟曾回憶,“他剛到天津時,由于教授只能有一間屋子,是住楊石先校長勻出的一間屋子,帶來的書太多了,父親只能睡地上。”

  鄭天挺的到來,為南開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探微集》《清史探微》《及時學人談叢》等著述的學術價值至今不衰,與楊志玖教授共同編纂完成的《中國歷史大辭典》,歷時20余年,被史學界讚嘆為“扛鼎之作”。

  有這樣的老師,就有這樣的學生,就如同專家們到南開大學考察教育,得出的結論是,南開大學的學生“基礎扎實,不事張揚”。

  2005年從南開大學軟件工程專業畢業的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回憶,是南開安靜樸素的校園和踏實學習氛圍,讓他找到了方向,培養了耐心、踏實、做事情不講捷徑,盡可能基于長期來做思考的心智。

“不負韶華”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南開校歌第一句,便是如此表達。

  當年南開被炸,張伯苓大義凜然:“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不滅者為南開之精神!”

  但凡名校,必有精神,惟其精神,才能經世而傳承,歷久而彌新,輻射出跨越時空的特質。

  愛國奮鬥,淑世潤身,朝氣蓬勃,文質彬彬……這些經過厚重歷史和前輩師長賡續傳承的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南開學子。

  已故中國科學院院士申泮文曾深情指出:“當我想到校歌裏這段名句‘巍巍我南開精神’的時候,我就感到我仍然年輕,依然渾身充滿了力量。”

  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先生將自己的全部財産捐贈給南開大學。這位“中國最後一個穿裙子的先生”,曾在講座中如此説道:“我之所以90多歲還在講,因為我覺得我既然認識了中國傳統的文化,這麼多美好、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我應該讓下一代的人能夠領會、也能夠接受。”

  “我平生經過離亂,個人的悲苦微不足道,但是中國寶貴的傳統,這些詩文人格、品性,是在污穢當中的一點光明,希望把光明傳下去,所以是要見天孫織錦成,我希望這個蓮花是凋零了,花也零落了,但是有一粒蓮子留下來。”葉嘉瑩説。

  踏入南開門,烙下南開印,秉承南開魂,南開大學就像是一個大熔爐,影響一位又一位南開人。

  曾任南開大學校長的饒子和説,來到南開大學,我們一起變成了南開人,那種見到“河南開封”都會首先念出“南開”這兩個字的南開人。

  如今,南開大學迎來自己的第一個一百年。南開精神依舊傳承,在新時代被賦予更加深刻的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在南開大學考察時,勉勵南開師生:“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才會有海一樣的胸懷,山一樣的崇高。希望你們腳踏實地,在新的起點作出你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貢獻,成為南開大學新的驕傲。”

  如今,恰逢南開大學新百年,在9月8日舉行的2019級研究生開學典禮上,5000余名研究生以青春告白祖國。在入學第一課上,有人吟誦的幾句話,可能代表著他們共同的心聲:

  知中國,服務中國,

  愛中華,復興中華,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以夢為馬,不負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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