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峽谷尋訪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密碼
2019年10月11日 15:33:32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12版 【字號 】【留言】【打印】【關閉

  ▲岷江東南岸三級階地上的營盤山遺址。

茂縣羌族博物館供圖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惠小勇、黃臥雲、黃毅

  從成都沿岷江河谷北上180公裏,在四川茂縣城南約2.5公裏處,一個背山面水、被岷江三面環抱的梯形臺地呈現眼前。

  登上臺地,足以感受到崇山峻嶺間少有的開闊,東西寬一二百米、南北長近千米,且起伏平緩、土質肥沃、草木蔥蘢,堪稱宜業宜居,令人不由感嘆古代先民選址的獨特眼光。這就是面積約15萬平方米、距今5000年左右的營盤山遺址。

  近日,文史專家聚會三星堆博物館舉行“茂縣營盤山遺址與古蜀之源”學術研討會,一方面是因為強降雨引發泥石流致茂汶公路短暫中斷,另一方面也暗合了三星堆與營盤山的密切淵源。

  隨著茂縣營盤山遺址等眾多分布在這一區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陸續被發現,四川省大力實施的古蜀探源工程正在一步步還原歷史的真實: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黃河上遊甘青一帶的先民就因氣候變化等原因,開始向南遷入長江上遊的岷江河谷臺地;隨著治水能力的提升,古蜀先民逐步向低海拔臺地、平原聚集,在4000多年前形成著名的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開啟了燦爛的古蜀文明。

  尋訪這些遺址和非遺傳承,我們似乎能夠感受到先民們一路披荊斬棘的開拓進取,更能感受到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脈相連,那些高山峽谷裏依然流傳著中華民族堅韌不拔、勤勞友愛的民族密碼。

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交匯的古蜀源流

  2000年始,營盤山遺址歷經10余年6次勘探發掘,盡管發掘面積只有2000余平方米,就已經在遺址中部地帶發現了新石器時代各型房屋基址20座、灰坑120余個,應為居住區;在遺址中西部發現一處類似于廣場的遺跡,其下清理出人祭坑9座,應是舉行包括宗教祭祀在內的集中活動場所;廣場區以北地帶發現窯址3座及灶坑12座,應是集中燒制陶器的手工業作坊區。

  遺址已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細石器、骨器、蚌器等類遺物總數近萬件,其代表性的文物和局部復原場景已經展呈在茂縣羌族博物館裏。其中最為精美的當屬彩陶器,均為黑彩繪制,黑紅相間、紋飾古樸。紋飾主要位于器物的口沿、頸部、腹部等部位,盆、缽類器物內壁也繪制有彩陶圖案。圖案題材有草卉紋、粗細線條紋、水波紋、變體鳥紋、弧邊三角紋、圓點紋、草葉紋、網格紋、弧線圓圈紋、卷葉紋、渦形紋、杏圓紋、蛙紋等。

  考古報告稱,出土彩陶器絕大多數採用精心挑選的泥土手工制作而成,燒制火候均較高,“叩之有清脆的響聲”,器形主要有瓶、罐、盆、缽等類,選出復原及可辨器形者作標本近百件。

  專家考證,這些彩陶有明顯的仰韶晚期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特徵。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測試分析,發現彩陶的化學成分更接近黃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馬家窯文化腹地出土彩陶器物的化學成分,而素面陶的化學特徵則顯示出本地黏土的特徵,説明素面陶為本地自産而彩陶可能非本地燒制。

  這一分析結果印證了專家的推測: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部分先民,為了尋找更加溫潤宜居的環境,帶上自己必需的生活用具,特別是有高度文化認同的彩陶成品及其原料、技術,從黃河上遊的甘青地區一路南下,順著岷江河谷向西南遷徙,直到把營盤山變成了岷江流域文化走廊的中轉站。

  堪為佐證的是,經過對人祭坑中部分人骨進行體質人類學分析鑒定,發現營盤山人群來源並不單一,其中的一些人類頭顱,具有典型的中國古代西北人群特徵,與四川本土先民有著明顯的區別,還有兩個成年牙齒標本檢測結果表明,其食譜分別以幼時吃魚、吃粟為主;出土的炭化植物種子有粟、黍等,以粟、黍為主要作物應屬于北方旱作農業形態。

  近年來,在營盤山遺址周圍,還陸續發現了波西、沙烏都等數十處時代相近或略有差異的中小型聚落遺址,它們共同構成了一處總面積近百萬平方米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遺址群。其中,營盤山遺址的主體年代為距今5000年,波西遺址年代上限為距今6000年,年代最晚的沙烏都遺址年代下限為距今4500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陳劍介紹説,這一較為完備的聚落體係,是長江上遊地區目前發現的面積最大、時代最早、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新石器時代大型中心聚落,營盤山遺址代表了5000年前長江上遊地區文化發展的最高水準,已被考古界命名為“營盤山文化”。其中最有意思的發現是,從甘肅省臨洮縣馬家窯到四川省茂縣,從遠古就存在一條堪稱“彩陶之路”的人口遷徙通道。

  “彩陶之路”意義非凡。隨著彩陶中同一或相似題材的紋飾傳播,包含在其中的文化認同、精神信仰也在生成集聚。學術界已有的共識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彩陶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圍內的傳播,成為中華文化統一的源頭。

  綜合近年內有關營盤山周邊及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成果,陳劍認為,營盤山是上古西北、西南人群遷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節點,也是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交匯的源頭之一。“從彩陶的器形變化來看,營盤山文化與其後期的成都平原桂圓橋遺存、寶墩文化均有歷史的銜接。而寶墩文化又和三星堆一期文化基本相同,印證了以營盤山為代表的川西高原新石器文化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重要來源。”

  有趣的是,從營盤山到三星堆的文化遷移,除了沿岷江上遊河谷這條水路外,還很可能另有一條山路。

  營盤山背靠九頂山。翻越九頂山,就是成都平原西緣桂圓橋遺址所在的什邡市。營盤山到什邡紅白鎮的直線距離約36公裏,再往東50余公裏就是三星堆。

  此次研討會上,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章澤公布了該所近年來對什邡箭臺村遺址的發掘、桂圓橋遺址的研究及石亭江上遊區域的考古調查情況,初步的結論是,桂圓橋、箭臺村等遺址是蜀人從山區走向平原到三星堆立國的前進地,而桂圓橋一期先民進入平原的路線,應該是翻越九頂山後沿著石亭江上遊峽谷前行的。

  此次與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朱乃誠、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等專家均表示,隨著對川西北、隴西南眾多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掘和深入研究,古蜀文明的發展脈絡更加清晰,各序列節點更加環環相扣,印證了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交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史實。

一個古老的民族連著你我他

  作為川西北高原古蜀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心,茂縣、汶川一線的岷江上遊流域是我國上古時期使用最為頻繁的一條民族遷徙、文化交流走廊,民族學上稱其為藏羌彝走廊。至今,這一區域所在的龍門山斷裂帶是我國最古老的一個民族——羌族最集中的聚居區。

  羌族總人口約為30萬,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汶川、理縣、松潘、黑水等縣以及綿陽市的北川羌族自治縣。大多數羌族聚居于高山或半山地帶,被稱為“雲朵上的民族”,其中茂縣就佔1/3。

  每天上午9點,無論遊客多少,茂縣縣城邊上的中國古羌城開城儀式均如期舉行,這樣的儀式已經連續舉行6年了。這是由山西省援建的一座佔地3000余畝、建築面積25萬平方米的古羌文化展示區。在這裏,遊客不僅可以聆聽千年羌笛的悠揚,目睹羌族繡娘現場刺繡,還可以觀賞體驗羌族建築風貌、民風民俗、祭祀禮、議事會,以及古老的打鐵文化等各類非遺項目展示。

  羌族,一個與你我他血脈相連的民族,堪稱中華民族的母族,走近她,我們就能感受到中華民族的基因密碼。

  走進古羌城旁邊的中國羌族博物館,迎面墻上就是一個大大的“羌”字甲骨文。甲骨文中唯一留下記載的族姓即為羌。中華文明興于華夏,華夏始于炎黃,史傳羌係炎帝之後。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與羌的融合密不可分。甲骨文中有關羌的記載多達930余條。

  “羌族是一個向外輸血的民族,許多民族都流著羌族的血液。”博物館陳列室的第一個展板上,就寫著費孝通先生的這句學術名言。

  根據四川大學教授潘顯一、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徐希平等研究羌文化專家的著述和介紹,羌族源于古羌,古羌是上古時期對西北放羊部落的統稱。他們以遊牧為業,最早將野羊、野牛馴化為家畜,因而一般認為羌人是以羊為圖騰的。羌姜二字本為同字,一從人,一從女,在甲骨文中二者是通用的。就其淵源而言,從女可能更早一些,是遠古時期母係文化的遺留。

  古羌人受氣候變化和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響,從甘青發源,逐步向東、向南遷徙擴展。向東的羌人進入中原地區轉向定居農業,形成上古傳説中的炎帝部落,並與傳説中的黃帝部落、姬姓軒轅氏長期通婚,最後與其他部落一道,融合成華夏族。向南的羌人中的一部分,大約在那時就開始進入岷江河谷。

  這一支羌人一直延續到今天,成為分布在茂縣、汶川、理縣和北川、黑水、松潘等地的羌族。古羌人的其他支係在甘、青、川、陜、滇、黔等區域很活躍,並在歷史上先後建立和參與建立了白狼、牦牛、筰、東女、蘇毗、吐蕃、西夏、南詔、羅鬼、自杞、宕昌、後秦、唃斯羅、不丹、尼婆羅、古格等政權。這些支係大部分融入華夏成為漢民族成員,一部分則向西南遷徙,與當地土著融合形成彝、藏、納西、哈尼、普米、傈僳、怒、阿昌、拉祜、基諾、緬、景頗、獨龍、僜、門巴等民族或這些民族中的某些支係。

  因此,古代羌人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的族源之一,而羌族是古羌的直係遺存。羌族先民由逐水草而居的大西北遷徙並定居在岷江上遊河谷地帶,依山而居,壘石為屋,生存繁衍的時間至少在三四千年以上,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信奉萬物有靈,有著濃厚的祖先崇拜傳統。

  在茂縣羌族歌舞團,記者看到一幅臺灣“桃園民眾”“花蓮原住民”贈送的錦旗,上書“邦家之光,中華五十六民族歡聚在臺灣”,其中把羌族稱為“融族”,應是很有深意。

古羌文化在龍門山斷裂帶上獲得新生

  在今天的岷江上遊羌族聚居區,還保存著蒼涼的羌笛、激越的莎朗、婆娑的羌紅、精美的羌繡、神秘的祭祀、神奇的羌碉……在5·12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中,古老的羌文化得到大力保護和傳承,被譽為中華民族演化史上的“活化石”。

  站在中國古羌城的廣場上,高大魁梧的何王金雙手緩緩豎捏起像兩根筷子一樣的竹制雙管六孔羌笛,鼓起腮幫用力一吹,一曲跌宕起伏的《遷徙曲》飄然而出,這清澈而略帶沙啞的笛音,讓人倣佛感受到了古羌人順江越嶺一路遷徙的曲折艱辛和堅毅頑強。

  從“羌笛何須怨楊柳”到“羌管悠悠霜滿地”,古代邊塞詩詞裏吟咏不斷的羌笛,也是民族遷徙融合的一個實物見證。據説最早的羌笛由先秦時期在西北牧羊的羌人,用羊腿骨或鷹翅骨制成,既是樂器,又是放牧的鞭子,後來隨著民族融合、政權更迭,成為徵人思鄉的寄托。

  人們一度以為羌笛已經消失在歷史的煙雲裏,只能在詩歌裏尋覓它曾經活躍的蹤影。而進入岷江上遊的羌人,不僅將羌笛保留傳承下來,還就地取材,改用高山箭竹精制成雙管六孔羌笛。東漢馬融《長笛賦》道:“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己,截竹吹之聲相似。”羌笛材質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印證羌人由草原到高山、由遊牧到農耕的變遷。

  54歲的何王金是國家級非遺“羌笛演奏與制作”的省級傳承人,其吹奏方法叫鼓腮換氣法,即吹奏中不停下來換氣,而是循環換氣。這樣高難度的吹奏,在數十位羌笛傳人的努力下,已有一批又一批中小學興趣班的孩子學會了基本技法,能夠吹出或婉轉憂傷、或高亢激昂的古老曲子。

  在羌鄉,隨處可見穿著民族服裝的羌族人,衣服上漂亮的圖案大多為手工刺繡,這是又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羌繡。

  羌繡的制作充分體現了羌族婦女的勤勞堅韌。楊甫英是工作在中國古羌城裏的一位羌繡繡娘,雖然她繡得要比別人慢一些,但遊客們駐足凝視的最多,因為她是一位獨臂羌繡繡娘。其他的繡娘繡得也遠稱不上快,繡一朵花要整整一天時間,一針一線裏讓人感悟什麼是真正的“繡花功夫”。

  喜歡繡花的羌寨保持著純樸友善的民風。在遠離縣城、海拔2400多米的茂縣雅都鎮前村、後村,村民們告訴記者,大家對祖輩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勤勞。現在的村子裏也沒有懶漢,各家有事都互相幫助,誰不幫就受笑話,幾乎沒有吵架鬧矛盾的。同時特別重視教育,再困難也要送孩子上學。更是特別尊重婦女,每年五月初五都過瓦爾俄足節,即羌族婦女節。

  羌族男子的堅韌不拔則盡顯在那些巍然屹立的羌碉、羌寨裏。《後漢書·西南夷傳》描述冉駹人“依山居止,壘石為室,高者十余丈”的“邛籠”就是羌碉。羌人自古善搞建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設中就有不少羌族工匠,在漢唐時代,每到農閒時節,就有羌人進入漢族地區修房子。

  目前在茂縣、汶川、理縣等地的高半山上,還保留有大量的原生態羌寨。民居以石木結構為主,順山排列,或高或低,錯落有致。

  最著名的莫過于理縣桃坪羌寨。這個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寨子,倣佛是一個石頭建築王國。寨子引高山泉水形成四通八達的地下水網通道,既供自來水,也可供人通行;寨內巷道或明或暗,或寬或窄,宛若迷宮;而空中通道更令人叫絕,爬上任何一戶人家的房頂,都可以走遍寨子。寨子裏的高樓屹立千年、歷經數次大地震而不倒的“奧秘”,源于房屋背後插縫多砌了一道長長的“脊梁”,起到穩基防震的作用。

  記者走訪了茂縣、汶川和理縣的多個羌寨,驚訝地發現這些就地取材而建的房屋、碉樓,是羌族工匠憑著直觀視線信手砌成的,他們不繪圖、不吊線,就地取材,用毛石、片石相互搭接,卻做到了橫平豎直、結構穩固。

  原汶川縣文化館館長汪友倫老先生給記者提供的一首“羌寨砌墻歌”,道出了其中的原理。“認石認八方,面子放外邊,方方長長墻角呆,大石頭離不開小石頭塞;長三鑲,端五限,內八層,外七轉;中立石,墊口皮,橫壓筋,順壓脈;近看梁,遠看墻,離得遠,看得端,老婆要看18年;石石錯縫,角翹三分,見尺收分。”這首民謠提到的“四角墻體高出中間墻體三分”,詮釋了建築力學中,建築應力向內聚集形成整體穩定性的科學道理。還提出所砌墻體至少要保證18年內不能倒塌,才算度過了建築穩定期。

  羌笛、羌繡,羌寨、羌碉,這些具有濃鬱民族特色的物質或非物質文化遺産,歷經風雨滄桑、災難變遷,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岷江上遊,其中蘊含的樂觀和合、堅韌勤勞、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隨著“許多民族都流著羌族的血液”,始終激蕩回響在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歷史進程中,成為連接你我他的民族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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