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罪行不會被遺忘
2019年08月30日 10:55:51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10版 【字號 】【留言】【打印】【關閉

  ▲90歲的熊善初老人懷抱著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名冊及個人陳述書等資料。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袁汝婷攝

  ▲檔案記載的常德細菌戰第一位受害者12歲的蔡桃兒。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袁汝婷、席敏

  1941年11月4日,剛剛破曉,初冬的大霧籠罩著靜謐的常德城。

  一聲響亮的空襲警報刺穿天際。隨之而來的轟鳴聲,讓人們從酣眠中驚醒。膽大的居民打開窗,看見一架日軍飛機正在低飛盤旋。

  飛機並未投下炸彈,卻在城中心灑下不明顆粒。

  人們定睛一看,谷子、麥粒、棉絮和破布條窸窸窣窣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場雨。警報解除後,有人將這些東西掃攏來,足有四五百斤。

  幾天後,家住城中心的蔡桃兒打著赤腳,跑過街巷給父親送飯。12歲的少女並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潛入她的身體。

  11月11日晚,蔡桃兒發高燒、周身通紅、神志不清,于13日早晨死亡。

  檔案記載,蔡桃兒是侵華日軍常德細菌戰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奪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數度卷土重來,戕害常德大地。

  在1941年的中國抗戰版圖上,湖南常德是一個戰略要地。它既是連接前後方湘川公路線上的重要交通樞紐,又盛産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軍糧、軍棉、兵源供給地。

  細菌戰,這一反人類的國際犯罪,給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創傷。在日本投降74年後的今天,這裏有一群老人,耄耋之年仍竭盡所能記述這段經歷。

  他們説,害怕自己走了以後,這段歷史,再沒人知道。

鼠疫蔓延:死亡不止7643人

  蔡桃兒去世後,多名鼠疫專家、醫生先後對其進行解剖化驗,確診為敗血症鼠疫。

  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極為痛苦的惡疫。它起病急驟、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敗血型、肺型,症狀有高熱伴畏寒寒戰、嘔吐腹瀉、淋巴結腫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嘔血、咯血等,患者全身極度衰竭而死,死後皮膚呈黑紫色。

  根據侵華日軍731部隊資料記載,1941年11月4日,他們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

  無數家庭因此家毀人亡——

  現年87歲的張禮忠,因幼年的記憶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歲的四弟和3歲的五弟發起高燒,淋巴結腫大,抽搐而亡。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親用籮筐挑起兩個弟弟,用衣服遮住他們發紫發青的小小身軀,混出城,草草埋在亂葬崗上。

  “奶奶不敢發出聲,就用毛巾捂著嘴哭,直到捂出了血。”這場鼠疫,奪走了張禮忠家中四條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區的富裕之家,從此破敗。

  受害者遺屬回憶,1942年春天,處于疫情高峰期的常德城內,夜間總有人穿街走巷,喊著親人的名字哭嚎。有人哭瞎了雙眼,還有人精神失常……

  張禮忠痛失親人一個月後,鼠疫病菌寄居在小販李佑生身上,蔓延出城。

  1942年5月4日,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裏的桃源縣李家灣(現馬鬃嶺鎮),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日死亡。

  李佑生的小女兒李玉仙回憶,短短幾天,接觸過父親的多名親屬鄰居紛紛染病,20天內17人死亡。“發病時間一個比一個短,一個比一個死得慘。葬事無人辦,棺材無人抬。只要聽到‘李家灣’,就嚇得毛根直豎。”

  李家灣“淪陷”幾個月後,鼠疫侵襲了常德城東北20余公裏的新德鄉。

  新德鄉石公橋鎮,是瀕臨洞庭湖西岸的商貿集鎮,商鋪雲集,十分繁華。今年97歲的王華璋曾居住于此,他是目前仍在世的極少數常德細菌戰受害幸存者之一。

  1942年10月底,石公橋開始出現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歲的王華璋聽説谷米行老板丁長發一家11人染疫而死、無人收屍,來到丁家門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娃娃都躺在屋裏,臉都是烏黑的,我沒敢進去。”

  短暫的停留,讓王華璋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開始高燒、昏沉。外籍專家伯力士率領的防疫隊抵達石公橋,王華璋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力士的救治。

  許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奪去了他們的生命。“都説是發‘人瘟’,沒人知道是什麼病。直到防疫隊來了,我們才聽説了‘鼠疫’。”王華璋説。

  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今年90歲,住在石公橋以北5公裏的周家店鎮。“細菌戰”三個字,如一道傷疤烙印在他生命裏。“白天晚上都時時聽見哭嚎,到處死人。這邊上墳,那邊出殯,連做法的道士都不敢來。”

  常德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花費近7年走訪調查,嚴格甄別,確認7643名細菌戰受害者。這一數據得到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承認。

  然而,7643人遠非全部。

  一方面,法律認定受害者有極其嚴格的標準,7643人皆有名有姓、有詳細病程,且有後人遺屬為證;另一方面,對受害者的調查1996年才正式啟動,56年過去,常德居住人口變動極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遺屬無法找尋。

  數據之外,是調查組實地走訪中真實存在、卻“沒有名字”的傷痛——

  石公橋北濟公廟裏曾居住著一個“丐幫”,所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去,沒人留下姓名;

  長嶺崗鄉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後有上千官兵壯丁染疫,但姓名無可考;

  雙橋坪蔡家灣99戶371人,僅一人因外出幫工幸免于難,死者大多沒了後人,故無法登記;

  ……

  1.6公斤鼠疫跳蚤,讓洞庭湖畔的魚米之鄉,一夜間化作了“瘟疫之城”。

  多年後,遺屬和幸存者已成了耄耋老人。他們説,兒時的記憶是黑色的,那是焚屍爐日夜不息燃起的煙。

  83歲的遺屬李明庭記得,疫情高發期的某一天,城西門外的焚屍爐,因疫屍太多,燒塌了。

對日訴訟:“讓東京聽見我們的憤怒”

  2002年7月18日,陳玉芳抱著幾十斤重的簽名名單,在臨近下班時,火急火燎趕到了郵局。

  當時,她是常德細菌戰調查委員會主任,而她的懷裏,是數十萬常德學子聲援細菌戰民間對日訴訟的簽名。

  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義律師200多人組成律師團,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細菌戰受害者(遺屬)代表組成原告團,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兩年後,又有72名細菌戰受害者加入原告團。

  歷時5年,開庭27次,直至2002年8月27日,訴訟一審判決。

  律師一瀨敬一郎在電話中告知陳玉芳,務必在8月初將聲援簽名寄到日本。耗時數月的簽名整理完成時,距截止日期僅剩十余天。

  郵局年輕的工作人員幫助陳玉芳將簽名打包,整整三大紙箱。最快的郵寄方式,費用要數萬元,需要十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兩千多元,卻要歷時40天。

  常德細菌戰調查委員會是自發成立的調查組織,由于經費拮據,只能選擇最便宜的方式。陳玉芳咬咬牙,借來幾張大白紙,粘在紙箱上,用黑筆寫了一段話:

  “沿途海關、郵政的同志們,這是常德數十萬學子聲援細菌戰受害者對日訴訟的簽名,務必在8月前送達日本法庭。請支持我們!”

  花了2230元郵費,聲援簽名被寄出。陳玉芳內心有些絕望,“按理要40天,一定來不及了。”

  大約8天後,她接到了一瀨律師辦公室中文翻譯打來的電話:“您寄來的簽名,我們收到了。”

  “不可能吧!是我們的簽名嗎?”她難以置信。

  電話那頭,翻譯將紙箱上的話一字一句念出來,陳玉芳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緊握著手機,淚如泉涌。

  許多人都在為這次訴訟提供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內的支持。

  一審開庭前,常德組織40余人的聲援團趕赴日本,其中既有以個人身份加入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也有受害者遺屬。聲援團需要坐火車抵達上海,再從上海飛往東京。

  可是,從湖南懷化通往上海、途徑常德的火車每天僅有一趟,留給常德的臥鋪指標僅有6張。聲援團的同志來到火車站提出請求,對方也犯了難。就在這時,巧遇一名懷化火車站的負責人前來溝通工作,被引薦到陳玉芳的辦公室。

  “我把聲援團為什麼要去東京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他只説‘等我消息’。”陳玉芳回憶,不久後,這名負責人給她打來了電話:“陳主任,我們給聲援團另外挂一節臥鋪車廂。你們一定加油!”

  乘坐著臨時挂上的臥鋪車廂,聲援團抵達上海,登上了飛往東京的班機。他們都懷揣著一疊宣傳單,正面是受害者滿目滄桑的照片,背面是一篇文章,題為“讓東京知道我們的憤怒”。

  飛機起飛後,成員們自發地向飛機上的乘客們發起了傳單。當時,赴日旅行團較少,大多數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會兒,空姐趕來制止聲援團成員,將傳單拿走。

  聲援團的成員張禮忠回憶,過了一會兒,空姐又走過來問,“這樣的傳單你們還有多少?都給我們。”成員們都不説話,空姐又説:“機長説了,交給我們,我們幫忙發。”

  就這樣,在機艙乘務組的幫助下,宣傳單被發到每位乘客手中。

  幾小時後,飛機緩緩降落在東京,機艙廣播裏響起通知:“常德聲援團的同志請等一等,請最後下飛機。”

  “不會有什麼問題吧?”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

  等其余乘客下機後,廣播再次響起:“常德聲援團的同志,你們可以拿上行李下飛機了。”

  聲援團陸續走出。機艙門口,空姐們列隊成兩排,不停地鼓掌。機長抱著一大束鮮花,走上前來,將鮮花交到聲援團手中,説道:“謝謝你們為同胞伸張正義。你們一定要堅持到底,不勝利不收兵,我們支持你們!”

  時隔17年,回憶至此,陳玉芳仍然熱淚盈眶。“我們聲援團,原本有很多能説會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説不出話來。如果沒有社會各界這些溫暖,我們堅持不下來。”

  聲援團走上了東京街頭。他們打起反戰橫幅,分發宣傳單,振臂高呼。出發之前,有些人有顧慮,問陳玉芳“去遊行要不要喊口號”。“等真的走上街頭,這些平時很沉穩的人,一個個衝在最前面,拉都拉不住,手臂揮得比其他人都高。”一位受害者遺屬回憶。

  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經過27次開庭審理,在原告團、律師團提供多達500項書面證據及31名原告的陳述、11名證人的法庭證詞等基礎上,認定了侵華日軍對中國實施細菌戰的事實——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細菌戰中負有以《海牙陸戰公約》第三條內容的國際慣例法規定的國家責任;”

  “本細菌戰一案確實給予受害者以極大和悲慘的傷害,原日本軍的戰鬥行為屬于非人道的行徑是毋庸置疑的。”

  “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數達到7643人以上”。

  ……

  然而,東京地方法院駁回了原告要求謝罪並賠償的請求。

  “鐵一般的證據,迫使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認細菌戰罪行。這也許不算100%意義的成功,但東京乃至全世界,聽見了我們的憤怒。”陳玉芳説。

共同堅守:反人類罪行不能被忘記

  7643名受害者的名單,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證據之一。人們難以想象,時隔60年,這份真實度、準確度難以挑剔的名單,如何得來?

  對日訴訟中,原告團向法庭遞交了數百件歷史證據。陳玉芳説,其中常德的證據約佔70%。

  鐵一般的證據背後,是一群老人的堅守——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絕大部分都是自己或親屬經歷過細菌戰的退休老人。辦公室是常德市外事辦騰出的雜物間,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拾掇拾掇,挂上牌子,就開始辦公了。

  六七年間,這群老人的足跡遍布10個縣56個鄉486個村,座談30萬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復甄別比對,才確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冊。

  今年79歲的徐萬智是受害者遺屬,5名親人因鼠疫喪生。1998年,他下鄉調查,來到石門橋鎮楓樹崗村,村民們講述親人逝去的慘狀痛哭流涕,卻只知是“發人瘟”,不知是鼠疫。

  這種“茫然無知”,深深刺痛了徐萬智,讓懷著國恨家仇加入調查委員會的他,感到了更沉的責任。“如果我們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難道這麼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嗎?”

  就這樣,一批像徐萬智一樣的離退休老人不拿報酬、自帶幹糧,蹬著自行車,日復一日奔走下鄉,路途最遠的一天騎了100多公裏。他們走村入戶,找到一個人,就發動一批人,漸漸形成了“市、鄉、村”三級調查網絡。他們把受害者較多的地區標記為疫點,反復核查搜集。

  加入調查委員會那一年,張禮忠早已年過花甲,負責管理資料。他不會用電腦,眼神也不太好,卻靠著一筆一畫寫“正”字,歸檔整理了上萬份受害者調查材料。

  “當年做這些事的人,在世的都八十幾歲了,還有好些人,去世了。”説完這句,現年87歲的張禮忠沉默良久。

  對日訴訟原告團中,常德細菌戰原告有61人,如今在世的僅剩18人。其中,細菌戰受害幸存者僅剩兩人——97歲的王華璋和90歲的熊善初。

  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離開家鄉。那是細菌戰對日訴訟二審開庭,他來到東京,在日本法庭上做了陳述。熊善初居住的熊家橋村有73戶、152人感染鼠疫死亡。

  陳述書每一個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寫的,在法庭上,75歲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讀出了自己的陳述書。“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親人。假如你們(法官們)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們細菌戰受害者一樣遭到無辜殺害,你們將會是怎樣的心情?”

  然而,懷著巨大傷痛與憤懣的熊善初、王華璋、張禮忠們,沒有等來苦苦期盼的回音——東京地方法院一審駁回原告要求謝罪並賠償的請求。

  一審判決中,侵華日軍在常德發起細菌戰的殘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單得到法庭確認。但,這還遠遠不夠。

  不服判決結果的中國原告隨後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2005年7月,二審判決維持原判。

  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駁回中國原告團對二審結果的申訴。至此,起訴日本政府的細菌戰訴訟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但,堅守仍在繼續,堅守仍有意義——

  在調查委員會使命終結後,2011年11月4日,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協會成立。受害者遺屬、律師高鋒擔任會長,徐萬智成了常務副會長,許多老人成為骨幹成員。

  我們見到高鋒時,他剛從日本回來,這一次,他又自費花了三萬多元,買回一堆關于侵華戰爭的日方資料。“先到日本的圖書館、資料室去找線索,找到與常德有關的,就抄下來、拍下來,再花幾天到街頭巷尾的舊書店去淘。”

  這些年,高鋒自費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買回整整一書櫃的資料,多次為協會捐款。這一切,只為了在浩如煙海的歷史裏,將關于常德、關于中國的記憶,一點點打撈起來。

  今年69歲的胡精鋼是協會的“年輕人”,懂一點兒“科技”。7643人的紙質名冊,是他瞇著眼睛、一字一字敲入電腦的。他打字不順溜,590多頁的名冊,敲了半年。

  幾年前,胡精鋼花了3000塊錢,買下一個3.2米長、11.6米高、1.45米寬的儲藏室,把當年調查委員會的辦公桌椅、牌子、宣傳板和一些資料都放了進去。

  “留下這些東西,總是有意義的。”胡精鋼説,桃源有一位97歲的受害者遺屬,在他錄下口述六個月後離世。“把它們作為歷史檔案教育後人,就是意義。”

  七十余年過去,一批執著的學者們,也在堅守——

  2001年9月18日,湖南文理學院(時稱常德師范學院)成立了細菌戰罪行研究所,重點研究侵華日軍在湖南和中國各地實施細菌戰的罪行惡果。

  湖南文理學院副校長李紅革説,學院學報上開辟的細菌戰研究專欄,是目前國內學術期刊中唯一的日軍細菌戰學術研究專欄。“這一段歷史,研究的人不多,但在我們看來,它最有價值。”

  66歲的研究所首席專家陳致遠,仍然奮戰在細菌戰研究一線。他曾為對日訴訟做出長達10萬字的鑒定書《1941年日軍常德細菌戰對常德城區和石公橋鎮和平居民的加害》,並以學者身份在二審時出庭作證。

  “細菌戰,是反人類的罪行,它是超越國家記憶、民族記憶的,是整個人類慘痛的戰爭災難記憶,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陳致遠説。

  研究所教授朱清如,在2003年非典期間作為聲援團成員赴日,在日本街頭,他高喊出“牢記歷史”“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口號。“歷史學的研究者是專業的、學術的、理性的,可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有與生俱來的愛國情。”

  在反人類的戰爭罪行面前,一些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1995年,日本正義知識分子森正孝發起了細菌戰受害者調查;

  曾經的侵略戰爭參與者土屋公獻,成了著名的和平主義者,擔任了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日本辯護律師團團長,發起200多名律師參與的聯合支持;

  當原告團謝罪賠償的請求被駁回,許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卻起立朝陳玉芳等人深深鞠了一躬,説:“請你們堅持。你們堅持,我們也堅持,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到底!”

  ……

  2011年,高鋒前往日本祭拜已逝的土屋公獻,見到了他的夫人土屋富美子。她告訴高鋒:“以前我只知道先生是一名律師。直到兩年前他離開,來自中國、美國、世界各地的人都來參加追悼儀式,我才知道,先生這樣偉大。”

  “真正愛好和平的人,一定能感同身受,這是超越國別的情感共鳴。”高鋒説,這些年來,研究者們、受害者遺屬一直在呼吁為常德細菌戰修建紀念館、紀念碑。“等我們也老了,如果這些資料沒人整理,這些證據沒地方展出,這段歷史,會不會被忘記?”

  歷史如果不被銘記,就會被忘記。誰也不願承認,可關于常德細菌戰的鮮活記憶,正如燈油般,一點點燃盡。

  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農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著一大袋泛黃的資料。那滿是褶皺卷角的紙張,是他一字一句寫下的陳述書、一家一家跑下來的受害者名單。

  他把陳舊的、裝滿文件的塑料袋抱在懷裏。不知情的人很難想象,落滿灰塵的小袋子裏,記錄著多少鮮活生命的消逝,沾染著多少家庭的血淚。

  70公裏外,桃源縣馬鬃嶺鄉,一座小小的劫難碑,樹立在群山環繞的興街村。那是李佑生的孫子、抗美援朝老兵李宏華多方奔走呼吁後,社會各界出資修建。

  離開劫難碑,我們隨機走進了一所中學的課堂。初中的孩子們翻開歷史教科書,裏面沒有關于細菌戰的記載。我們詢問,有誰聽説過常德細菌戰嗎?49人的班級裏,有5個孩子舉起了手。

  那一刻,與熊善初告別時他説的話,又在耳邊響起:“我們怕自己走了後,這段歷史,再沒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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