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懷中:
為什麼我到90歲才能寫出這樣一本書?
2019年08月23日 12:38:20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10版 【字號 】【留言】【打印】【關閉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京雪

  “別人見面都稱道,你90歲還能寫出這樣一本書!實際他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我到了90歲,才能寫出這部書?”90歲的徐懷中是在病房裏,得知長篇小説《牽風記》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這位茅獎史上最年長的獲獎作家,言及當時的感受“不勝感慨”,漫長的寫作過程涌上心頭。

  1947年,18歲的徐懷中隨劉鄧野戰軍挺進大別山。當時已參軍兩年的他,在一個鄉裏擔任武工隊隊長,手下管著十幾桿“槍”,多是掉隊和受傷的戰士。有大半年時間,他們從不敢在同一個地方過兩晚。歷經生死,許多戰友的屍骨留在了大別山。

  以這段“參加革命後,考驗最嚴苛、衝擊最大的戰爭經歷”為素材,徐懷中創作了長篇小説《牽風記》,寫作過程一波三折:1962年,他動筆寫初稿,用正面全景式的紀實筆法,描寫人民解放軍的這次重大戰略行動。寫了20萬字,“文革”來了,他將手稿付之一炬。粉碎“四人幫”後,他急忙從頭寫起,寫了幾萬字,自覺索然無味,再度擱置。直到2014年,85歲的徐懷中又一次重寫《牽風記》,耗時近5年,終于完成了這部仍以挺進大別山為背景,內容較之初稿卻僅余書名相同的“三個人物一匹馬”的故事。

  回頭來看,為寫《牽風記》,徐懷中用了近60載光陰準備,他説自己後來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在寫,對自己的寫作生涯,他認為用兩個字描述最準確——“掙扎”。

被莫言稱為“恩師”的軍旅作家

  2012年,作家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中提到“我的恩師徐懷中”,説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後,在其啟發指導下,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中短篇小説。

  徐懷中説這話講得太誇張,自己談不上有什麼“啟發與指導”,只能説莫言有幸適逢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黃金時代,改革開放才是莫言的“恩師”。

    改革開放也是徐懷中自己的“恩師”。

  他從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寫作,1956年,27歲,就已寫出長篇小説《我們播種愛情》,為文壇矚目。葉聖陶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評論,稱“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對他那創造境界的功夫和揮灑自如的筆墨,非常欽佩。”

  上世紀60年代,徐懷中因電影劇本《無情的情人》遭受批判,之後十幾年,他心灰意冷,不願寫“沒意思”的東西,幾乎要放棄文學創作。

  1979年,徐懷中接到命令,帶領一個戰地採訪小組,前往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那時,他大病初愈,身體虛弱,提著一大包中藥丸子上的飛機。

  採訪歸來,他拿出了新作《西線軼事》,這篇描寫6個普通女電話兵和1個男步話機員戰地經歷的小説,以9萬余讀者選票獲得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第一名,被譽為軍旅文學的裏程碑之作,“開啟了當代軍旅文學新時期”“啟蒙了整個軍旅文學的春天”。

  徐懷中説,他是在寫《西線軼事》時,才從長久的蟄伏中“醒過一點勁兒來”。“我説要寫個女子電話班,編輯説電話兵不就是爬爬電線桿、架架線嗎?有什麼意思呢?大家還是希望我正面宣揚戰爭的勝利,但我內心想寫的是另一些東西。”

  如果説戰場是一棵樹的“樹冠”,徐懷中更感興趣的是戰場外的“樹根”,他想寫出歷史縱深感,體現戰爭在怎樣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

  他認為英雄人物與普通人是自然統一的關係,英雄不是超人。並且,評功可以分一二三等,人的思想境界卻未必適合這樣區分。“許多戰士犧牲了生命,但沒有成為英雄,這並不説明他們不具備成為英雄的素質,只不過沒有某種客觀條件。”

  1979年,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新時期氣候裏——也只有在這樣的氣候裏,徐懷中寫出了想寫的東西,站上了個人創作的新起點。

  1984年,55歲的徐懷中接受任命,主持創辦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文學係,他為此中斷了創作。文學係草創之初,沒有師資,沒有教材,徐懷中遍訪名師,一次次登門,把丁玲、劉白羽、汪曾祺、王蒙、吳組緗、李澤厚、任繼愈等名家一個個請來。

  文學係首期學員35人,莫言、李存葆(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環》)、錢鋼(代表作《唐山大地震》)都在其中,作為係主任,徐懷中總是坐在課堂上跟他們一同聽課,“我常説我是班上第36名學員。”徐懷中回憶,就是這種“旁聽”,促成他文學觀念的進一步覺醒,也為《牽風記》的寫作做了準備。

  “我覺得我的創作思想還需要解放,自己以前總覺得已經夠解放了,但實際上受概念化、公式化影響很深,不自覺就會疏忽,要90歲了才徹底醒悟,我像蹚一條大河,我已經蹚過來了!我不管了!我就放開手腳做最後一擊!”

突破概念化束縛的“爬行者”

  1985年,徐懷中被調往總政文化部,幾年後出任總政文化部部長,他再次推延了重拾個人創作的計劃,“但也還在寫”。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展現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係列電影《大決戰》,徐懷中任藝術指導,親自修改了全片劇本。

  忙于工作和各種社會事務,徐懷中到2003年才真正有時間寫長點的作品。上世紀60年代“抗美援越”期間,他在越南南方戰地採訪了4個多月,根據當時的日記,他寫出了非虛構作品《底色》,2014年獲得魯迅文學獎,接下來的,就是去年寫完的《牽風記》。

  他是個寫得太少,也寫得太慢的作者。30萬字的《底色》,徐懷中寫了8年,十幾萬字的《牽風記》,他寫了四五年。“所以我總説我是一個文學的爬行者,我就像動物,把爪深深插在泥土裏,這麼抓著往前爬。”

  他説他寫作的“壞毛病”,是每寫一個自然段,都要先在心裏背誦下來,覺得沒問題了,才寫下來。“寫下來一看,簡直不像話,又改來改去,不知道改多少次。”

  夜裏突然想到什麼,無論幾點,他都要爬起來在小本上記下,本子不在手邊,就記到藥盒上。“想到一兩句話很得力,必須記下,不然就睡不著。”

  他的身體自年輕時就不算健壯,後來更常受病痛侵擾。寫《底色》和《牽風記》,狀態好的時候,他上下午各能工作個把小時。

  妻子于增湘一直在旁“監督”,“一會兒該休息了,一會兒該喝茶了,一會兒該吃水果了。”徐懷中笑著説,上世紀50年代,他在于增湘的鼓勵下開始文學創作,此後,妻子始終是他的“第一讀者”。

  徐懷中寫得慢,但並不趕,90歲的人了,“趕的話就把自己趕垮了,我就這麼慢慢磨、慢慢寫,即使只能寫半拉子,那也是一部作品,我就是抱著這種必死的決心,要把這兩部東西寫出來。”

  他是寫作上的“爬行者”,這不止體現在對文字的精打細磨上。徐懷中曾説,他們這些作者就像蚯蚓,“從泥巴裏面那一個小洞,彎彎曲曲地終于鑽出去了,過去以後,身體還沒有變形,仍是它自己,沒有成為別人的傳聲筒。”

  從成名作《我們播種愛情》起,甚至從處女作《地上的長虹》開始,徐懷中就以“爬行”的低姿態,義無反顧地爬上一條高峻險路。有評論者評價,徐懷中的創作在其所處年代不斷在“越位”,他也因此不斷被判“犯規”。

  “我一面寫一面竭盡全力掙扎,我不願意就范,我知道這麼寫不行,但我也不願完全屈服,我要找到一個路子。”他因在病中而略顯幹啞的聲音爆發出一股力量,“我不甘心!我知道自己受了概念化等影響,但我還是盡可能地做了掙扎。”

  他回憶1964年應雜志編輯約稿,為當時部隊開展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寫的小説《四月花泛》,講一個戰士春節回老家,身上背的全是幫戰友帶的東西,他一家一家去送,送完年假也休完了,又趕回部隊。

  “真有這樣一個戰士,我冰天雪地地跑去他在東北的部隊,住在連隊炊事班一段時間,又沿戰士回家的路走了一趟,走到湖北浠水,一家家去探訪。那些戰士的母親、妻子、未婚妻都讓我很感動,最後寫了一篇講戰士和他們妻子、未婚妻內心感情的小説。寫的時候用了湖北方言,讓湖北作家誤會我是個湖北人。”徐懷中説,“寫這篇文章是我的任務,但我寫出來的,是這樣一個東西。”

追求回歸人性底色的《牽風記》

  每代作家都要直面各自時代的局限與挑戰,有膽識、智慧和想象力的人,才有機會成為牽風弄潮者。徐懷中的可貴,在于他從未停止這種追求,直到今天,還在做新的探索。

  1962年,徐懷中給手中的小説起名“牽風記”時,“牽風”指的是劉鄧大軍千裏躍進大別山,揭開我軍戰略反攻的序幕,“牽引了戰略進攻之風”。56年後,等他完成這部作品,“牽風”又多了許多別的含義,可以理解為“牽引個人寫作轉變之風”“牽引古老的‘國風’”等等。

  沒從正面角度反映這場重要的戰略行動,徐懷中盡可能淡化具體的戰爭場面,將筆觸聚焦在兩男一女和一匹老軍馬的命運上。

  他筆下的人物,在今天看,仍令人驚訝——背著古琴、有潔癖,會用手帕包著錢交團費的女文化教員;留學日本學莎士比亞,兼修油畫、人體藝術攝影的精英知識分子旅長;英勇忠誠,但一身“風流韻事”的警衛員;還有總尿床的壯烈犧牲的小戰士;被逼上絕境,跳崖前投出手榴彈卻忘拉引信的學生兵們……

  有老戰友説,青年作者這樣寫情有可原,你作為親身經歷戰爭的老作家寫這樣的作品,讓人無法理解。也有老同志質問,我們的革命隊伍中怎麼會有警衛員曹水兒這種目無軍紀的人?

  “其實曹水兒這類人物,我太熟悉了。”徐懷中説,“戰爭是復雜的,我覺得讀者想了解的,是戰爭背後人的內心世界,如果是要了解戰爭過程,他不如去看戰史。小説的真諦是虛構,但你經歷過,就不會虛構出沒影的事情。”

  他寫那些在今天的很多讀者眼中,仍屬“越位”的人物,是為了凸顯人性的糾結與光輝,其實徐懷中寫作中的每次“越位”,都是為了回歸人性的底色。

  “謳歌革命及反映革命戰爭生活,並非只能走上公式化、概念化道路。”國內作家裏,徐懷中最愛孫犁。他為孫犁寫過的許多評語,人們都可以拿來評價他本人,“他不可能像別人那樣去寫戰爭,把主要人物拔高到理想化,讓別人來陪襯這個所謂的英雄人物……他不會強迫你承認他寫的這個人,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普普通通,甚至帶著性格和思想上的缺點,但別忘了,就是這樣眾多的普通中國人揭竿而起,打敗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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