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
作家要將精神體溫灌注進筆下作品
2019年08月23日 12:38:35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11版 【字號 】【留言】【打印】【關閉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漫子

  得知《北上》獲獎時,徐則臣正在上海書展為新作《從一個蛋開始》做簽售。茅獎揭曉的消息傳來,現場沸騰了,熱情的讀者將他包圍,為他祝賀。還有讀者衝到臺上求合影。100多本深藍封皮的新書一搶而光。

  面對讀者、出版人的祝賀,徐則臣頻頻道謝。

運河是一面鏡子

  本屆茅獎的獲獎作品《北上》是一部寫運河的小説。

  杭州、無錫、淮安、北京……河畔的城市收錄了大運河的古今。從婚俗、船事、水文、景觀,到攝影、戲曲、收藏、繪畫,由南到北,從古至今,包羅萬象。

  經時間的開鑿,運河人的氣息匯入這條河,中國的歷史、運河邊的故事也聚到這條河上。“我們的四大名著如果找一找,沒有一部是跟運河沒有關係的。你看林黛玉入京,就是從京杭運河抵達張家灣,棄船登岸。”徐則臣説。

  京杭大運河在中國歷史上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它溝通了北京到杭州之間的地理,加強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造就了沿線城市的繁華。

  幾年前,一位運河專家陪徐則臣在通州作運河考察。當專家指著一片房屋和樹木説“100年前運河就在那裏”的時候,徐則臣感受到曾經曠世風華的運河正面臨新的時刻。

  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這是一個重新審視運河、喚醒運河的契機,也是我動筆寫《北上》的開始。”徐則臣説。

  于是,《北上》以歷史與當下兩條線索,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一百多年前,意大利人“小波羅”和弟弟懷著對馬可波羅書寫的美好中國的期待,分別來到中國。謝平遙作為翻譯陪同他們走訪,並先後召集起挑夫邵常來、船老大夏氏師徒、義和拳民孫氏兄弟一路相隨。他們從杭州、無錫出發,沿著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將一個想象中的“馬可波羅的中國”,轉化為一個耳聞目見、鮮活生動的中國。而當他們最終抵達大運河的最北端——通州時,小波羅意外離世。同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運,運河的實質性衰落由此開始。

  一百年後,中國各界重新展開對運河功能和價值的文化討論。當書中謝平遙的後人謝望和與當年先輩們的後代重新相聚,恰逢大運河申遺成功之時,運河人之間原來孤立的各個故事片段,最終拼接成一部《清明上河圖》式的恢宏圖卷。

  在《北上》中,大運河成了一面鏡子,河中有一個民族的秘史。徐則臣在《北上》中勾勒出這樣一幅夜航船的畫面:千裏長夜,燈火為伴。謝平遙船艙夜讀,想到1839年龔自珍自京南歸,而他此時北上,南歸是重返故裏,北上卻是無所知之地,不禁神傷。

  看得見的是運河,看不見的是來時與去往。大水湯湯,溯流北上,這一行崎嶇渺茫,還鄉卻不知路在何方。“這其中,有知識分子面對古老中國遭逢巨劫奇變的舉目茫然,運河之子在漕運斷流之前的隱憂與敏感,中西文明碰撞之時國人尋找精神原鄉與到世界去的矛盾與撕裂……這一個民族的秘史與舊邦新命,最終盡皆賦予了眼前這一條大河。”《北上》的責任編輯陳玉成説。

靠著這條河想象世界

  用福克納的話説,很多作家都是從自己“郵票大”的故鄉出發展開自己的文學創作。

  用徐則臣的話説,京杭運河是他的文學原鄉。“運河對我很重要。20多年的寫作中,我的小説在大河上下遊走,走到哪裏就在哪裏開辟出一個紙上的新世界。”

  生于江蘇的徐則臣從小生活在水邊。“對農村孩子來説,水就是我們的天堂,那個時候沒有變形金剛,沒有超人,連電視都沒有。但是我們有水,可以打水仗、遊泳、溜冰、採蓮……”徐則臣回憶道。

  初中校門前是江蘇最大的一條人工運河。徐則臣記得,“一到冬天,宿舍的自來水管凍住,我們就一大早端著牙缸、臉盆往校門口跑。石安運河的河面上水汽氤氳,河水暖人。”

  “如果把想象力固定在一點,而這點是一個流動的點,你會發現世界將隨著這個流動的點不斷地往遠處跑。你想象的世界會不斷開闊。”徐則臣説。

  在素有“運河之都”美譽的淮安生活的幾年裏,他每天在京杭運河的兩岸穿梭,耳聞目睹的一切促使他審視運河與城市的關係:“從韓信到吳承恩,從近代攝影家郎靜山到京劇麒派創始人周信芳,都出生在淮安,這樣的巧合説明了什麼?在運河的運輸功能弱化的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部分沿岸城市的‘衰落’,以及運河存在于此時的意義?”

  本著對運河的天然興趣,但凡涉及運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聽途説,徐則臣都要收集、揣摩,以至于一閉眼,1797公裏就活靈活現地出來了。

  然而,了解越多,越會發現了解得還不夠透徹。2014年,徐則臣決定重走運河。“這一次,我帶著眼睛、想象力、紙筆行走。我看,還要看見,看清楚,看清楚河流的走向、水文,看清楚每一個河段的歷史和現在,看清楚兩岸人家的當下生活。”

  這是個大工程。京杭運河從南到北1797公裏,跨越浙、蘇、魯、冀四省及津、京兩市,平常工作忙,雜事多,難以一次性沿運河貫通南北,徐則臣只能等待出差還鄉等機會。

  就這樣,四年間斷斷續續的一次次“南下”後,徐則臣用雙腳把運河丈量了一遍。部分疑難河段還反復去了多次。徐則臣説,“沒辦法,大運河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係,加上中國南北地勢起伏、地形復雜,河水流向反復多變,不親自到現場做詳盡的田野調查,各種史志資料中的描述根本弄不明白。尤其是幾處重要的水利工程,比如山東南旺分水樞紐,僅憑紙上談兵是理解不了的。”

  盡管現在荒草萋萋,河道淤積,當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遺跡所存鮮見。“但到現場一站,只10分鐘,就比之前苦讀10天的資料都管用”。做足了充分的田野調查,徐則臣豁然開朗。

  “當你對每一朵浪花,某一根水上的草,它的想象不斷展開時,這條河會越來越長,你想象的世界越來越大。”他説。 

  小説寫完,徐則臣一邊散步,一邊聽陳鐸解説的《再説長江》。在聽到片頭曲裏一段錄音中,有一滴水落進水裏的非常清晰的聲音,而後又聽到長江邊一個小女孩在蘆葦裏非常清脆的咯咯咯的笑聲,徐則臣的眼淚一下掉下來。

  “和一條河耳鬢廝磨了這麼長時間,在我聽來,這些聲音是那樣悅耳。如果哪個讀者能從我的書裏找到一兩個細節,能像我聽見那滴水聲、那個笑聲一樣心動,我覺得就值了。”徐則臣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

  某種意義上,《北上》見證了徐則臣的中年寫作。

  寫作《耶路撒冷》的時候,徐則臣三十出頭,曾以一位青年人的心態與豪言,要進入寬闊復雜的中年寫作,甚至認真想象過中年寫作究竟是什麼樣子。

  到《北上》告成,他已身處中年寫作當中。他發現自己要面對和處理更為復雜的問題,作品中要容納更豐富的社會歷史和人生經驗。

  正因經歷過《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的錘煉,《北上》讓41歲的徐則臣成為本屆最年輕的茅獎得主,盡管比史上最年輕的茅獎得主、《芙蓉鎮》的作者古華獲獎時略大一歲,依舊有人將《北上》的勝出視作70後作家的一次勝利。

  在此之前的文壇,70後作家的寫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進退兩難”——前有擁有文壇話語權的,因親歷歷史更迭、見證鄉土逝去,有寫不完的物是人非與社會深刻性的50後60後作家;向後面臨著冉冉升起的、題材內容煥然一新、重新建構自己的文學法則與價值觀念的80後90後作家的衝擊。沒有太多故事和歷史,70後作家夾在中間,看似格外黯然。

  在徐則臣看來,作家除了才華與勤奮之外,一個關鍵在于能否看清自己,能否忠實有效地表達自己。“這一代作家中有眾多葆有才華者,正沉迷于一些所謂的‘通約’的、‘少長鹹宜’的文學款式,這樣的寫作裏沒有‘我’的切膚的情感、思想和藝術的參與,只能被稱為假聲寫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徐則臣認為,70後看見的、聽見的、想到的、焦慮的、希望的,應該借助有效的表達,提供一代人對世界的獨特看法。這是70後作家的價值所在,也是文學的應有之義。

  在寫作中,徐則臣這樣破題。不疾不徐、穩扎穩打的寫作態度為他的寫作打下了扎實的史料根基。為了保證作品“經得起推敲”,徐則臣總是下足繁復的案頭功夫,將歷史細節形之于物。“寫每一部小説,自始至終我提醒自己最多的一句話是:要坐得了冷板凳。跟別人我不比聰明,比笨。”

  更為可貴的一點是,他知難而進,掀開並剝開日益堅硬的歷史繭殼,以雄健的筆墨尋回了歷史記憶,為“到世界去”的文學版圖提供了兼具歷史維度和文明深度的參考係。

  于是,運河上幾個家族的百年故事有了內在的精神深度,其間有了關于起源與去處的疑問,有了關于興盛與衰亡的探尋,有了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思考,有了關于情感與心靈的救贖。

  正如本屆茅獎評委張莉所説,徐則臣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中國長篇小説應該有的長度、寬度和密度。“長篇小説就應當承載歷史中最宏大、最沉重、最耀眼的那些內容。”評論家李林榮説。

  文學在發展,每一代作家面對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達方式和途徑也不盡相同。徐則臣説,在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在思考問題的過程中,“寫作本身逐漸改變了我,修正了我過去的很多想法,比如我的歷史觀,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代代作家要將自己的精神體溫灌注進筆下的作品,通過‘有我的文學’和時代互動同行,與時代血肉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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