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衝破思想“老框框”的法學界“改革先鋒”
追記王家福:最早主張實行“依法治國”的學者之一,被譽為“中國法學界的一面旗幟”
2019年07月22日 12:23:13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5版 【字號 】【留言】【打印】【關閉

▲王家福。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供圖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典標

  7月19日,劉海年早早出了門,一個多小時後,當他趕到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廣場時,廣場上的人已經三五成群,空氣中彌漫著沉重的情緒。

  84歲的劉海年曾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審判工作。當他由人攙扶著穿過人群時,眾人都在追憶王家福生前的點點滴滴。

  王家福是劉海年的同事和摯友,他倆被稱為中國社科院“最好的搭檔”。6天前的7月13日,王家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王家福“改革先鋒”稱號,並獲評“推動依法治國的理論創新者”。

“民法一定要搞”

就算頂著“帽子”,他也要呼吁和推動起草民法典

  1978年,王家福還是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民法經濟法研究室主任。這年年底的一天,他接到了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轉來的一封信。這封信向中央建議不要制定民法典。

  經過和同事連夜討論研究,王家福認為信中的建議不正確,中國需要盡快制定民法典,于是向中央提交了《關于制定民法典的建議報告》。報告被採納後,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也開始了。

  其實在此之前,王家福就一直在呼吁起草民法典。

  在1978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上,王家福發表了文章《民法一定要搞》,提出制定民法是發展國民經濟的需要,也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需要。第二年,他又在《法學研究》雜志上發表了題為《一定要制定民法》的文章。

  王家福在這個時候呼吁制定民法典,是頂著“資本主義”的帽子的。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然而,需要什麼樣的法律來保障經濟建設卻一直存在爭論。

  有一次,王家福去沈陽參加中國經濟法學會的學術會議時,組織者在會上斷言,“今後我國的經濟活動都要由經濟法來調整,民法要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法要消亡。”

  “當時的經濟法和現在的經濟法不是一個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孫憲忠解釋。當時,孫憲忠是王家福的博士生,他也在沈陽的會場上。“當時的經濟法主張,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體制,而且計劃強度越高,社會主義性質才越純粹。”

  而王家福呼吁的民法主張,政府不能影響企業的自主權,企業有權利根據市場來自己訂立合同。這種觀點一直被認為是資産階級觀點。

  當時還處于經濟體制改革初期,計劃經濟依然佔主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王家福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呼吁制定民法典。

  王家福沒想到,1982年,他參與的第三次民法典工作被暫停了,起草小組也被解散了。當時民法典已出第四稿。

  兩年後,王家福再次向中央建議:“從速制定並頒行民法典。”王家福覺得,隨著改革開放日益擴大和深入,新的問題和矛盾不斷涌現,社會發展越來越需要一部民法典。

  考慮到當時還不大可能制定一部完善的民法典,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提出,在民法典第四稿的基礎上,先制定《民法通則》。

  1986年,王家福參與起草的《民法通則》出臺。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民事基本法律,被譽為“中國的權利宣言”。作為主要起草人之一的王家福也被譽為“民法四先生”之一。

  而王家福“以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係作為民法立法基礎”的觀點,最終為民法通則採納,並成為以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立法的基礎。

  “平等主體”看似很平常的詞有何特殊?

  “在高強度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要簽個合同,甚至是買一個螺絲帽,也要請示市長,這樣的企業是僵死的。”孫憲忠耐心地解釋,“中央提出要搞活企業,企業搞沒搞活的最基本特徵是企業有無自主權。只有企業有自主權,民法上的平等主體説法才能成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非唯利是圖的經濟”

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王家福率先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係的基本構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樣是什麼無法無天的經濟、為所欲為的經濟、坑蒙拐騙的經濟、唯利是圖的經濟、權錢交易的經濟。”1995年1月20日,王家福走進中南海“講課”,題目是《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問題》。

  在此3年前,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明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當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王家福對這個問題很敏感,“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創造,法治在其中又有何作用?”

  剛聽到消息的他,就找時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的劉海年,商量成立課題組,專門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係進行研究。

  等王家福接到講座任務時,他和課題組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係的建構方案。

  “這個法律體係包括了市場準入、質量、運輸、壟斷、不正當競爭、知識産權、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方方面面內容。”劉海年解釋,“很難想象沒有這些的話,市場經濟如何運行下去。”

  在那次講座中,王家福明確提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在經濟體制轉軌時,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杜絕權力進入市場和權錢交易。

  當時,王家福還提出當務之急是要把統一合同法和物權法制定出來。其實在1994年,王家福領導的課題組就提議制定物權法。

  為什麼王家福要特地強調物權法?

 “就好像我把房子賣給你,合同法解決的是合同的問題,物權法解決的是我對房子的所有權從哪裏來?你怎麼取得房子的所有權?物權法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性法律。”孫憲忠解釋。當時從德國學習物權法歸國的孫憲忠是參與物權法草案起草的課題組主要成員。

  直到2007年,全國人大高票通過物權法。從1994年開始算起,《物權法》制定花了整整13年。

  時間都花在哪了?原來,2005年當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各界徵求修改意見時,一封指責物權法草案及其起草人的公開信引發了對物權法的爭論。

  引起爭論的是物權法草案的第四條,即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

  當時有學者指出,國家財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産必須受到限制,甚至有學者指責,起草人像奴隸一樣照抄西方的資産階級法律。

  在節骨眼上,王家福組織了多場學術研討會,辯明了物權法應以保護公民財産權為目的,尤其是要防止公權力對公民財産權的侵害,並非是資産階級觀點。

  2007年物權法出臺之後,有學者總結説,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發生的最深刻變化之一。“具有中國氣派的物權制度,有力地調動了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積累財富、愛護財富的積極性。”

  2009年,王家福當選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而他獲獎的兩個理由之一,正是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係的基本構想。

“有個叫王家福的,一直堅持用‘水治’”

最早提倡依法治國的學者之一,推動依法治國入憲

  王家福獲獎的另一個理由是,“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樣一個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1996年2月8日,王家福又走進了中南海。這一次他講的是《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而幾天前,他的題目被改為《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王家福的這篇講稿之所以被修改是因為此前中央文件用的都是“法制”,從未使用過“法治”一詞。在當時,法治也被認為是資産階級的提法。

  王家福沒辦法,可講座的時候,他還是按照“水治”的邏輯講的。

  著名法學家郭道暉把“法制”和“法治”形象地比喻為“刀制”和“水治”的爭論。郭道暉和王家福等學者認為,“法制”只是指法律制度,是一種工具,而法治指的是治國原則,是一種價值原則。從法制到法治,一字之變,卻是中國法治的重大進步。

  可就是這一個字的改變,卻經歷了20年的時間。

  1979年,王家福與劉海年、李步雲等人一起參與起草《關于堅持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也被稱為“64號文件”)時,文件最先提出了“實行社會主義法治”。

  這個表述在當時就引起了不小的爭論。

  在一次研討會上,有人指著王家福、劉海年和李步雲等人直言,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這樣提過,列寧、斯大林沒有這樣提過,毛主席的著作中也沒有這種提法,所以只能提“社會主義法制”。

  盡管做了逐一駁斥,可將社會主義法治與國家結合一起提出時,仍有人覺得應提“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而非“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王家福等人對“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問題鍥而不舍。

  到了1997年,王家福等參與黨的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時,依然堅持使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樣的表述。當時王家福、劉海年、李林等學者寫了一份《建議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提法》的報告,終于得到認可。

  同年9月,“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了黨的十五大報告。

  兩年後的1999年,王家福參與憲法修正案的審議和通過,見證了“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治國方略入憲的歷史時刻。

  由此,“法制”才徹底轉變為“法治”,這也是“依法治國”首次進入憲法。

  2008年,溫家寶同志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特地提到了王家福,“有個叫王家福的,一直堅持用‘水治’”。

   2017年,黨的十九大把“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確立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新徵程。

  “‘法治國家’這個涉及國家基本治理模式理念的提出,是王家福老師以及他所帶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對于國家法治事業最大的貢獻。”孫憲忠説。

“中國法學界的一面旗幟”

為什麼他總能在關鍵節點提出自己的思想,並影響法治進程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列舉了包括王家福在內的數位藝術家、社會科學家代表,並稱讚“他們都是緊跟時代、奉獻時代的優秀代表。”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梳理發現,王家福幾乎參與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的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因為積極參與立法與法律實踐活動,親身參與並推動了新中國的法治進程,王家福被稱為“中國法學界的一面旗幟”。

  “家福先生做出了這麼多的重大創新和貢獻,這絕非運氣使然或機遇眷顧。”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所長陳甦説。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民法室主任謝鴻飛説,這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謝鴻飛舉例説,早在1986年《民法通則》中,因為當時的社會還接受不了“物權”的概念,王家福就用“財産所有權和與財産所有權有關的財産權”一語代替。“説白了,這就是物權的概念!就是這樣一種巧妙的轉換,使得社會慢慢接受物權概念的‘實’,而避開了物權概念的‘名’和由此可能引發的爭議。”

  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凱原中國法治與義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徐炳教授看來,王家福外表隨和,內心對“法治”卻是執著得很。

  王家福的這份執著或許可以追溯到解放前。1931年出生于四川南充的王家福,在重慶求學期間經歷1948年重慶“9·2”大火。那場大火一直燒到王家福家隔壁。可父親卻被國民黨特務誣陷縱火,被特務用槍押走之後,特務還敲詐勒索了王家福與母親。這讓王家福對貪婪、殘暴愈發憎惡,對弱者更加同情,也更向往公平正義。

   “依法治國、人權、物權等很多現在看來是常識的法律觀念,在過去還真不是這樣。”孫憲忠説,“以家福老師為代表的法學家們,在歷史的重要節點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執著地推動了中國法治進程。”

  劉海年感慨:“這也是逐步打破‘思想老框框’的過程。”

  為什麼王家福總能在關鍵節點提出自己的思想,並影響法治進程?

  “這不僅是表達問題,而是是否具備中國問題意識。”孫憲忠解釋,“很多人都説這個問題德國是怎麼説的,美國是怎麼説的。可家福老師是以“中國實際問題”為出發點,考慮對解決中國問題是不是有效果。”

  王家福這種立足中國實際的治學精神也反映在他對學生和年輕學者的期望和要求上。2004年,在一次法學所博士後進站的講話上,王家福説,一份解決國家和人民關注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出站報告,應該是你們對國家、對人民最好的答卷。博士後期間,不要做脫離實際、言之無物的無意義的研究。

  2012年王家福住進醫院之後,每次徐炳來看他的時候,一談起中國法治又取得哪些發展時,王家福就來了精神。再後來,即使他病情惡化動彈不得,可一聽到我國依法治國取得新進展時,他的眼裏就會閃過亮光。

     (實習生楊海濤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中內容部分參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術自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王家福老師八十壽誕慶賀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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