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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第一書記”
2020-09-04 09:14:55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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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濤(左)和村支部書記方長建核對村集體賬目。本報記者馮大鵬攝

  “他年紀和我兒子差不多,卻能撐起這麼大的事,靠啥?靠扶真貧的決心和真扶貧的幹勁。”

  “來時白凈凈,現在黑不溜秋;春天花粉過敏戴口罩,冬天頸椎病犯了戴護頸;我真心疼,但替不了他。”

  “駐村期間,女兒出生,王濤沒回去,也沒告訴大夥,太見外了。他給女兒取名‘美淅’,意思是‘大美淅川’,説明他沒把自己當外人。”

  “你,幹啥來的?”

  “來旅旅遊。”

  “我們這破地方有什麼可旅遊的!”

  2017年8月4日,深度貧困村——河南淅川縣毛堂鄉銀杏樹溝村來了一位陌生的年輕人,不時拍照,還入戶走訪。

  方長建光著膀子、騎著摩托正在村口“把風”,忙上前盤問。不久前的扶貧檢查中,銀杏樹溝作為“軟弱渙散村”被全省通報批評,“防暗訪”成了這位村委會主任的重要任務。

  “你們村多少人?有啥産業?咋扶貧?……”

  “一定是來暗訪的。”年輕人一串問題,讓方長建慌了。“您是黨員嗎?”“不是。”“貴姓?”“姓黃。”

  5天後,縣裏來人宣布:國務院研究室選派王濤駐村任黨支部“第一書記”。等王濤講話時,方長建驚呆了,竟是那天來“旅遊”的年輕人。他提前一周就來了,縣情、村情摸了一遍。

  “這變化,別説想,做夢都夢不到。”三年過去了,銀杏樹溝不僅脫了貧,還用參股等方式,聯辦了6家集體企業,2019年村集體收入500多萬元,走上鄉村振興“快車道”。

  回想起與王濤初次見面的那場“烏龍”,已擔任村支部書記的方長建還有點臉紅。

  “國務院領導來都不見得行,何況是個兵”

  “吃水靠水窖,出村靠地跑,手機當手表。”這是俺村的原貌。全村175戶629人,貧困發生率41%。村集體欠外債,村“兩委”也散了,一窮二白,一盤散沙。

  王濤進村那天,場面很冷清,只來了10多個人。王濤講:“我既然到了這個最窮的地方,就一定要把這兒打造成淅川最好的地方。”

  大夥議論:“吹吧!這個爛攤子,國務院領導來都不見得行,何況派個兵?”“雖然王濤是北京大學碩士,又來自大機關,但農村事不好搞,光靠熱情不行。”

  黨員、幹部開會來不齊,群眾會更開不起來,王濤卻不灰心。他説:“這地兒啥都沒有,我反而很興奮,因為可以做很多東西,我就是要找這塊試驗田。”

  他帶著自己寫的一封信《給大家説説心裏話》,敲門走訪。碰到識字的,就給他們看;不識字的,他就念。他説:“我要讓大家明白,脫貧攻堅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吃水難、行路難、打電話難”是壓在村頭上的三座大山,三個月時間,王濤就協調辦成了通水、通路、通信號三件大事,用變化鼓起信心,用實幹贏得信任。

  入村一個月,王濤再召開群眾大會,當時來了不到30人。王濤態度堅定地宣布:村裏要成立“一工一農”兩個公司,一個是“勞務公司”,一個是“農業公司”。我根本就不懂“企業”是個啥,王濤跟我商量時,我心裏打退堂鼓。“農民都是各想各的,各掙各的錢,不會聽你的。”他説:“我來不是單純送錢送項目,而是要帶動、激勵大家一起致富,共同過好日子;其中關鍵就是要把大家組織起來。”

  勞務公司挂了牌,可沒幾個人報到。

  “長建,人你來動員,其他事我負責。人一到位,勞務項目就開始。”王濤給我下了死命令。

  咋辦?旁人不好説,我就從自己家人下手,勸在淅川縣城當廚師的兒子方明園回來加入勞務公司。

  “我現在一個月能掙4000塊,回去能有啥發展?”兒子不願回。

  “人家王濤從北京來給咱村幹事,別人不支持,咱得支持。你回來先試試,不行再走。”

  後來我動員親戚朋友,陸陸續續湊了十來個年輕人。這時,項目真來了。王濤從北京一家公司獲取了土壤固化劑專利技術使用權,我們先在一段土路上試驗了一把,很成功。縣裏驗收後,就給了一段公路項目。

  2017年臘月,天寒地凍的,大家就幹起來了。每天早上6點,勞務公司項目部的臨時會議室裏就已經坐滿了人,王濤就在工地上給大家開晨會。“思想提純、精神回爐、付出絕對”口號山響……由于幹勁足,技術新,用傳統方法三個月才能修成的路,半個月就幹成,為村集體賺來了“第一桶金”——300多萬元。

  “王書記,你可真厲害!這麼多年,村裏沒見過這麼多錢。”我由衷讚嘆。“這才到哪兒啊。”王濤卻説,“銀杏樹溝村要走的路,遠著呢。”

  “産業發展到哪兒,哪裏就是銀杏樹溝村。有多少人為我們服務,我們村就有多少人”

  勞務公司掙錢了,王濤提出要改善人居環境,由村集體出錢,?貼群眾改善住房。開村民大會那天,回來了200多人,“得來聽聽,看有啥好事情。”大夥爭先恐後。

  每戶補多少?會上爭論激烈。“5000元夠了,最多8000元。好不容易集體掙點錢,可別花歪了。”王濤説:“光靠勞務撐不起村裏的未來,我們還要發展産業掙錢,人居環境改造是美好生活的起點,標準不能低,建議每戶補15000元。”

  “淅川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核心水源地,有山不能養畜、有樹不能砍伐、有水不能養魚,産業搞不起來。”大夥滿是疑慮。王濤説:“雖然外部條件限制,但思想不能鎖死。我們要走出去,産業發展到哪兒,哪裏就是銀杏樹溝村。有多少人為我們服務,我們村就有多少人。”

  2018年5月,村居改造開始了。叮叮當、叮叮當……村裏一片施工的聲音,附近的建築隊都找空了。過去,村裏土房佔60%多,經過一改,整齊的徽派民居,面貌一新。

  村居環境改造好後,大家都很滿意:村裏幾百年沒啥變化,變成這樣就行了!可王濤還要繼續往前走:“修路項目,靠的是政府支持,我們不能總求政府照顧,要自己闖市場。”

  早在村居改造前,村裏已流轉土地種玫瑰,可王濤想的是把玫瑰産業化,要到外村,甚至外縣包地、合作建廠。我首先想不通:“你王濤是銀杏樹溝村的‘第一書記’,管外村、外縣的事幹啥?”

  2018年底,王濤領著大夥去外地産業發展好的村參觀,回來後,我們明白了:規模越大、平臺越大、産業越大、市場越大。

  如今玫瑰花田村裏有、外村有、外縣有,玫瑰花茶、玫瑰純露、玫瑰酒、玫瑰醋等一係列産品,也像變戲法一樣陸續推出,還通過電商賣到了全國。在金河鎮,村裏聯辦了環保磚廠,生産用粘合技術做的透水磚;在倉房鎮,聯辦了一家礦泉水廠,還在整合打造村裏專屬的“羋月山”品牌,開發鄉村文旅産業……村裏還設立了創業基金,鼓勵村民創業創新。

  從無到有,從有到強,如今,每一項産業,都如同一個繁茂的枝杈,聚在一起,撐起了銀杏樹溝村集體經濟的大樹。

  2018年底,窮了多少年的銀杏樹溝村不僅整體脫貧,還成了遠近聞名的“牛氣村”,外村人都羨慕的很,説鳳凰落到這兒了,直到現在,還有人專門翻山頭過來看哩!

  “過去是不會幹,現在會幹了,還越幹越想幹”

  我也算是個老村幹部了。2004年,我就進入村“兩委”班子。

  能當村幹部,説明咱也不是沒本事人。上個世紀80年代,我就跑到河北去包磚廠;1993年,我就買回了村裏第一臺電視機;自己養豬養羊,還買了一輛三輪跑鄉村運輸。

  但自從當了幹部,越幹越窮、工作越幹越差,慢慢地心裏也沒幹勁了,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如今再對比,我覺得差在思想舊、短在辦法虛、弱在眼界小上。

  王濤來了後,先給了我兩盒圓珠筆,説:“作為資源匱乏型貧困村,發展更要和大的政策背景結合。”讓我沒事翻翻書、做做筆記。

  這幾年,我這個沒啥文化的農村人,認真讀書、看報、看《新聞聯播》,發現啥“金句”,就記到小紙片上、裝兜裏,有空就掏出來看看,都攢了幾百張“學習卡”了!

  這一學,思想就活了。過去悶頭幹,政策下來一兩年了,還不知道路該咋走,現在抬頭幹,知道學上級的思路和別人的辦法。看新聞一對比,越發覺得咱村走到前頭去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俺村也是個“紅旗村”,村集體有草繩廠,學生學費都不用交。

  後來,集體經濟垮了,人心散了,為爭個低保,跟村幹部打個頭破血流。現在集體經濟強了,人人有收入,人人有活幹,心越來越齊了。王濤説:“我們就要搞集體經濟一家獨大,治理模式、産業模式,決定著群眾信不信你,跟不跟你走。”

  王濤常對村幹部説:“農村治理是立體的,但核心是支部班子建設和引領作用發揮。”他把“做一個負責任的黨員,建一個負責任的班子,留一個負責任的攤子”三句話刷在墻上。

  説實話,“班子”這個東西,我以前覺得很虛、也很散。王濤剛來時,村支部班子只剩我一個“留守幹部”,一個在家養病,一個撂挑子外出打工;村支部借廢棄的村小學辦公,屋頂還塌一半,連個黨旗都沒處挂。王濤就搞“鄰家支部”,在群眾家開“黨群聯席會議”,先把“班子”聚起來,再帶群眾轉起來。

  外出打工的,他把人家請回來;工作優秀的,吸收進來。如今,幹各項事,“兩委”班子都衝在前頭。從這個變化,我明白了個道理:“班子”是要帶的,“班子”是能建好的。村幹部們都覺得:過去是不會幹,現在會幹了,還越幹越想幹。

  2019年8月,本來已經駐村期滿的王濤放心不下村裏剛發展起的産業,又主動申請,再延期一年。

  他能多留一會兒,我自然高興,但我心裏也清楚,“第一書記”不可能永遠留在這個山溝溝裏,他走之後,這麼大的集體資産怎麼才能運營好、發展好?

  “王書記,這是你第二個家鄉,回去後,可不能撒手不管。”王濤説:“光靠我咱村走不遠,鄉村振興的擔子要交給咱村自己培養的年輕人,以人化人,以人育人,一茬接一茬幹。”

  村裏剛開始創業時,王濤就特別注意吸引年輕人回鄉,這幾年,有七八個年輕人在村裏的産業上幹,成長很快。我兒子方明園自從跟王濤搞了修路項目後,就再也不提回城當廚師的事了,現在是磚廠的副總經理。一個過去內向、話都説不好的孩子,三年不到,懂財務、會電腦、通管理,是王濤把他帶出息了,是村裏事業發展長了他的本事。

  去年村兩委換屆時,兩個年輕黨員被吸納進“兩委”班子,開始漸漸獨當一面。

  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也不斷被吸引回來:1983年生的肖永福在村裏開起了養雞場;1998年生的張攀辭掉鄭州的工作,當起了村裏的信息員……就像王濤説的,有了持續的産業和持續的人才,就有了一支帶不走的鄉村振興隊伍。

  更讓人高興的是,王濤不僅激發了大人,還激發了娃子們。村裏10年沒出過本科生,王濤來後,設立了鄉土人才培養基金,每年向每個本科生補貼一萬元,三年來,村裏已出了13個本科生。

  現在啊,看著村裏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三年前,那個被我攔在銀杏樹溝村口的年輕身影。(記者 林嵬、袁月明)

【糾錯】 責任編輯: 薛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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