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 正文
數字治理實戰暴露三大短板
2020-04-15 10:28:01 來源: 半月談網
關注新華網
微博
Qzone
評論

  手段工具“花架子”,關鍵時刻“掉鏈子”

  數字治理實戰暴露三大短板

  面對洶洶疫情,以移動互聯網為基礎,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WIFI指紋等技術綜合運用的精準防控,在確保嚴控疫情的前提下,盡可能把對社會經濟、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但此次抗疫大考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讓數字治理進一步發揮效力、釋放潛力,值得城市管理者深入思考和實踐。

  數字治理表現難如人意

  為提升數字治理能力,近年來各地加大了智慧城市硬件設施的投入和建設。以數字政務為代表,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7月,數字政務已覆蓋我國422個城市,涵蓋1000多項服務,累計服務民眾達9億人次。

  但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防疫期間一些地方智慧城市並不智能,政務服務抗壓能力、應變能力弱,涉及城市管理、服務的智能化體驗更是糟糕。

  疫情發生後,東部某城市開通了在線口罩免費申領服務,應該説,這本是一項人性化的便民服務,實際效果卻難如人意。

  該市市民張女士表示,為了搶口罩自己守著點緊盯手機,但是剛開始兩次登錄,係統都顯示錯誤。“連續搶了三四天,一開始始終登錄不上,沒過兩分鐘口罩又領光了,感覺根本搶不到。”

  與此同時,智能管理末端許多基層幹部也表示科技對工作支撐力有限,對許多並不智能的應用叫苦不迭。

  在東部省份某小區,由于防控疫情,小區出入進行管理,居民填寫相關信息後,發放紙質出入證明或者通行卡。填表、檢查身份證、房産證、發出入卡……半月談記者看到,不少群眾排起長隊等待辦理、領取證明。居民手中的紙質證明和門口新設立的人臉識別門禁形成鮮明對比。

  受訪社區工作者普遍表示,由于前期住戶信息搜集不準確,加上目前工作人員手機端App沒有相應數據錄入模塊,不得不採用填表這樣的老辦法。

  實際上,在大數據精準定位人群後,許多村莊、社區,基層幹部還是不得不啟用“土辦法”,例如對居家隔離戶只能採取24小時輪班“盯梢”,傳遞信息還是得靠打電話、“掃樓”。

  “因為有些應用模塊是固定的,平時上報的信息選項沒有體溫這樣的選項。”一名基層幹部説,“下指令可以通過短信等,但反饋就困難了。個人信息、體溫等填寫都是靠人工手寫,整理完了再錄入電腦,最後通過郵箱等手段上報。”

  此外,一些地區一線工作人員表示,政務信息化後,數據孤島卻依然存在:“各部門數據不打通,只能多頭上報”“信息化反而增加了一道信息錄入的工作”……

  暴露三大短板

  針對數字城市實戰能力,受訪專家表示背後暴露出的是數字化轉型缺乏係統性、日常積累不足、治理理念落後等三大短板。

  一是數字化轉型缺乏體係性。近年來,我國數字城市建設如火如荼,但許多創新、探索沒有打破部門藩籬,仍是內部“單打獨鬥”缺乏統籌。

  有專家表示,數字治理應該是一個包含各種“組織”“器官”的有機體概念:通過政府數字化轉型、市場主體數字化服務、社會組織數字化協同參與等,提升日常治理能力同時,提高突發事件應對能力。

  浙江省工業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長蘭建平説,人民群眾逐漸融入數字化生活,全方位的數字化使得防控措施得以落實做細。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數字政務服務、城市配送服務、網約車等,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們如何開展大規模的居家隔離。

  二是重事後管控、輕事前積累。清華大學應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呂孝禮表示,數字治理重事後處置,輕事前積累、研判。“比如一些日常社會治理中,價值密度高的數據缺乏係統分析和利用。”

  呂孝禮説,譬如110報警信息、12345市長熱線信息等,這些數據看似對疫情防控關聯性不大,但最能反映基層治理弱點、盲點,如果有相關積累和研判,在應對突發事件中,就能夠更好地因地制宜,靈活處置。

  三是理念更新落後于設施建設,軟硬件不適配。部分地區雖然已在基礎設施上投入巨大,但領導幹部、行政執法者的治理觀念更新遠遠落後于硬件建設。不少幹部思維仍存在“管控意識強、治理意識弱”“管理意識強、服務意識弱”的通病。

  數字治理需要“形神兼備”

  受訪專家表示,實現數字治理升級,不僅有賴底層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更需要組織形式與治理理念、思維方式的係統性轉變以實現“形神兼備”。

  首先是提升數字治理係統性。阿裏雲智能城市大腦首席架構師張琪偉表示,城市大腦部分應用已在20余個海內外城市落地,從“治堵之計”到“治城之策”背後體現的是數據作為驅動要素,從工具到係統的變化。

  釘釘相關技術負責人表示,加強底層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技術平臺(“城市大腦”等底層架構)、管理部門(數據資源管理局)、用戶體係(公務人員在線化)、數據積累等(部門間數據調用、共享),並提升應急開發、應急響應的技術保障能力,短時間內可以建立、開發有針對性的數據模型和治理應用。

  例如一些省市近年來陸續成立了專門的大數據管理部門,作為全面數字化轉型的數據中樞。浙江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副局長蔣汝忠表示,大數據局並不提供産品,而是起到一個數據交互中樞作用,為其他機構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撐。

  其次是轉變治理思路。城市管理者宜從根本改變治理模式和思路,以數字治理提升治理精細化水平。呂孝禮等專家建議,針對目前底層數據積累等問題,推動數據研判、分析前置,改變數據層層上報的單一模式。在上報同時,可以通過在不同層級、結點,設置數據分析崗位,實現對城市數據分析的分層化、精準化,從而推動整體治理的精細化。

  東部省會城市公安係統某領導幹部表示,實際上,“大數據要做的恰恰是小事情”:通過情況摸排,發現社會治理的薄弱點、隱患點,事前未雨綢繆,事中快速響應。

  第三是將數字治理建設成果納入績效管理。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楊建華表示,數字治理投入並非拍腦袋、湊熱鬧,要將政府數字化轉型等項目納入績效管理,搞好評價和反饋,防止項目成為“花架子”。(記者 吳帥帥   刊于《半月談》2020年第7期)

圖集
+1
【糾錯】 責任編輯: 施歌
數字治理實戰暴露三大短板-新華網
01003009090000000000000001110060112585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