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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立法保障依法脫貧攻堅
2020-02-13 07:25:38 來源: 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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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今年“脫貧攻堅最後堡壘必須攻克”

  加快立法保障依法脫貧攻堅

  ● 黨的十八大以來,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9500多萬人,平均每年減貧1300萬人以上,770個貧困縣已經或擬摘帽退出,創造了我國減貧歷史上的最好成績

  ● 今年必須攻克的最後堡壘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深度貧困地區,自然條件較差、基礎條件薄弱、發展滯後、公共服務不足,是多年想啃沒啃下來的硬骨頭;另一個是老弱病殘等困難群體,要通過統籌各類社會保障政策,實現應保盡保、應兜盡兜

  ● 在決勝全面小康之後,亟須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扶貧經驗、制度和成果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出臺綜合性扶貧開發法律體係,構建以立法為引領的法治化扶貧機制,持續減貧、消除貧困

  黨的十八大以來,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9500多萬人。目前預計還有300萬農村貧困人口尚未脫貧。

  近日,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對外發布,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解讀時披露了上述數字。

  根據中央一號文件,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黨中央認為,完成上述兩大目標任務,脫貧攻堅最後堡壘必須攻克,全面小康“三農”領域突出短板必須補上。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的專家認為,實現全面小康的決戰決勝總攻衝鋒號已經吹響,攻克脫貧攻堅最後堡壘,意味著全部中國人在現行標準下都擺脫了貧困,貧困縣全部摘帽,這將是史無前例的大事件。

  專家還認為,法治是脫貧攻堅的利矛重盾。在決勝全面小康之後,亟須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扶貧經驗、制度和成果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出臺綜合性扶貧開發法律體係,構建以立法為引領的法治化扶貧機制,持續減貧、消除貧困。

  吹響大決戰總攻衝鋒號

  我國所有人將擺脫貧困

  來自安徽金寨縣花石鄉大灣村的村民王新雲,近日成為一則新聞的主角。

  王新雲以前是村裏有名的貧困戶,家裏兩位老人都患有疾病,子女還在上學,全家人唯一的經濟來源是她的丈夫外出打工所得收入。

  2016年,王新雲拿著貧困補助金和政府補貼,將家中的3間平房改造成了農家樂,名曰:新雲農家小院。

  次年,金寨縣啟動了一個培養當地導遊的培訓項目,發展鄉村旅遊。王新雲是大灣村的推薦人,經過集中培訓、統一考試後成了當地一名導遊。捎帶著,她的農家樂人氣漸旺。

  已脫貧的王新雲去年開了網店,既賣縣裏指定代銷的扶貧産品,還賣自家種的農副産品,生活蒸蒸日上。

  王新雲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近億人脫貧的一個縮影。

  2月5日,韓長賦介紹説,黨的十八大以來,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9500多萬人,平均每年減貧1300萬人以上,770個貧困縣已經或擬摘帽退出,創造了我國減貧歷史上的最好成績。

  韓長賦是在解讀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時披露的上述數字。

  據了解,該文件共分為5部分,包括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補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等。

  韓長賦説,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是我們黨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

  中央一號文件宣布:“脫貧攻堅已經取得決定性成就,絕大多數貧困人口已經脫貧,現在到了攻城拔寨、全面收官的階段。”

  中央一號文件稱,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黨中央認為,完成上述兩大目標任務,脫貧攻堅最後堡壘必須攻克,全面小康“三農”領域突出短板必須補上。

  “脫貧攻堅最後堡壘必須攻克”頗受關注。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支振鋒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可以説是吹響了實現全面小康的決戰決勝總攻衝鋒號。

  “脫貧攻堅最後堡壘必須攻克,還意味著全部中國人在現行標準下都擺脫了貧困,這將是史無前例的大事件。”支振鋒説。

  在河南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張帥梁看來,獨行快,眾行遠。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面”要求,不是一時一地一群人的小康,而是全中國全社會的經濟與社會協同發展與成果共享。

  “脫貧攻堅最後堡壘必須攻克,就是要在2020年實現脫貧攻堅的最後勝利,讓所有人,包括貧困戶甩掉貧窮的帽子,實現新時代的第一個重要目標。”張帥梁對《法制日報》記者稱。

  政策穩定助力脫貧攻堅

  制度保障鞏固脫貧成果

  中央一號文件稱:對深度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多、貧困發生率高、脫貧難度大的縣和行政村,要組織精銳力量強力幫扶、挂牌督戰。對特殊貧困群體,要落實落細低保、醫保、養老保險、特困人員救助供養、臨時救助等綜合社會保障政策,實現應保盡保。

  在韓長賦看來,這兩個方面正是今年必須攻克的最後堡壘。

  一個是深度貧困地區,這些地區自然條件較差、基礎條件薄弱、發展滯後、公共服務不足,是多年想啃沒啃下來的硬骨頭。

  另一個是特殊貧困群體,也就是老弱病殘等困難群體,對這類缺乏勞動能力的群體,通過統籌各類社會保障政策,實現應保盡保、應兜盡兜。

  “目前預計還有300萬農村貧困人口沒有脫貧,還剩下50多個貧困縣尚未摘帽。重點是在普遍實現‘兩不愁’基礎上,全面解決‘三保障’和飲水安全問題,確保剩余貧困人口如期脫貧。”韓長賦説。

  中央要求,各級財政要繼續增加專項扶貧資金,中央財政新增部分主要用于“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

  《法制日報》記者還注意到,近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關于開展挂牌督戰工作的指導意見》,對未摘帽的52個貧困縣以及1113個貧困村進行挂牌督戰,及時解決制約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突出問題,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

  另外,根據國務院扶貧辦數據,各地統計顯示,已經脫貧的人口中,近200萬人存在返貧風險;在邊緣人口中,有近300萬人存在致貧風險。

  中央一號文件強調,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健全監測預警機制,加強對不穩定脫貧戶、邊緣戶的動態監測,將返貧人口和新發生貧困人口及時納入幫扶,為鞏固脫貧成果提供制度保障。

  “要保持脫貧攻堅政策總體穩定。在脫貧攻堅決戰決勝的最後關頭,政策支持力度和工作力度只能加強、不能減弱。”中央一號文件説。

  對于中央一號文件在部署攻克脫貧攻堅最後堡壘時如此強調政策穩定、制度保障,甚至特別強調脫貧攻堅背後的“制度優勢”,接受採訪的專家認為意義重大。

  支振鋒認為,實現14億人的全面小康,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事,也是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全面實現小康,本身就是中國制度優勢的體現。

  在支振鋒看來,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脫貧攻堅質量怎麼樣、小康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三農”工作成效。嚴格執行貧困退出標準和程序,堅決杜絕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確保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檢驗。沒有一套先進制度作為保障,是不可能的。

  張帥梁則研究發現,中國扶貧的宏大實踐探索出了寶貴的制度資源:比如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和部署,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比如堅持政府主導多元參與,充分吸納社會各界力量構建大扶貧格局;比如堅持救濟式扶貧與開發式扶貧相結合,增強貧困農戶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等。

  張帥梁認為,所以,脫貧攻堅背後的“制度優勢”必須得到堅持並保持穩定。

  後精準扶貧時代將來臨

  反貧困統一立法須提速

  到今年年底,脫貧攻堅最後堡壘得以攻克,我國的貧困問題就徹底解決了嗎?

  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介紹説,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也只是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並不意味著解決了貧困問題。

  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脫貧攻堅任務完成後,我國貧困狀況將發生重大變化,扶貧工作重心轉向解決相對貧困,扶貧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戰調整為常態推進。要研究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係平穩轉型。

  “加強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頂層設計,納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統籌安排。”中央一號文件稱。

  張帥梁認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消滅絕對貧困後,中國進入以相對貧困為治理目標的後精準扶貧時代。後精準扶貧時代的貧困治理是一項常態化的工作,需要更加持續的穩定的工作機制。

  “這就需要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扶貧經驗和做法的基礎上,構建以立法為引領的法治化扶貧機制,樹立推進持續扶貧減貧的現代化、法治化治理思路,建立貧困治理的長效機制,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張帥梁説,“總結為一句話就是,要加快我國反貧困統一立法。”

  目前,我國並沒有在國家層面形成統一的、專門的扶貧立法或反貧困立法。

  支振鋒研究發現,長期以來,我國扶貧主要靠相應的政策動員,尚未形成較為健全的扶貧攻堅法律體係。

  但是,根據國務院扶貧辦公室的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圍繞落實脫貧攻堅決策部署,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建立了脫貧攻堅責任、政策、投入、動員、監督、考核六大政策支撐體係,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制度保障。

  例如,黨中央、國務院相繼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和《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相關部門印發《關于脫貧攻堅期內保持貧困縣黨政正職穩定的通知》《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等。

  此外,中央已經提出推進扶貧立法。

  例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法律制度建設”,其中包括完善扶貧方面的法律法規。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也提出,推進扶貧開發法治建設,“完善扶貧開發法律法規,抓緊制定扶貧開發條例”。在《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中,更是明確提出“研究推進扶貧開發立法”。

  目前,我國還有福建、河北、青海等20個省份出臺了地方性扶貧開發條例。

  支振鋒建議,在總結我國脫貧攻堅的經驗、現行脫貧攻堅政策、地方法規的基礎上,應盡快出臺統一的反貧困法,構建綜合性的扶貧開發法律體係,通過立法手段將脫貧經驗、制度和成果以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實現扶貧工作的係統化、法治化,實現國家扶貧工作重大規劃、重要決策與立法的契合。

  支振鋒解釋説,法治是脫貧攻堅的利矛重盾。像我國這樣幅員遼闊、區域發展不平衡、貧困人口眾多、國情極端復雜的大國,脫貧涉及凝聚共識、頂層設計、考核評估等一係列環節,是一個綜合、動態、復雜的係統工程,協調如此復雜的關係,需要更加重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通過法治來促進脫貧攻堅。

  “總之,扶貧減貧工作只有在觀念上秉持法治思維,在行動中完善法治體係,才能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支振鋒説。

  在張帥梁看來,統一反貧困立法須堅持權利保障原則、政府責任原則、多元共建原則等,還須構建貧困救濟的政府基金制度、貧困人口財産收入支出大數據庫制度、動態確定相對貧困人口的識別和退出制度、養老等社會保障措施與扶貧工作有機銜接機制等,建立城鄉統籌的扶貧減貧格局,使扶貧減貧工作有法可依。(記者 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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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徐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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