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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文學要有寵辱不驚的生命態度
2019-08-12 13:39:56 來源: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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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塵埃落定》在2000年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之後,作家阿來又于2018年憑中篇小説《蘑菇圈》拿下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在中國文壇,這樣的“雙冠王”並不多見。日前,阿來攜長篇小説《雲中記》現身南京先鋒書店,和作家蘇童、評論家何平一起,討論災難過後一個民族如何面對世界和自己。成長于四川藏區的崇山峻嶺中,阿來一直在寫藏區的文化和自然。專訪中,聽他聊筆下的靈性自然,很有趣。

新華報業視覺中心記者 范俊彥 攝

  新書《雲中記》,重建精神故鄉

  阿來新書《雲中記》的故事,源于2008年發生的汶川大地震。小説圍繞雲中村的祭師阿巴展開。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時,阿來正在成都的家中寫作長篇小説《格薩爾王》第三天,他就以志願者的身份去了災區,前後呆了七八個月時間。“一下子探照燈就滅了,一片漆黑,因為那幾天老是下雨,天空暗黑一片,很多人倒在地上就能睡著。”阿來醉心于音樂。“那個時候我就想,我們面對死亡能發出莫扎特《安魂曲》這樣的聲音,它對死亡不是褻瀆,而是一種尊重,有一點點讚美的態度、理性的態度。”

  “5·12地震這件事對我衝擊很大,讓我覺得不可能不寫,但我不想寫成當時那些流行的災難小説的寫法。” “總是在等待那靈光乍現的時刻。這期間我還寫了別的三四本書,包括《格薩爾王》《瞻對》《蘑菇圈》《河上柏影》等。”許多讀者説,《雲中記》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讀的觸及心靈之作。而對阿來來説,他在小説中努力去做的是一種精神重建。“之前因為見過那麼多死亡,老在心裏是個事兒。見過那麼大面積的重建,重建不僅是橋梁道路,而是那些人破碎的生活的重建,破碎的信心的重建。甚至災難還在陸續發生,因為地震後地質性穩定還需要幾十年。”

  小説的結尾很震撼,阿巴跟雲中村“合二為一”。阿巴之前連祭師的儀式和舞蹈都是從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班上學來的。促使他從一個“半吊子”祭師向一個真正祭師轉變的,最重要的還是地震對他的影響。地震讓他開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哲學。阿來説,這個人物沒有原型,就來源自己熟悉的文化現象。“他被擺在這個位置上不得不承擔他的責任,也是一個職業精神的訴求。那時候差不多每個村莊都有這樣的祭師,尤其是沒有完全接受佛教信仰的。原始一點的文化裏肯定要有人充當這樣的角色。”

  作家蘇童認為,《雲中記》是目前為止中國作家用文學這種方式去處理我們民族的這樣一個災難、這樣的創傷記憶的典范作品。“我們為什麼對《雲中記》有一種血肉般的情感呼應和照應,其實因為我們內心也有一個雲中村。我們不是災民,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我們的故鄉,我們的那個雲中村是需要去喚回的。”

  打破慣例,出任《攀登者》的編劇

  即將于國慶檔公映的電影《攀登者》,講述1960年中國登山隊成員王富洲、貢布(藏族)、屈銀華三人完成中國人首次登頂珠峰的故事。該片由吳京、章子怡、張譯、井柏然、胡歌等主演,更為吸引人的是,它的編劇是茅盾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阿來。

  實際上,這是阿來首次打破不為影視作品擔任編劇的慣例。拍這部電影之前也找過不少編劇,阿來説,自己的優勢就在于“對山的感受”。阿來成長于四川藏區,對雪山素來有著特殊的天然情感。他喜歡登山,也崇尚登山英雄,他在拉薩體驗登山英雄的幕後真實經歷。幾年前,他採訪到1960年上過珠峰第二臺階的四位登山英雄。後來,他還採訪了1975年及以後多次登上珠峰的西藏登山隊隊員。

  之前不當編劇,源于阿來對于影視編劇的一點看法。“現在影視劇生産不太重視編劇,很多人發表意見,編劇只是把別人的意見變成現實。最後呈現的影視作品不行,是因為編劇沒有寫自己的真情實感。投資老板帶想法,塞個女演員加點戲,導演、大牌演員都有自己的想法,老是過早插入到劇本寫作。”因此,這次擔任編劇工作,阿來提出,“在我第一稿寫完之前,任何人不要説一個字。如果我最後是一個實現你們想法的人,那你們自己來。他們同意了。”去年9月底,阿來寫完了《攀登者》劇本。其實之前他也一直在寫相關題材,關于一個探險家的故事,做了很多調查,寫了一半至今還沒寫完。自己有個習慣,寫完還會去這些地方再走一走還願,表達對土地的謝意,但這次還沒來得及。可能跟《雲中記》氣場強大有關,至今還沒走出來。

  在自然之中,修復和拯救心靈

  阿來的文字充滿了對生命的敬畏,在他筆下,萬物有靈。“朦朧燈光中,真的無風,園中池塘,有幾聲蛙鳴,香氣再次猛然襲來……我笑,笑花香該是聞見的,卻偏偏真的聽見,腳步作了一個聽的姿態,這些光影中盈動暗香的,輕盈、飄渺而來的是今年最早開放的桅子花。”阿來散見于刊物和博客上的《成都物候記》,文字清雅、醇厚,又不乏靈動,他自己所配發的攝影圖片,清新雋永,無論是木本植物還是草本植物,紫荊、丁香、迎春、芙蓉、泡桐等等,都成為成都這座城市季節輪轉和自然的風致。

  《雲中記》裏,阿來書寫了雲中村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甚至是樹林邊緣陽光中消失的小鹿,豎起前肢四處張望的旱獺,矮腳人墓穴裏的狐狸,年年歸來的雨燕的泥巢以及停歇在房梁上貓頭鷹的夢境等等。在即將消失的村莊中間,在阿來的描繪中,這樣一種自然的生長,平靜而又充滿力量。“走到路邊,隨時隨地會關注植物”,對于阿來的“自然觀”,記者充滿了好奇。“讀中國詩歌和散文,裏面就有自然存在。但很奇怪,我們的小説裏只講人與人的關係,而且勢必往醜陋處發展。但像屈原,通過自然界的奇花異草,來獲得美感。從人身上得到太多惡的感受,于是,從自然當中來對心靈進行修復和拯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中國文學中非常寶貴的傳統,把情感投射在自然植物上。”

  有意思的是,記者問阿來養不養花,他連連搖頭。“我愛的不是小田園,而是大自然。”阿來説,龔自珍寫《病梅館記》就批判了一種畸形審美,把健康的樹木弄成奇形怪狀的。鳥在天上飛,幹嘛非要把它關在籠子裏。我們生活在自然中,不要把他們搬到小花園中,自然生長就好。

  阿來這樣一個有著藏族身份、嫻熟地使用現代漢語寫作的作家,在思考和寫作的時候,早已放棄了對語言的雕琢,更多進入一種自然的狀態。阿來説,他可以自如切換藏語和漢語兩種語言進行寫作。比如想還原一些場景,就要用藏語,當然主體肯定是用中文書寫。

  更多的還是一種美學追求。在他看來,今天我們文學有點“走偏”,慌慌張張的,講故事生怕把讀者帶不進來。本來中文是建立在詩歌和抒情散文基礎上,是非常優雅的文學表達方式,但今天我們把它處理成非常粗鄙。“我們要跟古典文學學習,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不光是處理敘事節奏的問題,還有寵辱不驚的生命態度。都著急,敢不敢慢一點?都説粗鄙的二流子話,偏不説!”阿來説,假定文學家有類似宗教信仰的話,這個信仰建立在對這個語言的信仰之上。

  讓我天天數錢,我也覺得沒勁

  今年,距離阿來的成名作《塵埃落定》發表已經整整21年。這本1998年出版的小説,兩年後就拿下茅盾文學獎,阿來以41歲的年紀成了茅獎最年輕的得主,他還是第一位藏族獲獎作家。榮譽之後,他調入四川省作協,後來又成為四川省作協主席。

  其實《塵埃落定》在1994年寫成之際也經歷了十幾次退稿。“有的人説你改一改就可以發表了,我説除了錯別字,其它都不能改。壞東西改了可能變好,好東西改了就變壞。”阿來從未懷疑過自己,只是需要時間去找到一家真正重視這部作品的出版社。

  得知獲得茅獎時,當時阿來在南京參加書展,突然接到記者的電話,被問及感受,阿來説,一點都不覺得意外。作家自己也是讀者,也會讀很多東西,只要不是過分自戀,客觀地把作品放到已經有的小説中比較,是能判斷出它的位置的。

  回顧職業生涯,阿來做過七八個職業,從小學老師到科幻編輯,熟悉之後總會倦怠,只有寫作不會:每換一本書,就像打開了一個新世界。説起來有些“任性”,“其實我每一個工作都幹得很好,我覺得都是生命的階段,要認真對待。但辦雜志做文化,後來我厭倦了。雜志印出來賣錢,再把錢收回來,周而復始。現在大家為掙錢樂此不疲,但你讓我天天數錢,我還是覺得沒勁。”

  成名之後,阿來一直不緊不慢地維持著創作的速度。他告誡自己,要安靜地寫作,不要考慮它會不會大賣。“自己寫作時不會趕進度,基本上每天只寫作兩三個小時,大概三四千字,然後就開始閱讀,每天閱讀的時間3個小時以上。”

  他只寫那些自己感覺對的小説,有時候開頭感覺不好,就直接放棄。“如果沒有情感的迸發,就算關在房間關幾個月,也寫不出一個字來。”

  阿來説,20年前的文學創作更純粹,而現在的作家有了更多展示自己才華的舞臺和機會,但寫作時商業考慮卻多了起來。現在,他挺懷念20年前那種閉門“爬格子”的日子。

  快問快答

  張楠:《雲中記》有可能做影視改編嗎?

  阿來:沒有,目前還沒有來談的。但我對當下影視行業,其實沒那麼樂觀。

  張楠:當了十年《科幻世界》的主編,為何不寫科幻類小説?

  阿來:誰知道呢?我不知道。劉慈欣就是當時《科幻世界》出來的。但現在我不太關注科幻了,我的興趣轉移了,而且我離開那個職業了。對我來説這更多是一份職業,和愛好還是有區別的。

  張楠:會給年輕人什麼職業建議?

  阿來:我們體驗世界最真切的方式就是通過自己的職業,我覺得既然從事這個職業就要充分敬業。有的人説不喜歡自己的職業,也不辭職,只是不好好幹,最後荒廢的還是自己。

  張楠:碎片化閱讀時代,您如何閱讀?

  阿來:經常出差,就通過手機讀大部頭著作,比如《二十四史》,這些史書有很多卷,要天天隨身帶,不太現實,但在手機上讀就很方便,就像隨身帶了很多座圖書館。不讀書的人總是會找到理由,那跟互聯網技術本身無關,而是人自己的問題。我在飛機上、火車上都在讀書,有時飛機晚點,我就拿來讀書,甚至我的一些作品都是在候機室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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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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