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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漁民村:村民現在靠租房賺錢 年收入60萬以上
2018-03-26 09:40:56 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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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村一小步 改革一大步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漁民村,私搭亂建蓋滿了“握手”樓、“親嘴”樓。新京報記者 浦峰 翻拍自漁民村村史博物館

  2018年3月15日,現在的漁民村和背後的深圳。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漁民們當年的鬥笠和漁網。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廣東 漁民村

  62歲的漁民村村民鄧錦輝一生中搬過四次家。

  從出生的水草寮棚搬進土墻瓦房,改革開放後全村統一搬進小洋樓,再經歷城中村改造、搬進現代化高層住宅,光這搬家的事兒就能足足講上一天,“真的很折騰!”這位已過耳順之年的老漁民操著一口“粵普”回憶著。

  漁民村位于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面積僅為0.25平方公裏,與香港一水之隔。漁村人本是寄寓漁船、飄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改革開放後,中央決定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短短一年多時間,漁民村就從一個貧窮小漁村,成為新中國第一個萬元戶村。

  1984年1月25日,鄧小平南巡時專程來漁民村考察。看過村民的生活後,小平欣慰地説,“從今天的情況來看,證明我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

  漁民村人搬家的故事,對應著改革開放的歷次“第一次”:第一個經濟特區、第一批村辦股份制企業、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説,小小漁民村,雖是彈丸陬隅,卻是時代風標。

  村莊迎來鄧小平

  漁民村老村長鄧志標至今記得:1984年1月25日,是鄧小平一行來到漁民村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鄧志標被叫到村委會,説有中央首長要來視察,但不知道到底是誰。大約上午10點鐘,一輛中巴車緩緩駛入村裏,下車的竟然是鄧小平!鄧志標激動得“鼻子一酸,眼淚就流下來了”。

  當他被介紹給鄧小平時,隨行的小平女兒鄧榕説,“500年前我們還是一家人。”在場的人都笑了。

  鄧小平參觀了村委會、文化室,又提出到村民家看看。到了村支書吳柏森家,吳柏森説,1983年,自己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鄧榕大聲對父親説,“老爺子,比你的工資還高呢!”

  鄧志標回憶,看完吳柏森家新樓上下層和滿屋的家用電器,鄧小平問大家還有什麼要求,吳柏森回答,“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點怕。”“怕什麼呢?”“怕政策會變。”鄧小平哈哈大笑,“黨的政策肯定會變,只能向好的方面變,不會向壞的方面變。”

  1984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議,曾讓包括漁民村在內、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深圳人承受著莫大的壓力。正在這個當口,鄧小平來了。

  看過漁民村,鄧小平説了一句話,“從今天的情況來看,證明我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幾天後他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經濟特區的春天

  改革開放的第二年,1979年8月26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準,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

  1979年,積貧已久的漁民村迎來了第一個春天。

  這一年,43歲的鄧志標被村民推選為村主任。鄧志標回憶,原來幹什麼都不行,村民只能打魚養魚,但改革開放後,“只要不違反國家法律,什麼都可以幹”。

  上任後的鄧志標帶領村民,用集體資金購買了一臺推土機,把村裏所有的灘荒地都推成魚塘,攢下第一桶金後又組建船隊和車隊,就近取材,在深圳河裏挖沙,再運給工地。抽1立方的沙子成本兩塊錢,賣給工地十二三塊錢。

  村民吳耀輝回憶,正在興建的深圳特區處處是工地,漁民村的沙子供不應求。“國貿大廈的沙子都是我們運的”,吳耀輝説,大卡車白天不讓上路,村裏車隊每天夜裏9點出發,經常要運到淩晨2點鐘甚至通宵。

  160米的國貿大廈于1982年10月開工、1985年12月建成,工期僅有37個月,號稱“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在當時絕無僅有,國貿大廈也成為深圳的地標性建築。

  財富不斷積累,1981年,漁民村成了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鄧志標説,他家夫妻二人,1981年“一年分紅結算9000多元拿回家”。

  1981年秋天,村集體出錢,按照一對夫妻一套房的標準,統一蓋起33套二層小洋樓,米色外觀,統一裝修。

  鄧錦輝給自己分到的別墅更換了地板,是自己喜歡的大理石,“水綠水綠的”。彩色電視機、音響、錄音機,這些彼時內地普通家庭難覓的家用電器,成了漁民村家家戶戶的標配。

  從逃港到回村

  1982年搬到二層小洋樓這一次,已是鄧錦輝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鄧錦輝在深圳河畔呱呱墜地,他的第一個家是一間水草寮棚,竹竿搭成墻壁,茅草鋪成屋頂,勉強遮風擋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輩們要幸運許多。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一些東莞的漁民順東江而下,發現深圳河水清魚肥,便陸續在此安家。最初的住所就是漁船。鄧錦輝聽父輩講,一條1.5米寬的舊舢板船,一家幾口人吃睡都在船上。廣東話把這種以船為家、飄零水面的人戲稱為“水流柴”。

  解放後,漁民上了岸,建起水草寮棚。鄧錦輝五六歲時,第一次搬家,是搬進土墻瓦房。他還記得,不到20平米的土房裏,只有兩張床,擠著他們兄弟姊妹5人和父母,後來實在住不下了,他就跑到村裏大隊部“蹭”睡。

  上岸後的漁民村人漁農並舉,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連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等,讓漁民村人始終在溫飽線上掙扎。

  與此同時,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經歷高速騰飛。一條深圳河,成為貧窮與富裕的巨大溝壑。食不果腹的人們選擇“用腳投票”,當地曾先後四次發生逃港潮。

  港商劉起棠本是廣東佛山人,是當年逃港潮中的一員。他自述家裏成分不好、日子難過,便逃去香港在廟街賣服裝。

  然而,小平的到來讓漁民村名聲大噪,吸引了港商前來投資。小平來後的第二年,劉起棠來到漁民村,合資建立服裝廠。

  “深圳勞動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場龐大”,劉起棠説,“廣東人用腳投票,我們感覺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開放了,這裏容易掙錢了,腳就走回來了。”

  “城中村”變成城市住宅

  鄧錦輝的小洋樓住了10年,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隨著深圳的快速發展,大量外地人涌入,引爆了租房市場。像漁民村一樣的村子紛紛把房子加高、拓寬、打隔斷,租給外地人。鄧錦輝家甚至在樓前花園上也蓋起了樓房,房子從2層加蓋到6層,最多的時候有30多套房子同時出租。

  “那時候外地人太多了,一個房間都炒到2000塊錢。”鄧錦輝説,除了內地來的打工仔,還有很多香港人也來漁民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貴,漁民村相對便宜多了。”

  等家家戶戶都加蓋到五六層的時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違建樓宇開始傾斜,成了“握手樓”甚至“親嘴樓”、“擁抱樓”,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鄧志標説,當時每戶屋外還有化糞池,“那個空氣,整個漁民村都臭了!”

  2000年,深圳市羅湖區把漁民村舊村改造寫進政府工作報告,要把漁民村從一個臟亂差的城中村改造為精品城市住宅小區。工程很快啟動了,村集體通過抵押貸款,自籌資金約1億元,推倒“握手樓”,新建起11棟12層高的住宅樓和1棟20層的綜合樓。

  2004年8月,共1360套房子通過抽簽分到了居民們手中。“每戶分到一個單元”,鄧錦輝抽到了7號樓3單元,他比劃著,從底樓到12樓,“都是我家”。

  搬家那天,村民們舉行了隆重的慶典,張燈結彩、獅子狂舞,廣場上擺開188桌“百鳥歸巢”大盆菜,還請了特型演員來扮演小平同志。

  “小平”用四川口音説,“記得20年前我來過漁民村,看到漁民村的鄉親們家家都住上了小洋樓,而且家用電器一應俱全,我感到很欣慰,覺得我們中國的老百姓要是都能過上這樣的日子,那就太好了!現在20年過去了,我再到漁民村來一看,真是舊貌換新顏,變得我都認不得了。”

  股份制改革

  時至今日,雖然身份早已變成城市居民,但村裏的人們還是習慣將自己喚作“漁民村村民”。

  早在1992年,深圳特區推進農村城市化,漁民村村集體成立股份公司——漁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漁豐實業)。這也是全國第一批村辦股份制公司,實現了集體經濟向股份制經濟的轉變,集體收入通過股份公司向村民分紅。

  村民再次喬遷新居後,漁豐實業成立物業管理子公司(以下簡稱漁豐物業),將村內大量富余房屋統一管理,統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紅。目前每戶居民年租金收入六十萬元以上,是漁民村的主要經濟來源。

  漁豐實業副董事長、漁豐物業總經理吳頌球是漁民村的第一個大學生,他1989年從中山大學計算機係畢業,編寫了第一套出租管理軟件,“雖然好用,但經過十幾年,跟不上這個時代了。”

  同樣跟不上這個時代的,還有曾經的股份管理制度。漁豐實業總經理黃興炎介紹,1992年成立漁豐股份公司時,原始股東有98人,都是村裏勞動力,如今在世的80多位,大多在60歲以上。

  按照最初的股份管理制度,這些股份“生不增,死不減”,不能繼承和轉讓。隨著時間推移,問題逐漸顯現。

  吳頌球説,他關注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認為能在物業、家居等方面得到應用,但是,公司董事會成員必須是股東,公司想對外投資一些新興領域時,“老一輩的思想保守,除了收房租,做什麼都不敢。”

  黃興炎説,前幾年漁豐實業嘗試過投資新項目,但初期見不到利潤或有虧損,老股東們就會很快提出異議。漁民村有鄧、吳兩大姓,他不是本村人,在工作中也多少會遇到本村家族勢力的掣肘。

  面對這種情況,漁民村在深圳市率先進行股份制改革,增加股東人數,股份可以由下一代繼承,也可以內部轉讓。“我們現在有181個股東,讀了大學的新生代更願意回村,解決了後繼乏人的困境。”吳頌球説。

  此外,外聘管理者沒有股權的局面被打破,黃興炎就通過股改得到了一部分激勵性股權。

  80後鄧國華在漁豐物業擔任保安部經理,這次股改他也分到了股份,成為漁民村新一代的股東。作為年輕的管理者,鄧國華為漁豐物業引入在線巡邏係統、智能門禁係統,等等。

  鄧錦輝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帶孫子,和同村人一樣,他住在自己家的一整單元的頂層,這位白手起家的創業者期待自己的小孫子,“走出去,自己闖。”

  改革親歷

  陳開枝,1992年小平南巡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現任廣東省老區建設促進會會長

  1992年元旦,我正在南海沙頭鎮考察工作,突然接到時任省委書記謝非打來的電話,他叫我立即趕回廣州,説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來了。”

  我放下電話,連午飯都沒吃,餓著肚子乘車返回省委機關,謝非同志告訴我,“小平同志將要南來廣東,省委擬將全程陪同的任務交給你。”

  中央來電説小平同志是來“休息”的,但我堅持認為老人家此行絕不是“休息”這麼簡單。當時雖然改革開放已經十多年,但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始終沒有平息。有人評價深圳特區,“除了羅湖口岸的紅旗是紅的,其他的都變色了,資本主義要復辟啦!”外省幹部不敢一個人來廣東出差,怕“被腐蝕”。

  1992年1月19日上午9點,小平同志的專列抵達深圳,因為旅途勞頓,我們原本安排上午休息,可小平同志心情非常迫切,住進賓館不一會兒就對我説:“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叫車讓我出去看看吧!”

  最初的巡視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我提出增加珠三角和廣州,希望老人家能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多看看,後來被採納。在深圳當時的最高建築國貿大廈,小平同志激動地説,“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在仙湖植物園,小平同志見到了一棵“發財樹”。隨行的小平女兒鄧榕説:“以後咱們家也種一棵。”小平同志回答:“讓全國人民都種,讓全國人民都發財。”離開深圳去珠海時,老人家已經登上了船,還高聲對當時送行的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等人説,“你們要搞快一點!”

  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在海內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新熱潮。我曾做過一個比喻,小平同志就像一位已經退役的老船長,看見改革開放的航船前進時不斷搖擺,不顧年老體弱,再一次跳上船頭,把舵擺正,讓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駛向勝利的港灣。

  距離南巡時間越久,我越能深刻地感受到,小平南巡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我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才有出路。

  2012年12月7日,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多天的習近平同志來到廣東視察,走了和當年小平南巡非常相似的行程路線,我認為這個寓意非常深刻,表明我們的黨會繼續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之路。

  改革辭典

  小平南巡: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重要談話,提出“要抓緊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力爭國民經濟更好地上一個新臺階”的要求,為中國走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改革物語

  漁民們當年的鬥笠和漁網。陪伴“水流柴”們經歷風雨、穿越風浪,見證了漁民村人白手起家的艱苦奮鬥史。如今,安居樂業的漁民村人不再捕魚,這些老物件保存在村史館裏,供後來者撫今追昔、憶苦思甜。

  □新京報記者 王婧祎 實習生 張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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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龔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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