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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戰受害者:控訴日軍細菌殺人 這是一輩子的戰鬥
2017-11-16 06:49:59 來源: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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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菌戰受害者經常聚在一起,商討如何對日訴訟。

  控訴日軍細菌殺人 我不放棄

  開篇語

  11月4日,是常德細菌戰受害者紀念日。每年的這一天,一群白發蒼蒼的耄耋老人就會聚集在一起,共同揭露日軍細菌戰罪行,商議對日訴訟索賠。70多年前,日軍對中國發動了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僅湖南常德,就有超過1.5萬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而今年,前來參加集會的細菌戰受害者明顯減少。

  “1997年,我們有61位原告參與對日本細菌戰的訴訟,現在只剩下21位,2/3的人已經去世了。”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常務副會長徐萬智嘆息説。70年過去了,細菌戰對他們的傷害依然在延續。有人截肢截癱、終生殘疾,有人全家遭戕害,只剩一根獨苗。20年間,來自湖南常德、浙江麗水、義烏等地的細菌戰受害者開展了對日本的細菌戰訴訟,但日本法院卻始終拒絕賠償。但中國的細菌戰受害者從未放棄,他們一直在抗爭。“日本政府必須承認這段歷史並做出賠償,這件事情我們要世世代代進行下去。”幾乎所有的細菌戰受害者都態度堅決。

  幸存者張禮忠:

  常德1.5萬人死于細菌戰

  他家6位親人喪生

  20年來他6赴日本打官司

  86歲的張禮忠時常回憶起75年前的那個早晨,父親挑著四弟和五弟的屍體,把他們安葬在郊外的亂墳崗。那種刺心的痛,他一輩子也忘不了。1941年11月4日,日軍在常德空投鼠疫菌,張禮忠家中共有6名親人在兩年內喪生。從1998年開始,張禮忠開始搜集日軍在常德實施細菌戰的罪證。幾年走村入戶,他整理出一份7643人的受害者死亡名冊,成為日軍當年在常德實施細菌戰的鐵證,並被日本法院採用。從1997年開始,日本法院三次判決,都拒絕向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做出賠償。張禮忠先後6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參加訴訟,並在日本發表演講,講述日軍當年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説,他不會放棄,這是一輩子的戰鬥。

  張禮忠

  張禮忠的頭發幾乎掉光,眼睛瞇成一條縫,身材異常瘦削,滿臉皺紋寫滿了滄桑。雜物間,幾十捆發黃的材料堆在墻角。這是幾萬件日軍當年用細菌戰殘害常德百姓的照片和文字材料。75年前,他一家13口在日寇的細菌戰中只剩3人,每次説起這些淒慘往事,老人都會傷心得好幾天吃不下飯。

  “兩個弟弟死在我面前”

  老人拿著拍攝于1938年的一張全家福給記者看。當時,張禮忠還叫張國珍,6歲,排行老二。當時,他的家中有13口人,還有奶媽、傭人、丫頭以及兩個學徒,住在常德城區最繁華的高山巷口常清段。父親張金庭開著一家刻字店,因為有一門刻橡皮圖章的手藝,所以家境殷實。“當時我們家有200多平方米,我還有一個很大的房間。”

  1939年冬,日軍飛機轟炸常德廣場,血肉模糊的屍體就放在街口,張禮忠嚇得晚上不敢回家。1940年5月,日軍飛機在常德投放燃燒彈,整條街火光衝天,他家的房子也燒成了灰燼。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飛機拉粑粑(扔炸彈)”,這是張禮忠兒時唱得最多的歌。1941年的一次轟炸中,張禮忠的左邊小腿被一塊彈片炸傷。老人指著左邊腿上一個梅花狀的疤痕説。當天下午,警報解除後,街上的墻上血肉模糊,電線桿上到處都挂著人的五臟六腑和手、腳,防空洞裏也有很多屍體,惡臭不堪。當時沒有東西消毒,他隨手抓起一把煙絲包扎,後來傷口感染化膿,雙腿爛掉,醫生甚至讓他去截肢。直到1950年,他的雙腳才痊愈。

  1942年4月的一天,兩個弟弟開始發高燒。父親請來一個郎中,郎中説是鼠疫。第二天先後死亡。“我眼睜睜看著他倆身體抽筋,一點點在我面前斷氣。”張禮忠泣不成聲。奶奶用毛巾捂著嘴哭,都咳出血來了,生怕被保長、甲長知道,拉去火燒。第二天清早,父親把兩個弟弟放在兩個籮筐裏,偽裝成睡覺的樣子,上面蓋著一層衣服。兩具屍體放在一個木匣子,因為匣子太小,四弟的手還露在外面。

  一家人只剩我一個人

  祖母悲痛欲絕,到這一年冬天也病故了。祖父也于1943年9月感染鼠疫病故。

  當時家中還有一位40歲的奶媽,1943年常德會戰時,所有人都在撤退,而她無家可歸,要求留下幫張家看守老屋。一個月後,日軍敗走。張禮忠和父親回到家,房屋盡毀,奶媽死在門外的土洞旁,屍體開始腐爛,褲子已經被扒掉,身上也有刀傷,顯然是被日寇強姦後殺害。張禮忠哽咽得説不出話來,他雙手捂臉,淚水從指縫中滑落。

  兩年內死了6口人,房屋兩次被燒光,作為家中頂梁柱的父親也承受不了這種巨大的打擊,成了植物人。1944年秋,他在逃難途中病死,時年43歲。此時,一個13口的人家,只剩下母親、大哥張國彥和張禮忠三人。但父親去世時哥哥只有15歲,還沒有掌握父親刻字的技術,怎麼能養活一家人呢?母親只好帶著張禮忠哥倆到一個遠方表叔的船上做工,當起了纖夫。大哥最終因為無人照料,得病後到處乞討,1948年去世,時年僅19歲。“3年之間我家7口人被毒殺,現在只剩下這一張照片了。”説罷,又是一陣痛哭。

  “死一個人就像死一只雞”

  “當時死一個人就像死一只雞那樣平常。”張禮忠説,鎮上的兩家棺材鋪本來還有不少存貨,鼠疫發生後兩三天就把存貨賣光了。後來死的人就只好用棉被、草席包著,抬到亂墳崗埋掉。後來埋人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要往黑瓦窯裏塞,黑瓦窯滿了就往枯井裏塞,枯井塞滿了就往河裏扔。

  一開始,張禮忠家中有人死亡,還要請和尚、道士到家中做法事超度。到後來,因為死人太多,和尚、道士都不敢下山了。

  在西洞庭湖,有個大湖名叫氈帽湖,很多貧苦老百姓在湖邊搭上臨時窩棚,開荒種菜。但1941年11月4日清晨,裝載著鼠疫細菌的炸彈在快要飛抵常德前,飛行員在檢查投彈裝置時,落了一枚細菌彈到洞庭湖中。氈帽湖柴山裏的老百姓由于與世隔絕,不知道湖裏掉下了細菌炸彈。有人劃船到周家店、石公橋賣魚時感染了鼠疫,帶回了柴山村。

  從1942年春開始,柴山村鼠疫大爆發。他回憶説,當時船上都是腐爛的屍體,成群的烏鴉在啃食,天空黑壓壓一片,非常瘆人。而湖邊,鳥、魚、野狗、人的屍體混在一起。不到兩個月時間,氈帽湖沿岸就死了1500多人。此後3年內,再也沒有人到這裏砍柴捕魚了。至今憶起,張禮忠都覺得驚悚,他常從噩夢中驚醒。

  731部隊老兵承認投細菌

  盡管日本竭力否認當年在中國進行過細菌戰,但曾6次前往日本的張禮忠接觸到了多位當年參與研制的日本“731部隊”老兵。筱塚良雄就是其中一位。

  1939年,15歲的筱冢良雄加入731部隊少年班。同年5月,他和其他9名少年隊員一起,被送到中國哈爾濱市郊的“731部隊”總部。筱塚良雄告訴張禮忠,在這個秘密部隊裏,他參加了跳蚤的繁殖和細菌的生産工作,大量生産鼠疫、傷寒、霍亂、炭疽等。盡管上司從來不説這些細菌什麼用途,但下級隊員都知道,這些細菌被送往南京等地,從飛機上投下,達到大規模殺害中國人的目的。

  筱塚良雄1945年被俘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被釋放回國,他曾多次為中國受害者作證,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在證言中筱冢良雄説,731部隊培養了許多跳蚤,並使它們感染瘟疫。“我的任務是把帶跳蚤的老鼠和一些未脫粒的麥子放進籠子,關進黑屋。老鼠死掉後,我把這些跳蚤收集到玻璃容器裏。最多的時候,我們每30小時就能生産出幾公斤的細菌。”

  2007年,張禮忠在日本見到了筱塚良雄。“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説當年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要悔罪。”

  掏10萬元搜集日軍罪證

  1998年初,張禮忠從電視上知道了細菌戰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賠的消息。第二天他就寫報告要求加入。一開始,兒子對此並不支持,認為事情已經過去了,索賠沒有意義。但老人性格倔強,堅決要去當志願者。

  張禮忠去走訪時,很多細菌戰幸存者嫌麻煩,也怕惹麻煩,都不願意參與。細菌戰受害者分布非常分散,他聽説一個鎮上有個道士當年專門給死者家裏做道場,于是便找到他,順藤摸瓜找出一連串當年的死者名單。66歲的張禮忠像小夥子一樣騎自行車,每天穿梭在偏僻的山村。最多一天要騎100多公裏。有時天氣太晚,來不及回家,他就和志願者們露宿在農戶家中,順便向他們打聽線索。每天充饑的食物是自帶的幹糧,頂著酷暑,冒著嚴寒,走村入戶座談。

  由于細菌戰調查委員會是民間組織,張禮忠的所有花費都從退休金中支出。從1998年3月至2007年3月的10年間,他自掏腰包5萬多元。有一些細菌戰受害者癱瘓在床,無人照料,張禮忠有時也會接濟一下。20年間,老人用在調查日本細菌戰證據上的花費達10萬元。

  最終,一份詳細的細菌戰死亡者名單,成為對日訴訟的鐵證之一,被日本律師團、法庭所確認。據張禮忠調查,在常德,細菌戰直接死亡的中國軍民有7643人,大概有1.5萬名常德平民在這場災難中喪生。

  6次赴日本打官司

  如今,歲數大了,張禮忠最大的擔憂就是隨著細菌戰受害者陸續去世,這段歷史會被人遺忘。最近幾年,小學都沒有讀完的他出了兩本書,記錄這段歷史,其中一本叫《鐵證如山 不容抵賴》。每次孫子們回家吃飯,張禮忠就講那段歷史,“不管他們感不感興趣,都要往他們耳朵裏灌。”

  20年間,張禮忠先後6次前往日本參與訴訟,對日訴訟的每個時間點他都記得。1997年,常德部分細菌戰受害者的61名原告,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幫助下,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遞交訴狀,經過5年27次開庭,終于做出一審判決。法院認定,1940年到1942年,731部隊在中國浙江、湖南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亂菌混入當地軍民的食物中,殺害中國居民。但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2005年7月19日,東京法院作出二審判決。張禮忠和其他受害者遠赴日本進行聲援、宣傳活動,他還在東京街頭散發自己手繪的日本細菌戰小冊子,向日本民眾傳播當年日軍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殺家之仇,不共戴天。受害者要求的是謝罪、賠償兩方面,缺一不可。沒有賠償的謝罪,是虛偽的謝罪。沒有謝罪的賠償,不是真心的賠償。”

  如今,張禮忠最大的心願就是自己身體健康,這樣才能與日本政府戰鬥到底。“我現在一不抽煙,二不喝酒,攢錢一是為了收集細菌戰的資料,二是為了到日本打官司,要一個公正的判決。我要把身體養好,活到100歲,跟他們鬥爭到底,等到日本政府向我們賠罪的那一天。”(文、圖 /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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