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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戰幸存者:我怕受害者都去世後 這段歷史沒人知道
2017-11-16 06:49:59 來源: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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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市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骨幹成員。

  5位親人死于鼠疫 對日索賠奔走20年

  細菌戰幸存者徐萬智:我怕受害者都去世後,這段歷史沒人知道

  今年77歲的徐萬智是常德市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常務副會長。他算是協會中年紀較小的,很多成員都已80歲以上。76年前,日軍在常德投下鼠疫菌,他一家5位親人喪生。從1997年開始,這位古稀老人開始了長達20年的訴訟,走村入戶,起早貪黑,搜集日軍細菌戰的罪證。讓徐萬智擔憂的是,20年間,參與對日細菌戰訴訟的原告已有2/3去世。“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這段歷史就再也沒人知道了。”

  熟悉徐萬智的人都説,“老徐在協會中是最賣力的,70歲了,在田埂上比小夥子跑得還快。”徐萬智原籍常德漢壽縣聶家橋鄉雷家坡村,距離常德市區十多公裏。

  一年內5位親人死于鼠疫

  當時,他父親兄弟二人,家裏一共有12口人,徐萬智是三姐妹中最小的。父親徐明哲經常販米到常德城裏賣。但萬萬沒想到帶回來的卻是一場災難。

  1943年春天,父親挑米到城裏賣,回家後就忽冷忽熱,高燒不止,後來逐漸神志不清,還不停抽搐。家裏人不知道他得了什麼病,到處求醫。土郎中開了兩副中藥,但沒見好轉。過了兩天開始屙血,脖子也腫了,渾身起疙瘩,前後過了四五天,父親就去世了。父親死後,二伯家的哥哥徐萬勇和奶奶不久也發病去世了。

  一家人完全沒有意識到是感染了細菌。1944年,徐萬智11歲的哥哥徐萬成接著發病,不久就離開了人世,死的時候嘴裏冒著血泡,臉烏血。“這時,全家都病倒在床,動彈不得。鄰居和親戚找了幾塊破木板釘了個木匣子,把我哥哥抬出去埋了。”到家中參與抬屍的人,後來全都染病死了。

  “道士都不敢來,怕染上瘟疫。”雖然過去了70多年,徐萬智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當時農村迷信,也沒有藥,説這個人的魂掉了,去喊魂。晚上,家家都去喊魂,山野間,到處都聽到村婦一邊哭喊著親人的名字,一邊撒紙錢。”

  父親死的時候還有棺材。等到二伯死的時候,家裏連棺材都買不起,都是賒賬。債主到他家討賬,把瓦片揭走,唯一的一頭耕牛也牽走了。徐萬智的祖父日夜哭,哭得眼睛都哭瞎了,母親也一病不起,不到半年,頭發都掉完了。嬸嬸和他的兩個女兒也病得奄奄一息。舅舅看到徐萬智年幼,就接去他家。但到了舅舅家,徐萬智也出現了一些鼠疫症狀,後來舅舅給他吃一些草藥,才算撿回一條命。但多年後,他仍需要經常吃藥,身體異常虛弱,再也恢復不到正常人的體力。

  徐萬智

  “死晚了就沒人埋你了”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內大霧彌漫,早起的人們正在忙著各自的生計。忽然,一陣刺耳的防空警報傳來,城內居民紛紛像往常一樣躲避空襲。空襲警報一直到下午5點才解除。人們發現,日軍飛機沒有像往常一樣扔下炸彈,它只在上空盤旋了3圈,撒下了一些破布,爛棉花、谷子、麥粒、黃豆等36公斤重帶鼠疫的跳蚤,然後,飛機往石公橋方向飛走了。

  當時的石公橋是湘西各縣的物資集散地。各地客商把米谷、棉花、布匹、鮮魚運到湘西,把藥材、土産運出去。就在日軍投下這些谷子和布條後不久,經營食品、布料的地方就多了很多死老鼠,特別是賣肉、魚、糧食的商鋪裏。“白天老鼠看到人卻跑不動,毛發豎立如箭,眼睛發紅,看起來十分恐怖。”

  小鎮的繁華加快了鼠疫的爆發。魚檔的老板張春國一家6口,不到半個月全死了,另一位開魚檔的丁常發,一家12人不到兩天就死了11個,他兒子到外面讀書才得以幸免。

  當時天天都在死人,先死的用棺材抬去埋,棺材用完了,就改用門板,最後連抬屍的人都找不到了,就只好先挖一排坑,死了就用竹籃挑去埋,有的坑裏埋四五個人,最多的一坑埋了8個人。“有不少患者的親人對患者説,‘你快點死吧,死晚了恐怕沒有人埋你了。’還有人感染了鼠疫,怕拖累家人,自己服毒自盡。”徐萬智説。

  常德縣長嶺崗是當時從湖北前往湖南運兵的必經之地。在此地的王家祠堂,染病的壯丁一批一批地死去,附近有一片荒地,後被用來埋葬屍體。壯丁死得太多,荒地埋滿了,就往河裏扔。“前後死了3000多名壯丁。後來,這一片晚上都沒人敢經過,説是冤魂太多。”

  當時負責火化鼠疫屍體的是保安司令特務排的班長文國斌。火葬爐在常德大西門外的千佛寺,用舊磚在廢墟上砌了三座,爐高約3.5米,寬1.5米,深2.5米。上層是燒屍室的煙囪,下層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點開始燒屍,第二天早上6點結束。每具屍體燒兩個鐘頭,用松木劈柴200斤。每具屍體都用舊棉絮或被單裹得嚴嚴實實,分不清男女,只有從長短才看得出是成人還是小孩。班長一聲令下,兩人將屍體裝入爐中,周圍放滿柴火,澆上汽油,點火後關上爐門。三座火爐發出黑色的濃煙,一陣風就將濃煙吹了下來。“一陣陣燒焦的氣味令人作嘔。”屍體太多,燒屍隊的工作人員每天通宵輪班,但燒屍爐不停。其中一座燒屍爐用了才兩個月,就燒塌了。“20世紀80年代,常德的部分村落依然發現有鼠疫菌。”徐萬智説。

  對日索賠奔走20年

  1996年,常德成立了細菌戰調查委員會,與浙江的受害者一起準備對日訴訟。1997年,常德市細菌戰起訴日本政府的消息傳開。徐萬智找到委員會,成了一名調查志願者。他于1998年12月作為第二批起訴的原告起訴日本政府。

  從1996年到2000年的5年中,徐萬智和同伴們走訪了100個鄉鎮,800多個村莊,寫出近2萬份材料,整理出13個縣70個鄉鎮486個村,總計起訴3709人,受害死亡7643人。“當時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一天騎行100多公裏,起早貪黑,比小夥子還賣力。”

  對細菌戰幸存者來説,那場戰爭並沒有結束。“如果作為幸存者都不發聲,還有誰來願意控訴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呢?” 1998年,61名常德原告出席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第一次開庭審理,經過27次開庭,2002年8月27日,法院宣布,承認日本對中國發動了細菌戰的犯罪事實,承認受害者人數是7643人,但對受害者不予賠償。2005年和2007年,東京地方法院兩次宣判均駁回原告上訴,維持原判。

  但徐萬智沒有放棄。他前後4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參加庭審,在東京高等法院外進行反戰宣傳,並在日本政府部門雲集的霞關路舉行了示威遊行活動,還受邀去早稻田大學,以“記史不記仇”為主題,給該校的日本學生講述日本侵華的真實歷史。“不為錢,只為求一個公道。我們要子子孫孫將這場官司打下去,直到日本政府低頭認罪。”

  20年間2/3原告已去世

  2011年,常德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隨著幸存者歲數越來越大,徐萬智越來越有危機感。在他看來,協會最大的困難是缺錢缺人,很難開展活動,工作人員多數已年過六旬,許多年輕人不願加入協會,寫材料、拍照片都找不到人。

  協會負責日常工作的有5人,分別是會長高鋒、常務副會長徐萬智、秘書長丁德旺、常務理事易友喜和胡精鋼。如今,84歲的丁德旺和77歲的徐萬智年事已高,不再適合四處奔走。負責攝影的胡精鋼也已67歲,53歲的易友喜成為唯一能打理協會日常事務的人。除了42歲的高鋒外,他是最年輕的協會會員。協會也曾陸陸續續來了十幾個人,但鮮有人留下。

  “現在形勢很危急,必須進行搶救性保護。”徐萬智提高了聲調,一連嘆息了幾次“快撐不下去了。”20年前與他們一同對日訴訟的61位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只剩21位在世,多數也都在80歲以上,臥病在床。7643位遇難者名冊和上萬份日軍細菌戰罪行的文字、聲像資料,因缺乏向社會展示的場館,只能長期寄存在常德市武陵區的檔案館。“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建一個細菌戰死難者同胞紀念碑和紀念館。”徐萬智説。從1998年開始,每年11月4日就成了常德細菌戰受害者紀念日。(文、圖 /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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