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率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抵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18日，新华社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简短的电报，请示“五一节中央是否有文告或社论”发表。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准备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新华社发来的这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很快，一份《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文稿形成，4月30日正式对外发布。在“五一口号”中，第一次宣布由共产党发起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关于“五一口号”，有几个谜团需要解开。

　　谜团一：“五一口号”发起人是谁？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五一”纪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政治动员、联合民众的重要契机，每逢“五一”来临，对“五一”纪念进行整体部署和策划成为重要工作，其纪念的主要形式有发表宣言、发布口号，或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等。

　　在人民解放军的大进军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廖承志，于1948年“五一”前夕，率新华社驻扎到河北省涉县西戌村。有着丰富斗争经验和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廖承志，非常熟悉中共中央是靠“文武两条线”来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的。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用通讯，即通过新华社发布新闻消息，指导舆论。于是，廖承志通过电台向中央发电报，请示是否在“五一”节庆日发布口号。

　　廖承志简短的请示电报很快传到了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一局局长罗青长立即将来电送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

　　关于这封请示电报，在党史著作和亲历者的回忆中曾被多次提及，且有基本一致的记述：电文很简单。

　　但这样一封重要电报，却因为没有原文，而广为后人猜测。有人说，因为电文过于简短，所以没有存档；有人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整理档案时，因廖公的电文不雅，出于严肃性考虑，此电文没有公之于众；还有人说，因为电文太短，没有引起注意，可能遗失了。不管怎么说，至今没有人披露电文原件，也没有人能讲清电文在哪里。

　　但不管真相怎样，终因有了廖承志来电这个引子，才使是否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认为，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民主、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确十分必要。时势人心所向，又恰逢重大节庆日，于是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起草“五一口号”。以上就是大多数媒体表述的关于“五一口号”发布的缘起。

　　当然，关于“五一口号”的缘起，还有另一种说法。1947年7月10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考虑着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在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党内最早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毛泽东于7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10日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议的电报，指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209页）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约在10个月后，中共便发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仅是宣传口号，更是行动口号”。可以说，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形势成熟后对上述建议的兑现。

　　关于“五一口号”发布缘起的上述两种观点，实质上只是对发布口号缘由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释。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建立新中国条件的日臻成熟，才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决定性因素。

　　谜团二：谁是“五一口号”的起草人？

　　有了“五一口号”的催问电报，中共中央便确定要在“五一”发布口号，中央领导下的“五一口号”起草工作便开始了。那“五一口号”的初稿是谁执笔的？由于缺少足够的史料佐证，多年来这几乎成为学界的一个难解之“谜”。一些学者慨叹：只有一手的馆藏档案公布，才能最终确定“五一口号”的初稿执笔人究竟是谁。

　　许多史学研究者根据已有史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胡乔木是“五一口号”初稿的起草执笔人。

　　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康彦新在2018年第8期《中国政协》杂志上发表的《“五一口号”发布前后》一文中断定：“‘五一口号’在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执笔下很快起草完毕。”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朱维群主编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纪念》一书中，也有这样的概述：“当时的中共党内，既有像毛泽东、刘少奇式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不乏像胡乔木式的理论功底厚实的理论工作者。因此‘五一口号’很快就起草完毕。”该书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是胡乔木参加并执笔“五一口号”的起草，但暗示之意非常明显。

　　因为没有文献和照片给予有力的佐证，更没有一手档案的展现，因此，所有的“论断”都属一家之言。但是，在把所能查到的公开的文献档案、回忆录、传记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还是能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五一口号”的起草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由胡乔木执笔。其理由有三：

　　首先，胡乔木有“中共中央一支笔”之誉。1948年前后，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稿的起草都有胡乔木参与，并且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因此胡乔木是起草“五一口号”初稿的最合适人选。

　　其次，中共中央在1950年也发表了“五一口号”，其体例设计、写作风格与1948年“五一口号”非常相似。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在2010年第7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一文中说：“查到了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初稿是胡乔木的笔迹。”由此推论，1948年“五一口号”初稿起草人为胡乔木的可能性非常大。

　　再次，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展陈馆、阜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都收藏有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五一口号”初稿复印件，将能见到的这两份“五一口号”初稿复印件与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1卷收录的胡乔木3份手迹比对，从其文字书写风格以及某些具体字词的笔画特点看，二者高度相似。由此可以断定：“五一口号”初稿起草人是胡乔木。

　　谜团三：档案共珍藏了几份“五一口号”修改稿？

　　“五一口号”共25条，拟好后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珍藏在中央档案馆的“五一口号”文稿清晰地展现了毛泽东所作的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从毛泽东字斟句酌的修改中，可以看出他对“五一口号”的重视程度。含义最为突出的有四处。

　　第一，以大战略谋篇布局的毛泽东有其细心之处，他将开篇的电头“总社”改为了“陕北”。此处改动虽小，但是绝对的“大手笔”。因为这样的修改是和国民党军队唱了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让蒋介石误以为中共中央、毛泽东还在陕北指挥作战，从而保守住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已到达西柏坡的秘密。

　　第二，将第四条的“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修改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样的修改，既进一步重申了“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发出了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的号召。

　　第三，修改第五条，正式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毛泽东删除了初稿第五条的内容“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重新拟定了一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修改后的第五条成为“五一口号”的核心内容，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它以极少的字数，鲜明地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建立政权、谁来建立政权等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字字千钧，高度概括了中共中央的建国方略，正式向国内外宣告要建立新政权、成立新中国，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协商建国的精彩华章。

　　第四，毛泽东还删除了初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万岁”和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缔造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第二十五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为第二十三条。这样的修改，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天下为公、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

　　经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口号”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响亮地宣布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建立新中国的一个具体奋斗目标，并向全国人民表明，要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经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口号”作为重要文献存于中央档案馆，我们各媒体通用的、各革命纪念馆展示的都是毛泽东修改文稿原件的复制件。但事实上，在中央档案馆的珍藏档案中，还有一份周恩来对“五一口号”的修改稿。这份修改稿的修改过程，也是我们的待解之谜。

　　谜团四：“五一口号”是从哪里发出的？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以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这次会议共有八项议题，第一项是研究“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会议对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发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进行了热烈讨论。

　　周恩来指出，“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性质和内容都不同了。周恩来特别强调，“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刘少奇指出，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五一口号”。至此，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五一口号”正式诞生了。那么，“五一口号”是从哪里发出的呢？

　　西柏坡是离新中国诞生最近的一个“外景地”，随着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西柏坡圣地广为人知。特别是统一战线相关的一些单位，举办纪念“五一口号”的活动常常选在西柏坡或西柏坡附近的中央统战部旧址李家庄进行，因此有些人便误以为“五一口号”出自西柏坡。其实不然，“五一口号”是在召开“城南庄会议”的城南庄定稿，并从这里发出的。

　　城南庄，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县城西南20公里处。这是中共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部所在地。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离开陕西米脂县杨家沟，3月23日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4月13日到达城南庄后，就住在这里。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史称“五月会议”，因开会地点在城南庄，所以该会也称“城南庄会议”。这是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也是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首次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会议研究了对新中国成立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项，其中的一项就是讨论通过了“五一口号”。

　　在城南庄会议通过的当晚，“五一口号”即以陕北新华社名义正式对外发布。所以，历史明确：“五一口号”的诞生地、发出地是城南庄，而非西柏坡。

　　谜团五：哪份报纸最早刊发了“五一口号”？

　　最早刊发“五一口号”的报纸是《晋察冀日报》。《晋察冀日报》于1937年在太行山深处阜平县马兰村创刊，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1948年4月，晋察冀日报社的驻地就在城南庄新房村。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从延安转移到晋察冀后，也住在城南庄。《解放日报》停刊后，中共中央发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晋察冀日报》刊登。因此，《晋察冀日报》成为首刊“五一口号”的报纸。

　　关于《晋察冀日报》发表“五一口号”的经过，时任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有这样一段回忆：

　　4月30日，我接到紧急通知，要我赶到城南庄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晋察冀日报》驻在新房村，离城南庄只有一公里远。我见到主席后，主席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主席亲自把《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手稿交给我，让我拿去打印。为了慎重起见，将“五一”劳动节口号打出清样后，我又交送主席审阅。4月30日深夜，主席亲自审改后，于5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共23条。口号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了毛主席的侧身头像。

　　2018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史自强的《河北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镇：“五一口号”从这里发出》一文。文章写道：

　　原《晋察冀日报》编辑陈春森于2009年刊发回忆文章说：“当年4月30日那晚，我是值班编辑，由于这个任务特别重要，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也来到编辑室和我一起值班。从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晚上10点刚过，毛主席审定的稿子终于送到了。我们翻开稿子，看到其中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写在原稿上的。”……印刷好的《晋察冀日报》在5月1日当天迅速被发放出去。包括晋察冀解放区各县、延安、重庆等地，以及全国各个解放区，都在当天或近几天内见到了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

　　同一天，香港《华商报》也根据新华社电讯稿全文刊登了“五一口号”。《华商报》是抗战期间中共在香港创办的报纸。抗战胜利后，在港人士中除了文化界人士，还有遭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华商报》迅速成为民主力量在香港的舆论阵地，也是解放区以外能直接传播中共中央声音的唯一一份报纸。“五一口号”经《华商报》第一时间在香港发表后，立即引起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同在这一天，《新台湾丛刊》第6辑在香港出版，并发表了“五一口号”。这是最先发表“五一口号”的刊物。

　　《新台湾丛刊》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建初期在香港以“新台湾出版社”名义创办的刊物，5月1日出版的第6辑共收稿11篇。开卷首篇是标明“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标题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重要宣言从速召开民主党派团体会议商讨进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篇题为《一个响亮的号召》，对“五一口号”进行评论。这篇文章没有署名。第三篇题为《响应伟大的号召》，作者署名为“一个台湾人民”。

　　5月2日，《人民日报》《群众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晋绥日报》《冀鲁豫日报》等解放区报纸也纷纷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

　　随着电波和报刊的传播，“五一口号”迅速传播到海内外。“五一口号”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完整方略，像春雨，像惊雷，为在苦难中探索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和憧憬，带来喜悦和力量。

　　“五一口号”发布后，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等组织和个人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声明、文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希望早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4日，陈嘉庚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侨团大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代表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随后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加拿大、古巴等海外侨团纷纷电函响应。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2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全国同胞，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继此之后，各党派、团体响应之声此起彼伏。正如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1949年1月22日联合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所表示的：“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这份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揭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

　　（本文作者朱彦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