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大觀入吾眼——訪國學大師饒宗頤

http://www.cflac.org.cn  2007-7-3  作者:康 偉 彭 寬  來源:中國文聯網
 

饒宗頤正在接受本網記者採訪

  冒著淅淅瀝瀝的細雨,我們沿著香港大學陡峭的梯級到達饒宗頤學術館。拾級而上的過程恰好與我們拜訪饒宗頤先生的心路合拍:晚生後輩如我們,正是滿懷虔敬,去與位于高處的饒宗頤先生對話。在我們看來,饒宗頤先生這位國學大師、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也正是需要攀登方能到達的高山——

  他在經學、宗教學、佛學、文學、詞學、甲骨學、敦煌學、考古學、史學、目錄學等領域均取得極高成就;

  他在詩詞、書法、繪畫、音樂諸領域均有極高造詣;

  他精通六國語言,著作逾千萬言……

  所以我們提前三個小時來赴與饒宗頤先生的約會。整整三個小時,我們沉浸在饒宗頤學術館裏,只是為了更多地了解先生的點點滴滴。在饒宗頤學術館研究主任鄭煒明、助理研究主任林凱欣、行政助理高敏儀的幫助下,我們參觀正在展出的饒宗頤先生書畫作品,捧讀有關先生的學術文獻,走進選堂書庫的書海。我們只是想盡最大努力走近先生。

  在女兒饒清芬的陪伴下,饒宗頤先生悄然出現在我們面前。一襲唐裝讓年近九旬的先生分外精神。

  説名解字:十方真定是前身

  我們首先從饒宗頤先生的名號談起。他解釋説,父親為自己命名宗頤,取字伯濂,是希望他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説到這裏,先生還説了一段與自己名字有關的故事。他説,自己童稚之年就攻經史,特別喜好釋氏書,幾十年來幾乎天天與三藏結緣。他曾經在法國巴黎研讀北魏皇興《金光明經寫卷》,並曾撰寫有關的論文。1981年秋,饒宗頤先生在山西太原時,夢見有人説起該卷。不久,他就在大同華嚴寺看到了該卷的龍藏本,其卷首序題為“元豐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傳法慈覺大師宗頤述”。在《百丈清規》卷八也寫有“崇寧二年真定府宗頤序”。元普度所編的《廬山蓮宗寶鑒》中慈覺禪師字作宗頤,他曾迎母于長蘆寺,制《勸孝文》。饒宗頤先生檢索《宋史藝文志》,記載有宗頤著《勸孝文》,這才知道是同一個人。他大為感嘆,並治印一方:“十方真定是前身”。

  讓人稱奇的是,先生宗頤二字與日本也頗有淵源。先生曾為日本二玄社編《敦煌書法叢刊》,後來知道日本大德寺住持乃養叟宗頤,與自己同名。他不禁感嘆道:前生有無因緣不易知,然名之偶合,亦非偶然。

  饒宗頤先生又以選堂為字。我們向先生請教有何深意。先生解釋道,自己自小喜歡文學,特別喜歡《昭明文選》,後來曾經講授此書30年。中年以來再度執著繪畫,又以元人為依歸,特別喜歡錢選。敦煌本《老子化胡經》其十一《變詞》有這樣的句子:“洪水滔天到月支,選擢種民留伏羲。”選民的説法,是道教徒的創世紀遺説,意思是説洪水過後,人類的種民只剩下了伏羲,就像西方所説的諾亞。饒先生説,他用選堂,可理解為學有三變。

  家學淵源:因緣際會出大師

  饒宗頤先生1917年生于廣東潮安縣城,其家族為潮州首富,在當地的影響很大。身為長子的饒宗頤為何沒有按照世俗慣例繼承家業投身商海,而是走上了漫漫治學路?饒先生解釋説,他本來應該經商,但他的興趣不在商,而在學問。饒先生的父親饒鍔既是商業巨子,同時也是大學者、南社成員,著有《王右軍年譜》、《〈佛國記〉疏證》、《漢儒學案》等,並且古文、辭賦、駢文都非常好。饒家還有十萬冊藏書聚于嘯天樓,《古今圖書集成》、《四部備要》、《叢書集成》等大型書籍均有收藏。他的伯父既是畫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錢等數量達千種。饒先生年幼時家境十分優越,因此可以憑著自己的興趣遨遊書海。他説,現在的大學生,畢業了都未必有他六七歲時看到的東西多。

  父親對饒先生的影響很大。他舉例説,父親的《王右軍年譜》讓他喜歡上了書法;《〈佛國記〉疏證》,播下了與印度的因緣,他後來去印度問學即與此有關。父親從小就訓練饒宗頤寫詩填詞,寫駢文散文。16歲時,饒宗頤頗有陶潛風格的咏優曇花詩就引起了轟動。父親對饒宗頤影響最甚者,當數其編著的《潮州藝文志》。饒先生的父親不到50就去世了,他編著的《潮州藝文志》尚未完工,饒先生以15歲的少小年紀毅然接手,完成了父親的遺願。後來《嶺南大學學報》特別推出兩期專號發表《潮州藝文志》,産生了廣泛影響,饒先生的學術地位得以確立。

  從此,廣闊的學術道路在饒宗頤面前打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邀請他到該校廣東通志館擔任纂修,承擔《廣東通志藝文錄》的工作。當年廣東通志館收藏的地方通志在全國排第二位,饒先生在那裏不僅學到了藝文,也學到了地理。此後一個時期,饒先生側重從地方志入手,開展對地方古地理的研究。

  由于抗日戰爭爆發,中山大學于1938年決定搬到雲南,邀請饒宗頤先生去做研究員。這對初中沒有畢業的饒先生來説,很不容易。但是由于汕頭淪陷,阻斷了去雲南的路程,饒先生只好繞道香港。他從梅縣經惠州,徒步走了差不多一個禮拜才到香港,沿路還不忘畬民研究。由于得了嚴重的瘧疾,骨瘦如柴,很多親戚朋友勸他留在香港。饒先生與香港的因緣由此拉開。從此,饒宗頤以香港為家,遊學四海,放眼世界,成為享譽中外的一代國學大師。

  機會在等待初到香港的饒宗頤。商務印書館的老板王雲五知道饒先生到香港後,邀請他幫忙編《中山大辭典》,具體編寫古籍篇名提要。這項工作為饒先生打下了扎實的學術功底。王雲五還請他編八角號碼,用來查甲骨文、金文。這又給饒先生打下了甲骨文、金文的基礎。葉恭綽邀請饒先生編《全清詞鈔》,這又加深了他的詞學修養。

  我們笑言,怎麼這麼多好事情都被您趕上了?饒先生拿出筆,在紙上寫下兩個字:因緣。他説,他今天成為一個學人,這是有因緣的。因緣很重要,就是條件好,應該有的條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輩子的經歷都花費在創造條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費光陰。而他沒有這些曲折,似乎是生下來就機緣已熟,于是命定要做學問。他説:“很多的因緣圍繞著我,我確實比較幸運,但也説明我有做這些事情的條件,不是任何人都有這個因緣的。”

  治學冶藝:文章浩氣起太初

  饒宗頤先生説,人家做學問,很多是從點做起,他做學問的方法不同,是從上下左右來找連帶關係。他用豐富的想像力,在別人看著沒關係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關係。這或許可以解釋饒先生何以能夠在諸多學術領域和藝術領域取得常人難以取得的成就。他對學術研究有著十分廣泛的興趣,這使得各個領域能夠互相聯係、互相啟發、相得益彰。

  饒先生自己認為,他長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夠取得成就的一個天賜良緣。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對外交流十分頻繁,國際漢學界的各種新資料和新觀點都能及時掌握。這使得他可以到各國遊學,學術足跡遍及世界,當然眼界大開。“天地大觀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饒先生這幅大氣磅薄的對聯深刻地説明了他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

  饒宗頤先生治學的另一個特點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斷修正、自我改進。這可以用饒先生與顧頡剛先生之間的一段故事來做生動的證明。他曾經參加顧頡剛主持的禹貢學會,在古史地方面進行了自己的研究,這就引起了顧頡剛的重視。當時顧頡剛請他編《古史辨》第八冊。饒先生為此作了很多扎實的準備工作。後來日本入侵,編撰工作耽擱下來,有些材料也在抗戰期間遺失。有趣的是,抗戰勝利以後,饒宗頤的個人史學思想發生了變化,認為《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比較草率,尤其是辨偽方法不成熟,有些提法不準確,所以《古史辨》第八冊他就沒繼續編下去。他也因此成了顧先生的“叛徒”。

  饒先生認為,懷疑精神是做學問的基本條件之一,學術上就是要敢于懷疑。季羨林先生在評論饒先生時説:他最能發現問題,最能提出問題。饒先生認為這説出了他的心裏話。

  自我否定的另一面就是嚴格要求自己。饒先生説,他寫出來的東西不願意馬上發表,一般要先壓一壓。他的許多文章是幾年前寫的,有的甚至有十幾年、二十幾年,都不發表。比如《郭子奇年譜》,寫的時候年方二十,可50年以後才拿出來發表。

   文藝復興:反求諸己正當時

  2001年,饒宗頤先生在北京大學題為《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的演講中,提出了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宏大課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問饒先生提出文藝復興的依據何在?他解釋説:“西方的文藝復興其實是對希臘文化的重新整理,帶動整個歐洲的文化。近年來,由于中國出土文獻的極大豐富,21世紀應該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時代,因此他充滿信心地預言,21世紀將是我們國家文藝復興的時代。”

  如何才能實現文藝復興呢?饒先生的設想是重新塑造“新經學”。他説,經書是我們的文化精華和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含蘊的基礎,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意義重大。但經學的重建,又有許多繁重的工作要做,它不僅局限于文字上的校勘解釋,更重要的是把過去的經學材料、經書構成的古代著作,重新做一次總的檢討。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且有長遠意義的人智學。

  那麼,經書的重要性在哪裏呢?饒先生認為,經書對推進現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經學的重建,是我們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工作之一。《漢書藝文志》把《樂》列在前面,樂以致和,“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和”表現了中華文化的最高理想。在科技領先的時代,更當發揚光大,以免把人淪為物質的俘虜。

  饒先生把古經典舊本子的出現和整理,上升到“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先進文化的光輝,培養我們對過去知識的新的理解”的高度來認識。他説,我們對古代文獻不是不給予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

  饒先生對這方面的工作顯得十分急迫。他認為,中國已成為世界國家的一個環節,在全球性的總的考察下,中國的考古、古文明研究,和世界分不開,如果自己不做,將有別人“越廚代庖”,所以我們不能不奮起直追。當前是科技帶頭的時代,人文科學更要跟上,“人”的學問和“物”的學問同樣重要。我們應該好好認識自己,自大與自貶都不必要。我們的價值判斷應該建立在“自覺”、“自尊”、“自信”的基礎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為目標,去完成我們的任務。饒先生説,從洋務運動以來,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失去了信心,外來的衝擊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馳騖,已經動搖了國本。“知彼”的工作還沒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卻甘自拋擲。現在,應該是反求諸己、回頭是岸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