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合与发展中前行的香港电影

http://www.cflac.org.cn  2007-7-3  作者:吴月玲  来源:中国文联网
 

  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香港电影市场日益萎缩,产量从1992年的300多部一下滑落到了1997年的低于100部,有的电影人不禁惊呼“香港电影已死”。回归十年,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香港电影十分关心,尤其是将电影纳入了CEPA,令香港电影人倍受鼓舞。内地电影理论界对香港电影研究也特别关注,6月29日至30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主办的香港回归10周年电影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和研究香港电影的专家学者1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内地电影与香港电影“融合与发展”的主题,探讨回归以来,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的相互影响、逐步融合、共同发展的历程,共同展望了香港电影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

  专家们认为,香港电影是世界电影格局中,拥有自己独特风格和完善产业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今年奥斯卡获奖影片《无间道风云》就是改编自2003年的香港电影《无间道》。《无间道风云》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获奖时,就高举奖杯向香港同行表示了感谢。虽然香港电影在十年中坚持创新,但道路仍是十分艰难。根据香港影业协会数据和香港政府统计处《服务业统计摘要2002—2006年》数据显示,香港电影的产量从1997年的94部降到了2006年的51部,港产电影的票房从1997的5.4亿元下跌到了2006年的2.82亿元,而香港与内地合拍片的数量却在不断上升,由2003年前的平均每年10部上升到了2005年的29部。合拍片看中的就是内地市场这块超级大蛋糕。

  回归路上的认同

  香港资深电影评论家列孚谈到《英雄》、《十面埋伏》、《墨攻》、《霍元甲》等合拍片时说,虽然这些电影在制作水平和票房收益上均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新水平,但必须承认,香港观众很难认同这些电影是香港电影,尽管影片中有不少香港的演员和幕后工作人员,投资者中也有香港公司。事实上,近年香港各种舆论批评香港电影已然没有了本身特色,香港味道淡薄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了,只要一见周润发、成龙、刘德华,就知道是香港电影,现在却未必。他说,“港片不港”以及相关舆论批评的产生都与香港电影身份没有得到厘清有关。首先是香港电影人要充分意识到自己在逐渐融入内地市场时,身份已经转变,已经从“客商”和“来料加工商”变成了中国电影产业的一分子。另外,要对市场作充分的研究。他说,以香港电影经验和文化背景,要想让一部电影在全国市场“通杀”,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回归十年,也是身份认同的十年。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说,香港电影在工业化的开始就确立了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伟大梦想,但由于身份暧昧,在推销香港文化时,总是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这就导致梦想的搁浅。于是香港电影接受了电影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在动作片上取得独特的位置。可以说,纯粹的香港电影逐渐被消融了,世界电影也多了一点港味。胡克说,香港电影人只要对中国人的身份完全认同了,所推销的电影文化也就拥有了明确的民族国家身份,香港电影才能够名正言顺地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中坚力量。

  然而,香港经过100多年的殖民统治,从身份认同到融合不是朝夕就能完成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说,实际上内地电影与香港电影是源于中国文化这同一条河流。第一部有声粤语片《白金龙》是在上海录制,集中了上海、香港两地的电影人才,此外,与烟草公司合作,取得了广州、香港和南洋市场的票房佳绩。丁亚平说,香港电影不少是直接从国语电影翻拍而来的,例如《姊妹花》等。电影还是别样的文学,香港电影也一直在吸收中国的优秀文学营养,《家》、《虹》、《啼笑因缘》等名著都被香港电影一一搬上银幕。回归后,香港电影遇到的一些困难是香港电影主流意识被边缘化后受到冲击的显现。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则认为,香港电影目前遇到的困境是香港电影如何看真实的中国、世界和香港。回归前,香港电影构筑了香港人与内地人二元对立的想象,内地人在电影中大都是朴实、天真、傻乎乎的,而香港人是聪明、灵活、开放的。回归后,香港人发现内地已经脱离了近代百年来的悲情,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世界,这就对香港电影搭建的自我想象形成了困扰。香港电影必须换一种眼光看世界。

  合拍片反映内地生活

  香港电影人近年来的一些创作正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内地社会生活。关锦鹏的《长恨歌》、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文隽的《我的美丽乡愁》、陈可辛的《如果·爱》就是以内地为背景的电影。香港导演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内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说,如果说《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墨攻》等合拍片是在资本、人才方面的融合,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青苹果》、《长恨歌》等就是香港电影与内地更深层次的融合。他们超近距离地观察、表现、分析内地生活。也许他们镜头下的上海与观众心中的上海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他们的电影。尤其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表现了改革中人们生活的变迁,描写了上海和鞍山的现状,而创作者对现代生活中女性的关注却一如往昔。这种直接反映内地生活的电影更早一些是文隽的《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美丽乡愁》。倪震认为,这样的电影想要讨好香港和内地的观众,难度是相当大的。就像“一国两制”的实施一样,既要融合为一国,又要体现出“两制”。他认为香港电影与内地的融合应该是从容为之,自然化合。内地观众喜欢香港电影主要是因为其表现了不同于内地的人性内涵,丰富而成熟的类型以及明星效应,香港电影对内地观众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既有点无厘头又有几分哲理。这些特点,香港电影不应丧失,应该在继续创新中发展。

  上海大学教授孙绍谊也认为,许多香港导演选择了上海来展开想象的世界,使上海成了香港的镜像城市。在《如果·爱》中,上海成了比香港更“香港”的城市,人们都隐藏着自己真实的感情,而北京则是纯朴爱情发生的空间。内地和香港观众对于这样的上海并不容易理解。

  类型片的创新与拓展

  香港电影在类型片的开拓方面仍是不遗余力,先后出现了《无间道》、《功夫》、《大丈夫》等富有新意的类型片。暨南大学讲师喻群芳认为,香港回归后,香港电影出现了类型片文艺化和文艺片类型化的趋势。她说,九七后的香港电影市场持续低迷,低成本的文艺片受到重视,一些取得成功的文艺片导演在市场与艺术的双重追求下,积极探索着将文艺片类型化的途径。同时,在香港的类型片制作上,也出现了将类型片文艺化的倾向,对心灵和深刻的情感体验的探讨大量出现在香港类型片中,并对类型片的嬗变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霍元甲》则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深度娱乐类型片,电影描写霍元甲从一个帮派老大的纨绔子弟,经过破产、打斗、丧亲的悲痛教训,原本要成为社会一霸的他翻然悔悟,重新做人,自我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过程,切合当代的主流价值观,尤其是和现代普通人注重自我和自我发现的价值观有共鸣。《无间道》将单卧底的情节设置变成了双重卧底的故事,从而将痛苦扩大化普遍化,由一种边缘人夹缝人的痛苦变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每个人都无法做自己,无论是警察(好人),还是黑帮(坏人),大家都无法做自己,无法成为自己,这就上升到普遍人性的高度,其实这种人性迷惘痛苦和迷惑几乎是永恒存在的。《无间道》又用警匪片的模式设置了正义和邪恶的基本价值,这种类型片的价值观的好处是给观众抚慰,最后还是有一种大结局和价值肯定,符合类型片的要求。

  华南师范大学讲师钱春莲说,香港的年轻导演四处拉资金时,老板一般都会问这是部什么电影,或者是这像哪一部经典电影。这就是年轻导演的困境,如果不类型化,就很难拉到投资。所以不少年轻导演以鲜明的类型旗帜号召激发观众的观赏期待,吸引观众走进影院,形成市场,然后对传统的类型模式进行改革创新。他们往往通过题材置换和改造人物形象来达到这一目的。如2003年彭浩翔的《大丈夫》就借用了“黑帮片”的视觉图谱和拍摄风格,描绘四个男人借妻子和女友出国旅游之机,意图共同出外偷情,却被妻子们发现并跟踪。这就将家庭伦理片置换进了“黑帮片”的叙事结构中,营造出精彩的黑色幽默效果。将黑帮人物“非英雄化”,则把虚拟的人物与现实观众建立起联系,观众在这些非英雄化的人物身上反观自我。

  香港电影引以为傲的武侠片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类型,以不断吸引观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墨说,武侠电影“现代化”,即让一切武侠人物出现在当代时空中,是香港武侠电影努力拓展的方向。《神话》、《天脉传奇》、《飞鹰》都为武侠世界开拓了时空。同时,香港导演还将武侠电影与其他类型电影相嫁接,拓展了武侠电影。《千机变之拯救危城》将武侠片与僵尸片嫁接起来,通常的侠士就成了“僵尸猎人”。《安娜与武林》则是将武侠与爱情、喜剧结合,从“大大力”广告策划到“武林大会”的召开,可以说是对现代商业社会运行法则的一种幽默和反讽。《精武家庭》是将武侠与间谍链接。《功夫》更是提升了武侠片的精神境界。他认为,《功夫》的成就还在于,通过数码技术创造出影像奇观,完全不必出现神仙鬼魔或科技怪物,在寻常的现实人间也同样可以想象纵横,并且创造出超人的梦想世界。

  专家们也指出,香港电影要提升自我,还应该具备更广阔的人文视野,直面历史和现实,继续发挥香港电影的风采和特色,以香港电影人的坚韧、敬业和专业,迎来香港电影的下一个“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