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个独特的城市：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电影世界。香港电影人造就出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好莱坞”，也造就出一幕幕影像的奇观。电影作为舶来品，自１８９７年传入香港起，整整经历了110年。电影在香港作为文化消费商品，敏锐地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形成了不同的阶段。而电影自传入香港以来，一直是在中西文化交汇、冲突与融合之中成长和嬗变的，并且香港电影一直是处在完全开放和没有保护的市场环境下生存、发展，电影成为香港市民、海外华侨以及华人的大众文化消费商品，商业性是其第一要素。

　　值此香港回归１０周年之际，我们也将目光聚焦香港电影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本报以两个版面篇幅特别约请研究香港电影历史的学者撰写回顾香港电影发展历史的专稿（见本版），并特别关注回归１０年来香港与内地电影合作的成功历程（见第１5版），两地电影产业的良性互动和电影文化的积极交流也为香港电影的发展拉开崭新一幕。——编者

　　“香港由于是殖民地，所以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是迅速接受西方的东西，西化得比较早；但另一方面，香港始终是广东地域，香港人一直没有脱离广东人的地方性格。”香港资深影评人石琪如是说。香港电影亦具此双重性格。既混杂东西方文化因素具一定国际性，又是中国一个区域的方言电影。

　　艰辛起步　摇联手推进

　　１８９７年４月，莫里斯·萨维特教授带着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放映机和爱迪生的电影镜抵港，招待香港新闻界，放映《沙皇驾临巴黎》等短片。放映之日，即电影传入香港之时。

　　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在上海开办亚细亚影戏公司，１９０９年在香港投资摄制影片《偷烧鸭》，为香港本土有电影制片的开端。１９１３年，布拉斯基在九龙开设华美影片公司拍摄新闻片。雇用“人我镜剧社”成员，参与其投资摄制的《庄子试妻》。１９１４年完成并于香港幻游火车戏院放映。该“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而‘人我镜剧社’一次过获得港币几百元酬劳。”（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１９１４年布氏回国，华美影片公司结束。自此直到１９２３年，香港并无电影工业，黎民伟此时从事经纪买卖，香港电影历史有十年空白。

　　香港本土电影工业开端，以黎氏兄弟（海山、北海、民伟）集资创办香港第一间华人电影企业——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为标志。时在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４日。公司虽成立，港英却不批用地。他们只好去北京拍摄梅兰芳京剧片段，拍摄孙中山及其它新闻记录片。１９２４年１１月，他们在广州开拍香港首部长故事片《胭脂》。黎北海任编／导及演员，黎民伟、林楚楚分饰男女主角。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在香港新世界戏院首映。１９２５年５月４日，公司因经济问题解散。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黎民伟举家迁上海，与李应生另行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自此，香港电影已不在黎民伟视野之中。１９２４年初到１９２５年６月，香港有１７家电影公司。其中，两仪影片公司出品的短故事片《金钱孽》（卢觉非导演），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８日香港首映，为第一部由香港人的香港公司拍摄的香港影片。

　　１９２５年６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巨大的社会冲击，使刚兴起的香港电影工业夭折，电影公司全部倒闭，人员星散。香港电影业又有三年空白。

　　香港电影工业的重建，以黎北海于１９２８年２月创建香港影片公司为标志。由此到１９３４年，他独力支撑香港影业六年，先后开办三班演员养成所，为香港影业后续发展，培养了有用之材。黎北海的学生唐醒图、胡戎、石友宇等，在他之后创办中华、国联、华艺诸电影公司，延续了香港电影的香火。

　　１９３０年底，黎北海参与创办在港、沪注册的联华影业公司，任联华三厂厂长。这仍是当年香港唯一的电影公司。黎北海导演的有声片《傻仔洞房》（中华制造声默影片公司出品），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０日首映，标志香港电影进入有声片时代。

　　１９３３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拍粤语片《白金龙》，在广州、南洋大受欢迎，为邵氏赚得高额利润。拍摄粤语片成为有利可图之事，刺激了社会对香港粤语电影的投资热潮，产生一场粤语片运动。《白金龙》为粤语片打开南洋市场，使香港电影真正走上发展道路。而天一影片公司以娱乐取向的通俗文化和票房至上的商业路线，就此成为香港电影文化基因。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香港同胞同仇敌忾。香港六家电影公司联合义拍表现全民抗战的《最后关头》，全部收入捐献国家。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后，上海陷落，大批影人南下香港，其中有进步影人蔡楚生、司徒慧敏、欧阳予倩、夏衍等。他们和香港影人苏怡、关文清、卢敦等连手制作香港国防电影《血溅宝山城》、《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香港电影自此接受了中国左翼电影文化。左翼电影的价值观，与社会使命感亦引进了香港电影之中。

　　上海商业电影高手亦南下香港，如任彭年等。他们带来上海的电影经验，使香港电影增加新类型影片。国语电影也在此时于香港滥觞，始作俑者是上海新华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的《貂婵》，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５日在港首映。当时内地与香港电影市场互通，国语片在香港开辟的市场，亦为战后香港国语片奠定基础，此时香港已成中国电影文化及制作中心之一。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香港陷落。香港影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较量。日本侵略者对香港影界资产，采取强硬掠夺手段，又对影人采取怀柔拉拢手段，着重笼络影界名人。企图让这些人参加拍摄《香港攻略战》，以宣扬“武功”，表达“中日亲善”。当拍摄《香港攻略战》和内定人员消息传出，引起影人大逃亡，拒绝合作，日本侵略者不得不以日本影人完成“使命”。香港总督打着白旗向日军投降，香港影人却以自己的不屈，保持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和香港电影界的清白。

　　公司林立 群雄争霸

　　１９４７年，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表面化。１９４７年６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战略反攻，解放战争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发展，促使民营电影企业在港设立。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大中华”、“永华”、“长城”相继成立，这些国语电影公司建立，引发上海影人成批南下，上海“东方好莱坞”南迁香港。

　　抗战胜利后第一部港产国语片《情焰》（大华影片公司出品）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５日首映。标志香港电影恢复。１９４６年，大中华影业公司成立，主要投资者蒋伯英，以及凤昔醉、邵村人、周剑云等人。创作人员都是来自上海的编、导、演，创业作是《芦花翻白燕子飞》。１９４８年全国经济危机导致公司关闭。

　　１９４７年永华影业公司成立，投资人李祖永，在张善琨协助下建厂，投巨资自建厂房和摄影棚，购买美国全套摄影、洗印、录音、照明及特技设备，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电影公司。创业作是根据吴祖光话剧《正气歌》改编，由卜万苍导演的大制作《国魂》。第二部影片是朱石麟导演的《清宫秘史》。１９４８年，进步影人进入“永华”，拍摄了《火葬》、《海誓》等。公司在１９５４年结束。张善琨离开“永华”后，创办长城影业公司，投资人是经营航运业的吕建康，于１９４８年成立。袁仰安任经理，厂长沈天荫，主要编导人员为岳枫、李萍倩。生产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名片。

　　香港影人最先推出的粤语片，有试探性质，如《郎归晚》（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１日首映）乃美国纽约李荣公司与香港四达片场合作出品，及关文清导演的粤语片《复员泪》（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４日首映），均受欢迎。

　　１９４８年，中国共产党为保存进步力量，将上海进步电影工作者有计划南移香港，先后成立大光明影业公司、南群影业公司、大江影业公司、民生影业公司等进步的国语电影公司。又成立专拍粤语片的南国影业公司。进步影人有了阵地，即以影片直接表现阶级剥削与斗争。到１９４９年，生产了《野火春风》、《恋爱之道》，以及被誉为粤语片经典的《珠江泪》。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地和香港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５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１９５１年边境封闭区域命令》。从此，一百多年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无形边界，变成阻隔双方人民自由来往的有形边界。深刻而长期地影响两地社会发展。

　　１９５０年，长城影业公司改组为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吕建康出任董事长，袁仰安任总经理，原厂长沈天荫留任。创作队伍人才济济，编导人员有李萍倩、岳枫、程步高等演员有顾而已、刘琼、舒适、陶金……为左派电影公司之首。

　　凤凰影业公司的前身是50年代、原龙马公司，及离开永华公司部分人员组成同人公司。主持人为朱石麟、韩雄飞，创作人员有陈静波、罗君雄、鲍方等。其作品《误佳期》（１９５１），《一板之隔》（１９５２）、《乔迁之喜》（１９５４）和《水火之间》（１９５５），均真实反映了香港下层市民居屋问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经廖一原积极推动，１９５２年２月，成立以拍摄粤语片为主的新联影业公司。提出“导人向善、导人向上”制片方针。团结一批有影响的粤语片编、导、演人员。出品写实风格的家庭伦理片，主题积极正面。如《败家仔》、《家家户户》、《父慈子孝》、《十号风波》，及表现海外华侨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等。

　　与“新联”并称为粤语片四大公司的，还有中联公司、华侨公司、光艺公司。参与“中联”的先后有２１人，公司徽志是环形２１颗星，以示团结。他们既是股东，又是创作人员。从１９５２年底到１９６４年中，１２年共生产４３部影片。作品以反对封建礼教，批判社会不公为其价值取向。改编巴金《家》、《春》、《秋》，使“中联”的形象得到社会确认。进入６０年代向多元发展。华侨影业公司创办人是张瑛、谢益之，成立于１９５６年８月。创作由吴回负责，以改编中外名著为特色。创业作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随后。还改编了《雷雨》及外国名著《小妇人》。后期，走向反映现实生活，如《血泪人生》、《第七号司机》等。光艺制片公司由秦剑等组织，为新加坡何氏家族光艺公司在港分公司。成立于１９５５年８月，结束于１９６８年。在秦剑主持下，吸纳了李晨风、李铁和左几等粤语片优秀编导人才。主要拍摄文艺片，也拍摄过喜剧片和武侠片。１９６２年是它的全盛时期。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新联”、“中联”、“华侨”和“光艺”为主导，被称为粤语电影的黄金时代。

　　香港“邵氏”公司的源头是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在香港经历天一港厂、南洋影片公司、邵氏父子电影公司，到１９５７年邵逸夫返港，改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邵逸夫开启香港电影业的片厂制时代。他创建大影城；培养和建立队伍，争取优秀编导人员；开办七届训练班，培训出众多表演人才；实行大投入，拍大片，赚大钱的计划；开拓香港内外市场，当年“邵氏”影片几乎主宰台湾市场；在香港建立放映国语片的院线，企图使香港成为继星马和台湾之后的第三大国语片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实行国际合作拍片，又在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建立影院与院线。坚持从上海天一公司开始的制片路线，在商言商，以观众口味和市场票房利润为导向与依归，实行多元化影片制作。在和“电懋”竞争中，“邵氏”反败为胜，称雄香港电影界。

　　香港电影懋业公司，是来自星马的资本。原为在星马经营影片发行的国泰机构，为保证其属下影院片源，而在香港设立子公司国际影片发行公司。１９５４年，永华影业公司曾陆续向“国泰”举债，后无力偿还，“国泰”遂以债权人身份插手，与台湾“中影”共同改组了“永华”。１９５６年“永华”结束后，“国泰”遂改为香港电影懋业公司。电影懋业公司的管理及主创人员，如总经理钟启文、制片部经理宋琪、编剧张爱玲等，皆为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人，对西方影业较为熟悉，也将西方影业制作与管理方式带进来。导演有岳枫、陶秦、易文等，演员有林黛、尤敏、乔宏、陈厚等。影片主要对象是新兴的中产者，以出品喜剧片为其特色，承继３０年代上海电影风格，比较西化，审美情趣符合香港中产者口味。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０日，“电懋”董事长陆运涛因空难逝世，导致“电懋”改组，１９７１年正式结束制片业务。

　　香港电影的主体是粤语片，虽有不少具一定质量，也有好的影响，但仍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甚至是“有毒素”的影片，历史上引致多次“清洁运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粤剧戏曲片是这一时期流行的主要类型影片，拍摄了约７００部粤剧戏曲片，佳作如林。其中一些“戏宝”，至今仍受欢迎，如《紫钗记》（１９５９）、《蝶影红梨记》（１９５９）、《帝女花》（１９５９）、《胡不归》（１９５８）和《九天仙女》（１９５９）。粤剧戏曲片的一大功劳，是保存了许多粤剧艺术精华。

　　６０年代初，香港人口结构变为以青年人为主，香港电影青春片大盛，多为表现当代青年生活方式之作，陈宝珠、萧芳芳更成为万千影迷偶像。粤语片为适应新时代开始新变化。

　　独立制片 开拓新路

　　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大陆移居香港的新生代成长了，他们“家在香港”没有上代人的家国情怀，他们认同的身份是“香港人”，香港电影形态亦随之发生变化。

　　１９７０年４月１日，嘉禾影业公司成立，创建人是邹文怀。李小龙以《唐山大兄》（１９７１）一炮走红，创香港开埠以来票房记录。又以《精武门》（１９７２）创造了民族英雄形象，适应了因经济起飞而日益自信的港人心态。邹文怀实行独立制片人制度，让大明星、大导演自组公司拍片，他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他们拍片，由“嘉禾”发行。香港影坛形成“嘉禾”与“邵氏”双雄对峙，竞争中“邵氏”式微，成为片厂制衰落、独立制片制兴起的标志。

　　许冠文兄弟在“嘉禾”自组“许氏影片公司”，首部喜剧片《鬼马双星》（１９７４）题材为社会新闻，引起观众强烈共鸣，不仅开喜剧片潮流，亦创票房记录。随后《天才与白痴》（１９７５）、《半斤八两》（１９７７）均使用粤语。许冠文认为“本地化可以扩大电影的观众基础”。许氏影片在香港影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影片人物的语言从国语重入粤语，带动粤语片复兴，形成新的粤语片。随着后期配音技术的采用，香港电影不再分为国语片和粤语片，统称香港电影。“香港电影的本地化，骨子里还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和现代，并非回到以前的粤语片时代。”（张彻：《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

　　“嘉禾”在８０年代，支持成龙、洪金宝各自成立公司，开创新类型功夫喜剧片，如《五福星》、《福星高照》、《Ａ计划》、《警察故事》，迎合了经济起飞后，富裕的香港人对感官刺激的追求及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令成龙挑战体能极限的杂技式功夫片及警察形象大为吃香，成为观众热烈欢迎的上乘喜剧。成龙继李小龙之后成为华人世界超级巨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一批新锐导演即将登台。他们是出生在５０年代，受教育在６０年代，又负笈西方的影视学子。他们所拍影片与传统影片不同，被称作“新浪潮”。

　　这些新锐导演于１９７８年开始执导影片，集中涌现在１９７９年，如严浩《茄哩啡》，许鞍华《疯劫》，徐克《蝶变》，冼杞然《冤家》，章国明《指点兵兵》，谭家明《名剑》，蔡继光《喝彩》，刘成汉《欲火焚琴》等。他们与前辈影人和传统影片不同处在于：将电影看作表达个人思想工具；选材偏重人性处境或社会问题而具个性化；注重叙事时空设计；注重画面视觉表现力。他们的影片虽然在电影制作方面造成冲击，票房收入却成反比。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美学目标，故迅速被商业浪潮淹没。但他们的历史贡献在促使香港电影走向现代化。

　　“长、凤、新”三家公司受“文革”冲击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东山再起。１９８１年“新联”和“长城”联合，以中原电影制作公司名义，创作由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掀起香港电影真功夫片潮流，创下过千万元票房记录。触发“长、凤、新”负责人产生联合念头，１９８２年正式建立银都机构。他们不改初衷，关注香港社会现实，支持一些新锐导演完成处女作。如《父子情》（方育平导演），《童党》、《庙街皇后》（刘国昌导演），《飞越黄昏》、《笼民》（张之亮导演）等影片获得广泛好评，且屡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大奖。

　　回归融合 联系密切

　　１９８０年８月，新艺城企业有限公司成立（简称新艺城），完全按市场需求操作。以集体创作方式，产品以喜剧或喜闹剧为特色。因而有人说：“新艺城的崛起，也就是新浪潮时代正式结束”。公司成立后首部作品是《滑稽时代》（１９８１），同年，《追女仔》一举在暑假黄金档期压倒“邵氏”和“嘉禾”影片，迫使“邵氏”、“嘉禾”联合，共同对付新艺城。形成新艺城和“邵氏”、“嘉禾”鼎立对抗局面。“新艺城”的影片虽因媚俗而卖座，却不能打入世界较为重要的电影市场，由盛而衰。

　　珠宝商人潘迪生，在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０日创办德宝影片公司，邀请岑建勋、洪金宝参与组建德宝娱乐影片有限公司。拥有钟志文、高志森、关锦鹏等导演。陈欣建、陈冠中任策划。“德宝”的作品走多元化路线：既有洪金宝监制的“福星”喜剧系列；也有岑建勋监制的《等待黎明》、《秋天的童话》，给市场带来新意；《三人世界》系列，开发了香港中产阶层生活题材。到１９８６年，杨紫琼主演的《师姐》系列，打破香港动作片的纯男性局面，也是“德宝”的黄金时期。

　　１９９０年，周星驰应运崛起，带起“无厘头”喜剧狂飙，横扫票房。他主演的《赌圣》，票房收入达4100多万元，创下香港开埠以来最高记录。

　　此后，香港电影亦有佳作显示其光彩，获得国际影界认可。关锦鹏导演、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许鞍华导演、萧芳芳主演的《女人四十》；舒琪导演、萧芳芳主演的《虎度门》；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使萧芳芳、张曼玉、王家卫在东京、柏林、戛纳电影节称后、夺冠，显示出香港电影本有的质素与水平。香港影坛群雄并起，也昭示新旧交替。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电影在回归十年中，与内地电影交汇了十年。作为精神产品，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的社会基础不同，使得两者的社会功能也有很多不同。在这十年中，两地交流及合作的幅度、速度大为增加，香港电影在内地获得颇高票房。香港电影工作者对内地广大市场最感兴趣，早在回归前，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著名导演吴思远就公开说表示：“香港电影的前途在内地！”

　　回归后，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都关心香港电影。香港与内地电影界已开始频繁合拍一批影片，这些影片不仅在内地和香港电影市场受到观众欢迎，也在国际市场创下票房佳绩。香港电影人既有意愿又有热情去探讨未来路向，明天将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