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旦卓瑪:從農奴的女兒到文聯副主席
http://www.cflac.org.cn     2009-07-07     作者:才旦卓瑪     來源:中國藝術報

    第一次跟文聯接觸是1960年7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三次文代會上,那年我才20多歲,還很年輕。但這次接觸就讓我感受到了文聯家庭般的溫暖,堅定了自己為文藝事業奉獻一生的決心。1958年,上海音樂學院為培養少數民族文藝人才來西藏公學招生,我文化程度不高,但因聲音條件較好而被上海音樂學院破格錄取,于是有了去高等學府學習音樂的機會,成為西藏的第一代歌唱演員。學校通知我作為上海代表團的代表去北京參加第三次文代會是1960年的事情,當時我跟同學和老師們在雲南採風學習少數民族音樂。接到通知時,我並不知道文代會是什麼會議,有些什麼樣的人參加,也不清楚文聯是做什麼工作的,只是聽學校的老師説,很多文藝界的名人、有貢獻的藝術家會出席。我就搭上了從雲南開往首都的汽車,與雲南代表團的文藝家一道長途跋涉來到北京。因為長時間的汽車顛簸,我身體有些不適,但一到首都,走進會場,和一些藝術家迎面相逢,我頓時十分興奮。

    當時,會議安排我與周小燕老師同住,她是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跟我談了一些音樂方面的知識,讓我深受教益。後來,我先後見到了很多知名電影演員,有張瑞芳、白楊、秦怡、孫道臨、王心剛等等。這些常常在電影故事片中看到的人物,終于能在文代會上見到,我興奮極了!同他們見面,想起他們在影片中飾演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特別是一些與敵人鬥爭的英勇事跡浮現眼前,更增加了我對他們的崇敬之情,為能與他們一起參加文代會感到無比榮耀。

    會上,我還見到了一些西藏的老一輩藝術家。我們熱情地談家鄉事,説家鄉話,噓寒問暖,十分高興。可能是1959年曾來京參加過新中國建國10周年演出的緣故,很多人對我印象比較深,對我這個藏族歌唱演員很關心。一些認識的不認識的同志熱情地跟我打招呼。他們問我,“才旦,最近怎麼樣,一切都好吧,在學校的學習狀況怎麼樣?是否適應上海的生活?”大家也覺得,我一個農奴的女兒能從舊社會的苦難中被解放出來,能參加文代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他們的話雖不多,卻讓我感受到了文聯家庭般的溫暖,這些親切的、真誠的問候,洗卻了我初來乍到不自在的陌生感覺,讓我更想融入到這個大家庭裏來。

    會上,代表們認真聆聽了郭沫若、周揚等領導同志的報告,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見那麼多文藝界有突出貢獻的人聚集一堂,我才知道文代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會議。文聯工作責任重大,它不是一般的團體,這裏人才濟濟。我更明白“文代會代表”這個別在我胸口上的牌子的重要意義和含金量。在這次會上,我用並不流利的普通話,做了題為《毛主席的光芒照亮了我們藏族人民的心》的發言,受到了與會者的關注。我能參加全國文代會,並在會上發言,是我過去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是黨和人民給了我放聲歌唱的機會。

    回去以後,很多同志、朋友得知我參加了文代會,在會上見到很多文藝大家,都很羨慕,還問我,“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我説,他們都可敬可愛,親切得跟平常人一樣。然而,文代會給予我的並不僅僅是這些榮耀,它教會了我很多東西,在我藝術道路上具有裏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給我的影響是深遠的。經過文代會的學習,我認識到了文藝的重大宣傳作用和深刻指導意義,知道了文聯是黨和政府聯係文藝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是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執行者。作為文代會代表,我不僅僅要以身作則,還要團結全國的文藝工作者為中國的文藝事業發展做貢獻,為人民服務。從此以後我對自己從事的文藝事業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當時就下定決心,要通過我的歌聲和演唱的歌曲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我們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回到上海,我學習的信心也更足了,這份責任時時鞭策我努力奮鬥。1964年,學成畢業後,我參加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獲得成功。1965年我回到了西藏,在西藏為人民唱歌,唱我們家鄉的變化,唱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1981年,西藏文聯成立,我當選為西藏文聯主席。我是在窮苦家庭裏長大的孩子,沒有多少文化,沒想到大家這麼信任我,我應該更多地為老百姓服務。

    1988年第五次文代會,我當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時至今日,我心裏有些慚愧,為文聯做的事情太少了。身為文聯的一分子,肩負著廣大文藝工作者的信任和希望,我應為文聯事業的繁榮竭盡全力,永不懈怠。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翻身農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給黨聽》等等歌曲最能代表我們西藏人民對黨的深厚感情,我要一直唱下去,不忘黨對西藏人民的關懷。

    (本網記者丁薇採訪整理)(才旦卓瑪為中國文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