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鶴:我在廣東美協的十年
http://www.cflac.org.cn     2009-06-16     作者:     來源:中國藝術報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我迫不及待地坐上首班火車從香港回來了。那時,廣州華南文藝學院正在招收“革命文藝學員”,我一看是“幹革命”的,又是學藝術,二話不説就報了名。進去後才發現,其實是招文藝幹部,是要來做事的。當時,歐陽山任學院院長,同時也是華南文聯籌備委員會主任,他知道我之前搞過10年藝術創作,就把我調到華南文聯編輯出版部做代組長,負責《華南文藝》和《華南畫報》的組稿和編輯。

    當時,由于文聯剛剛成立,各文藝家協會也還沒有建立,稿源很缺乏,我只好動員社會力量投稿,實在不夠就自己寫。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寫稿,只能發動接受進步思想的人寫稿。我們一個月開一兩次座談會,講黨的文藝政策,逐漸把社會力量發動起來,投稿的人就越來越多了。我從1950年開始負責組稿,其間又到過工廠、郵電總局主持“三反”工作,回來後繼續幹,直到1953年,黃新波組建廣東省美術工作室(廣東美協前身),把我調去幫忙。我和何克狄、黃安仁專門負責美協的學術活動,發通知、搞刊物、幫報紙約稿、開講座、傳達文藝政策、聯絡會員,跟現在協會一樣,偶爾也創作一些宣傳畫、連環畫、年畫。

    1953年9月,黃新波推薦我到北京參加第二次全國文代會。第一次文代會召開時廣州還未解放,我還在香港,現在可以參加了,心裏當然充滿期望。在香港期間,我讀了很多進步書籍,像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知道共産黨很重視文藝、美術的作用,讓我非常向往,所以廣州一解放我就趕緊回來了。記得當時蘇聯很重視雕塑,我也期望著雕塑能在中國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參加第二次文代會的人大部分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年輕的很少,我算其中之一。最多的是從延安回來的藝術工作者、老幹部,個別從香港回來的進步人士,美術類的以版畫家居多,像黃新波、胡一川、李樺等等。當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到會接見代表,毛主席還主動過來跟我們握手。會議氣氛熱烈,看得出文藝界相當團結,讓我覺得在新中國搞雕塑是很有前景的。

    1957年文藝整風,我主動申請下放高要新橋鄉接受改造。到農村後,近距離地接觸工農生活對我的思想觀點、立場、人生觀和世界觀都有很大影響。我知道了哪些是勞苦大眾討厭的,哪些是他們喜歡的,哪些是有價值的,哪些是沒用的,更重要的是,讓我更加尊重勞動者了。

    1959年,我到北京參加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雕塑工作,回來後才知道上級把我調到新成立的廣州美院當老師,就這樣結束了在廣東美協工作的日子。回想這十年,從追求藝術的角度來講,這些經歷是千載難逢的鍛煉機會,是我所有藝術創作的源泉。

    (潘鶴為廣東省美協名譽主席)

    (採訪整理:黃栩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