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几次文代会,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四次文代会。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打成黑帮分子,什么苦都尝过。在“四人帮”后期终于有机会拍电影,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电影《火红的年代》中,我演一个工人,电影说的是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中国工业怎么走自力更生之路的。可是这部电影在“文革”后,被说成是“四人帮”的电影,打上了政治标签。文艺的道路要不要走下去,文艺道路怎么走,这是我以及一些文艺界朋友心中的疑惑。当时盛传“文艺工作危险论”,因为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始的,文艺界受的冲击也最大。我心里就觉得紧张,文艺工作不好干。

    邓小平出席文代会时的讲话为大家指明了方向。他在评价建国17年文艺界的成绩时说,这一时期的文艺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文艺界做出了很多成绩,而且成绩很突出。他指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文艺要继续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顿时感到,之前的工作都得到了肯定,我的文艺生命得到了解放。我觉得有这种感受的不止我一人。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老一代文艺家中有的甚至参加过“五四”运动,年轻的有“文革”中后期刚成长起来的。文代会把老中青三代文艺家都团结起来,为文艺事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文艺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文代会的议题也在变化,它总是和文艺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近几年,文艺的发展也十分迅速,题材、风格、样式多样丰富,但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这上面认识混乱,就造成了文艺界的浮躁。我一直认为,在宾馆里调侃是出不了好作品的,文艺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文艺工作者必须扎根于生活,惟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社会主义文艺作品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导向和审美观,不能只图个逗乐子。当然目前文艺界主流是好的,但是不可否认这些不和谐音的存在。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那么就等于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丧失了我们的主动权。

    我对我们的文艺队伍充满了信心。在今年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中国青年电影工作者委员会的会长张国立等青年电影人宣布要给全国几十万电影放映员每人送一件棉衣。这说明我们的年轻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本网记者吴月玲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