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會與藝術創造

曾鎮南

 

  在十六大召開的那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有一個古老而又新鮮的詞語,像一束特別強烈的陽光,照射在中國人的心上,投射向遼闊的大地,雄峙的群山,奔騰的江河。

  這個古老而又新鮮的詞語,就是出現在江澤民同志報告標題上的兩個字:“小康”。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黨在新世紀新階段具體切實的奮鬥目標,寫在十六大報告的標題上,這實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筆。它鮮明地昭示了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根本走向,把黨的政治報告和中國人民所憧憬的幸福美好生活最密切地組合在一起,把中國共産黨人政治智慧的光芒和活生生的、日新月異的人民物質生活透出的“帶著詩意的感性光輝”(馬克思語)融匯在一起,使大家知所奔赴,識所歸趨。舉國上下説小康,神州億兆瞻福祉,成了學習十六大精神熱潮中涌起的一簇最絢爛奪目的浪花。


  小康的説法,既是中國古代産生的對一種特定政治社會形態的概括,也是對蒼生百姓家庭財産生計情況的一種描繪。

  “小康”最早出現在《詩經》的《大雅民勞》一詩裏。第一章頭兩句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詩中“亦”、“止”均為語助詞,“汔”,可釋為庶幾、差不多。這兩句詩的意思是“人民(因輸賦稅服徭役)已經很勞瘁了,差不多可以讓他們休息一下了。”可見,“小康”的“康”,是指安樂、休息、安寧的意思。不勞民、不擾民,使民安樂休息,這就是《民勞》作者的一種希望。

  小康的説法用于對一種社會狀態的描述,成為社會學、文化學、政治學上的一個詞匯,則見之于《禮記禮運》。它的篇首,便托名孔子,論述了“大同小康”之説,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小康的論述,是在與大同的説法相對舉中展開的:“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禮義以為紀……是謂小康。”這也是古代儒家所現實地認同的一種比較好的社會形態。東漢鄭玄對小康的注釋是:“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于忠信而薄言小安,失之則賊亂將作矣。”這種謹于禮、明于義的小康社會形態,在《禮運》篇中,特指禹、湯、文、武、周公、成王之治;而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則是歷代聖君賢相所躬行力踐的一種比較理想的大致可稱國泰民安的社會狀態,是從封建社會的自我調節機制中産生出來的明君賢相治下的較為開明、富庶、繁榮、穩定的盛世。

  因此,小康社會,就其社會學、文化學上用以描述一種較為富足穩定的社會狀態的本義而言,是一個待建的、有很大發展條件的、伸縮性較大的説法,也是一個可建的、有很大現實可能性的、階段性明晰的説法。它本身就包含著一個不斷進化、不斷完善的進程。

  最早把小康的説法引入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來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明確提出:“中國本世紀的目標是實現小康。”

  小康這個與中國普通人對生活的希望聯係在一起的、反映中國人家庭生計狀況的古老的説法,在這裏注入了新鮮的、反映中國人民發展的理想的科學內容,擴大為對整個國家經濟狀況、生活水平的一種描繪。

  到了黨的十三大(1987年10月),正式形成了我國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把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列為“三步走”戰略的第二步。只有實現這一步,才能跨出第三步,即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對小康作了更具體的描述:“所謂小康水平,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

  小康作為高出于溫飽的一個發展階段和一種發展程度,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中,具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從古詞到今語,從感性描述到理性定量,從小家家計到國家國計,小康的説法,實現了語詞內涵的質的發展和飛躍,深深地打上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印記。

  一切體現社會發展的必然性的思想、理念、目標,都必將在人民的實踐中得到驗證,在歷史的天平上得到稱量。小康的提法也是這樣。

  最雄辯有力的論證是生活本身作出的。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總結了自1989年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十三年取得的重大的歷史性成就,指出這是“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十三年。“人們公認,這十三年是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是我國社會長期保持安定團結、政通人和的時期,是我國國際影響顯著擴大、民族凝聚力極大增強的時期。”社會主義新中國終于能以“一個小康的國家”(鄧小平語)的良好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出現在國際社會上;正如十六大報告指出的:“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裏程碑。”

  從溫飽到小康,這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新的裏程碑的高聳姿影,每一個側面都可以在千千萬萬感受到“陽光心情”的中國人的心鏡中得到映照。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精煉而又周延地論述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他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説,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十五大提出的到二○一○年、建黨一百年和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的發展目標,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經過這個階段的建設,再繼續奮鬥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黨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引《禮記禮運》描述的大同小康之説為今所用,真可謂化陳舊為新奇,變憧憬為科學,陳義高邁,論述周延,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和親和力,這是新世紀新階段中華民族新發展的偉大開篇。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奮鬥目標,和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這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的新提法結合在一起,劃出了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中的一個“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黨在新世紀新階段所要走的路,所要實現的目標,具體而清晰地展現出來了。

  在對小康、小康社會等説法進行了一番學習、探究、梳理、領悟之後,我深深感到,這一切對于我們文藝工作者,真是太重要了。“政治先行,文藝後變”。這是魯迅的一個重要思想。孫犁對此十分推重,他作了通俗的解説:“既然是政治,國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現實生活,非常廣泛、深遠。文藝不是要反映現實生活嗎?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現實生活裏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這樣,文藝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經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發生了變化,你去反映現實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經到了生活裏面去了,你才能有藝術的表現。不是説那個政治還在文件上,甚至還在會議上,你那裏已經出來作品了,你已經反映政治了。”(《秀露集文學與生活的路》)政治、生活、文藝的辯證關係,在這裏闡發得多麼清楚、周延呵。這對于我們思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對我們的文藝將會産生的影響,是很有啟發的。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裏,“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這一政治目標已經不僅僅是在文件上、會議上,而是滲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了。它已經非常廣泛、深遠地作用于人民的現實生活,甚至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社會現象,匯成最浩蕩的生活河流。我們的很多優秀作品,不正是從這一生活的河流中汲取靈感、素材、主題、形象和語言的嗎?展望今後的二十年,也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機遇期”,我們似乎能夠看到由建設和發展激動著的生活河流更寬的拓展和更美的奇觀了。而引領著這一生活的河流根本走向的,正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目標。我們從事創作也好,從事編輯、組織、出版也好,從事理論研究與文藝批評也好,都不能不把目光注視著這一目標,注視著生活的這一根本動向。

  毫無疑義,我們的文學是題材非常廣闊的文學,它廣闊到包括描寫中國現在各種各樣的生活和變動,描寫中國歷史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一切作品;它也容納有各種各樣審美理想、文化觀念、藝術風格的作家,決不只局限于直接反映改革、發展、建小康、反腐敗等等作品。但無論寫什麼題材的作家,對生活的全局和根本動向有準確的把握,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胸懷全局,放眼前路,知道中國朝著什麼目標走,才能“目送飛鴻、手揮五弦”,彈出意境高遠、音聲合時的妙曲。正如魯迅所説的:“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對社會的實際、對生活的規律的熟稔和洞察,是我們的文學能夠不斷産生好作品的希望所在。學習社會,深入生活,是一切真正有出息的作家藝術家進行創作的前提。魯迅在談到左翼革命文學的運命時曾説過:“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上海文藝之一瞥》)在現在的中國,社會的變動如此巨大、深刻,現代化建設的規模是如此浩大、復雜,社會思潮和人的觀念的變遷是如此急劇、駁雜,魯迅對作家提出的應該“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的要求是被時代千百倍地強調和擴大了。重新學習社會、重新了解生活,認真學習認識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的思想武器——在當前就是著重學習十六大精神,學習“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部署——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而在這一切方面的學習中,學習“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對于發展文藝創作,催生優秀作品,是尤需著重的一環。魯迅在談到作家進行創作的主觀思想條件時,反復講過作家必須有建設的理想。魯迅在分析伴隨著革命出現的“革命文學”為什麼常會有似是而非的現象時指出,那是因為寫這類“革命文學”的人,“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于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他深刻地指出:“新的建設的理想,是一切言動的南針,倘沒有這而言破壞,便如未來派,不過是破壞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則全然是舊社會的維持者。”(lt;浮士德與城>後記》)現在,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把“新的建設的理想”,展現在我們面前。這是“一切言動的南針”;它把“對于將來的理想”具體化了,把將來會建設出怎樣的社會切實地描繪出來了,而且作了科學的論證。這是迥異于一切烏托邦而具備了一切現實可能性的建設藍圖。一切熱愛祖國、向往美好生活的作家藝術家,都會把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貢獻才華視為莫大的光榮,投入到人民創造歷史、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洪流中去,投入到新世紀新階段的新的群眾生活中去,努力創作出無愧于歷史和時代的作品。

  “願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自願遵時代先驅者之命的魯迅的熱情的詩句鼓舞著我們。讓我們奮然前行吧。

來源 2002年12月13日 中國藝術報

版權所有 © 2001-2002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安苑北裏22號 郵編:100029 電話:64921114
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