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霈生:“以人為本”的戲劇使命
http://www.cflac.org.cn  2007-04-21  作者:  來源:《光明日報》
 

紀念中國戲劇百年,引發的話題很多。百年來,中國戲劇從無到有,從一種“舶來品”到植根于中華大地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樣式,這期間凝聚著多少仁人志士的心力和才智!如從戲劇運動的角度對中國戲劇百年的歷史進行總評,它的業績是輝煌的。針對中國戲劇的主流線路而言,一種外來的藝術樣式,剛剛引入中國還處于學步階段,就把自己融入風雲變幻的時代潮流之中,從早期的“問題劇”,30年代的革命戲劇,左翼戲劇,後來的抗戰戲劇,到建國後的“為政治服務”,一直承擔著社會教育的重任。

百年紀念,見仁見智。我想,就中國戲劇藝術事業而言,紀念過去,應該是為了直面現在和構建未來,這正是戲劇人的歷史責任所在。每當意識到這樣的責任,我就不禁想起德國哲學家卡西爾説過的一句話:“人如果不意識到他現在的狀況和他過去的局限,他就不可能塑造未來的形式”(《人論》)。我感到對個人來説是如此;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説,亦是如此。進入新時期以後,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每一次進步都伴隨著對過去的局限的反思。應該説,在經濟領域,我們所做的反思是認真的、深刻的,正是一次次的反思,把我們從偏見、狹隘、盲目的局限中解放出來,為不斷求取更大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但與經濟領域相比較,這種反思精神在戲劇領域要少得多。戲劇百年的歷程,固然成績輝煌,但問題也多,有得亦有失。在緬懷過去業績的同時,我們應該直面過去的局限和現在的問題,認真思考我們缺失了什麼。這不僅是戲劇史學的任務,也是我們全體戲劇人的職責。

説到反思,我想重提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我們都應記得,中國戲劇自50年代起,在“為政治服務”這一總方針的導引下,每年創作、演出的劇目數量相當可觀。正當戲劇界為自己的成果自滿自得之時,周恩來總理在1961年的一次大會上卻給戲劇界敲響了警鐘,他指出“話劇不能被人接受”,原因在于“不承認基本規律”,他呼吁戲劇界認真研究藝術規律(《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我當時正在讀研究生,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可是,此後每當重溫周總理這振聾發聵的警示,心情總是難以平靜。戲劇是一種藝術,而從事戲劇藝術事業的人卻不承認藝術規律,不研究藝術規律,這豈不是失職!法國荒誕派劇作家尤奈斯庫針對戲劇人的職責曾經説過:“如果戲劇注定只能給哲學、神學、政治或兒童教育派用場,且不論它的功效如何,那麼它本身的職責何在呢?”(《戲劇經驗談》)。戲劇人要明確自己的職責所在,也要承認、研究藝術規律,不研究戲劇藝術的基本規律,就會導致戲劇藝術自身品格的遺失,也就是戲劇本體的遺失,而這正是我們過去的局限所在。

進入新時期以來,面對觀眾流失的巨大壓力,人們感悟到戲劇藝術本體失落造成的種種問題。從80年代開始,中國戲劇在追求自身獨立品格方面進行了多方位的努力,在劇本創作、導表演藝術、舞臺美術以及理論批評等等方面,都顯示了藝術創作的活力。令人高興的是,這種努力在今天仍在支撐著中國戲劇在復雜的環境中向前行進。然而,在紀念話劇百年的時候,我們不能不面對一個尖銳的問題:作為話劇人,我們對自己的職責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著眼于戲劇藝術自身的品格,進一步思考戲劇的職責,我們會想到這樣一句話:戲劇藝術以人為對象,以人自身為目的。這已是戲劇界認同的一條原則。可是,面對黨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總方針,我們應該對這一命題進行更深層的思考,把它進一步具體化。我的理解是:“以人為本”是針對各行各業提出的總方針,目的在于把各行各業的職責提升到“以人為本”的高度。那麼,戲劇作為一種特殊行業,又應該怎樣調整自己的職責?比如,作為戲劇的對象,應該是什麼意義上的人?如果説戲劇的對象是人的內心如何向外發生作用,那麼,在戲劇藝術中,人們的動機應該具有感性的豐富性,應該折射出靈魂最深沉、最多樣化的運動。在這一意義上,戲劇不應滿足于把人異化成政治原則、道德原則的載體,也不應局限于社會學意義上的抽象物,甚至也不能滿足于一個以思想為主體的人。人們常常把“終極關懷”作為戲劇的使命,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戲劇以人自身為目的,指的是要超越從屬于政治和經濟之類的短視的功利觀,承擔起重新塑造人的感覺方式與構成,人的情感方式與構成,也就是參與人格與素質的重建,以此達到對人的全面的人格與素質能力的培育。這一使命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去年,教育部開始實施一個新的舉措:在普通高校開設公共藝術課,作為所有學科、專業的本科生的限定性選修課程,其中包括戲劇鑒賞課。這一舉措的目的,在于把高校畢業生培育成具有藝術素質和完整人格的現代人。那麼,我們創作和演出的劇目能夠真正成為鑒賞的對象並完成這樣的使命嗎?

在紀念戲劇百年之時,在“以人為本”這一口號的召喚下,我們應該對自己的神聖職責具有更高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