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慢工出細活
http://www.cflac.org.cn  2007-04-20  作者:萬 方  來源:中國文聯網
 

11年前的那個冬夜,電話鈴聲響得那麼突兀,把我驚醒。四下裏一團漆黑,我一點沒想到鈴聲會帶來可怕的消息,在電話裏小白説:“曹老情況不大好,醫生讓你到醫院來。”不知為什麼我沒有多問,就把電話放下了。我走出家門,天黑漆漆的,蒼黃的路燈下大街空空蕩蕩,沒有一個人影。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輛出租車,汽車在黎明前的城市飛馳,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麼都沒有發生,一切回復到正常。然而在這巨大虛空的黑夜後面,我感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那是1996年12月13日。

父親走得很安靜。沒有經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懼。在寂靜的深夜,他衰弱的身體裏産生了難以覺察的奇異的波動,也許有個聲音告訴他“我們要走了”。他來不及多想,甚至沒有聽清楚,他想問問對方,可是又沒有力氣。在最後的時刻,是他對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導他跟著那聲音去了,他沒有見過死神,他想見一見。

在我爸爸去世之後的這些年裏,我的腦子裏不時會浮現出過去的一些美好。那時我家住在鐵獅子胡同三號,院子裏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樹,春天花影滿地。我爸爸的書房是一排小北房裏的一間,書房的窗子上挂著白布窗簾,門前有一畦晚香玉,夏天開花的時候,潔白碩大的晚香玉就像一個個朝天的小喇叭。劇院的童超叔叔是我們的鄰居,他的家緊挨著我爸爸的書房,下班時他總要從我爸書房的窗前經過。他曾回憶,夏天,書房的窗子大敞四開,書桌上放著一大盆冰塊,我爸爸光著膀子俯身在桌前寫作,大汗淋漓,但毫不覺察。而我和院子裏的孩子在海棠樹下玩跳皮筋,一扭頭也總能看見爸爸的身影。有時候我看到他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臉上有些陰沉沉的。我還記得他有劇烈類似撓頭的動作,就像腦袋裏憋著千頭萬緒,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撓頭才能把它們梳理清楚。我爸爸寫作不是那類“快手”,他要翻來覆去地琢磨,常常把寫出的句子讀出聲來,直到自己十分欣賞為止。我聽過他咏誦“美,美麗的大為啊!”還有“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卻來了……”他的朗讀與眾不同,甚至可以説不同凡響,它們吸引我,打動我,使我不忘。我想他根本不知覺聲音的存在,如果説他讀得有味,那是他情感的韻律。

爸爸想寫《雷雨》的時候還在南開中學念書,他有一個同學叫楊善全,和他關係不錯,他和楊善全説:“我有一個故事想寫出來。”他對楊善全講了故事梗概,同學也沒聽出所以然,只是對我父親説:“很復雜呀,你寫吧。”

我和爸爸一起去過他的母校清華大學,他是在清華的圖書館裏寫的《雷雨》。他指給我看他那時常坐的位子,説:“不知廢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鋪下邊。我寫了不少的人物小傳,寫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雲,湛藍的天。”“當年圖書館的一個工作人員,他待我太好了,提供給我許多書籍,原諒我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他還允許我閉館之後還呆在這裏寫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難忘啊!我當時就是想寫出來,從來沒有想到過發表,也沒有想過演出。”

後來,抗戰時期在重慶,我爸爸寫出了《北京人》。當時有人對《北京人》在那個時期出來有所非議,似乎認為有些不合時宜。我不這樣看,恰恰相反,我認為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個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他是了不起的。我真心地佩服《北京人》的劇本。我時常想,要具有怎樣的感悟力,體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厭惡,埋得極深的苦痛,才能寫出曾皓那樣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時還是個青年。我一直覺得《北京人》裏的每個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們加在一起還要豐富生動。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個鬥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很容易懷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生命是一種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態,始終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動。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滿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革”時期,當美好的東西被徹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覺得自己沒有任何的力量,絕望和恐懼就把他壓垮。而這種可怕的影響貫穿了他後來的整個生活。

在我爸爸住院的日子裏,每逢劇院的人來他總是那麼高興。他關切地問同事們在幹什麼,又排了什麼戲,演員和學員的表演精彩不精彩,臺詞清楚不清楚。他們排的戲很多是他讀過的劇本,于是他們倣佛看到了心目中最好最準確的演出。想到觀眾能掏錢買票,而又欣賞到這些好戲,他不由自主會激動起來。反過來,如果哪個戲演出不順利,票賣得不好,他就又難過又著急。來看他的人就要安慰他,但他還是會難過一段時間。我漸漸感覺到,他的心的一部分是永遠屬于戲劇和劇院的。其實他那時已經非常虛弱,但是只要談起排練和演出,他就像沒有病的人一樣。

如今,我爸爸離開我已經十多年了,十多年裏發生了多少事情,有好事也有壞事,我每次去掃墓的時候都會把一切告訴他。現在我想告訴他一件事,我寫了一個話劇,已經由北京人藝演出了,爸爸,我知道你聽了一定會非常高興。(作者為曹禺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