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戏剧、影视作品中，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天籁》令人耳目一新。唐栋、蒲逊创作的这部话剧，使观众对长征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也可以说，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长征，塑造了长征不同于众的新形象。《天籁》躲开对长征题材的正面强攻，而是侧击巧取，从一个少见的角度来展示长征的新形象。

《天籁》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前身、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剧社的史实为蓝本，对一支活跃在长征路上的文艺宣传队的生活，作了立体的展开。这里有由战斗部队调过来的“大老粗”干部，像协理员田福贵；有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像社长朱卉琪；有在战斗中负伤而双目失明却不愿去后方、硬在宣传队留下来的李树槐，有从虐待中逃出来的童养媳周月儿，也有为找回自己媳妇而来到剧社的王来德。他们都是最普通的战士，带着各自不同的命运，从社会底层走到长征的队伍里来，他们在宣传这个特殊的平台上展开了第一线红军的日常生活。当高层决策者的形象被普通的宣传战士的群像所替代，我们感到了新意。

这里有冲突和冲突的化解，有矛盾和矛盾的升华。但剧中人面临的不再是红军要不要往前走又怎样往前走的争论和斗争。当描写长征的作品那惯有的一个接一个的战斗场面和一次又一次政治军事路线的争论，被《天籁》中鲜活的生命碰撞、青春跃动和爱情波澜所替代，被《天籁》所表现的长征除了是出生入死的炼狱还是培育新人的学校，红军既要“武化”更要“文化”，我们的队伍应该建设成一支文武结合的队伍等内容和理念所代替，我们感到了新意。

戏剧故事的展开，是用从莫斯科带回的留声机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来串连的。当那些人所熟知的、几乎已经成为长征戏剧影视音乐符号的《十送红军》、《八月桂花香》等民歌，被现代留声机和西洋交响乐所替代，整个戏的风格虽依然是严峻悲壮、依然是铁板铜琶唱大江，却明朗、流畅，时而将轻灵、温情、风趣糅于其中，像是悲壮历程中一弯潺潺流水，我们也感到了新意。

又何止是新意呢，《天籁》更在一个深刻层面上解读了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意旨。从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角度，长征是以弱胜强、绝地反击，挑战极限、绝处逢生的战略大转移，而从每一位长征参加者的角度，长征又是他们为青春、为理想寻找生命喷发口的难得机遇，是他们由奴隶到战士，实现人生意义的舞台。这两方面都那样震古烁今。《天籁》换了一种眼光，着重展示长征这个新的侧面、新的形象，也在新层面上对长征的精神主题作了开掘。在戏中，长征不仅是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的革命征程，更是一个革命者精神、意志和感情的生命征程。长征不仅是革命的宣传队，革命的播种机，更给每一位参与者、又通过他们给全国民众心中播下了坚毅、执着、理想的精神种子。这些精神种子在长征中发育、成熟，造就了一代人，也留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融进民族文化心理，写进民族精神史册，成为人类精神长河新的浪涛。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也是生命的红飘带。

《天籁》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便是如何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将此类题材由政治的、军事的实践和历史的、社会的记忆，融汇沉淀为生命记忆、感情记忆、精神记忆、文化记忆。编导在这方面的探索难能可贵。我们看到，重大的革命史实依然得到了精心而有新意的展现，但相当程度已经推到了大背景上，普通人的性格、命运、感情成为戏剧冲突的焦点。历史事件以个人命运的形态，融进了民族精神文化与民间生存状态的泛漫长河之中。历史事件不仅是整个民族的精神传奇，也是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的心灵传奇。这样一个立意和它在创作演出中的成功体现，对长征题材的戏剧，对整个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都自不待言。

马克思曾经谈过这样的意思，一个重大社会事件常常将多层面的东西留给历史：第一层是关于这个事件的具体记忆和历史经验。深一层，还有这一事件内在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结构性意义。再深一层，还有蕴藏在这一事件中的时代情绪（心理、感情）、精神品格和理想追求。所有这些，而不仅仅是第一层，都是某个重大社会事件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都构成艺术表现的素材。但对文艺来说，最重要的却是捕捉、提炼、点燃第二、三层面的东西。这两个层面的东西已经从具体历史时空中剥离出来，带有了某种恒久的普适性而和今天的社会、人心相通，这正是引发跨时空艺术共鸣的社会心理基础。黑格尔所说的“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恐怕也正是这个意思。《天籁》就是这样一部话剧，一部充满新意、题旨深邃、给人以震撼而又极具观赏性的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