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記憶融匯為生命記憶——評話劇《天籟》
http://www.cflac.org.cn  2007-04-20  作者:肖雲儒  來源:中國文聯網
 

在許多以紅軍長徵為題材的戲劇、影視作品中,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創作演出的話劇《天籟》令人耳目一新。唐棟、蒲遜創作的這部話劇,使觀眾對長徵有了新的感受和理解。也可以説,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展示了長徵,塑造了長徵不同于眾的新形象。《天籟》躲開對長徵題材的正面強攻,而是側擊巧取,從一個少見的角度來展示長徵的新形象。

《天籟》以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的前身、參加過長徵的紅軍戰士劇社的史實為藍本,對一支活躍在長徵路上的文藝宣傳隊的生活,作了立體的展開。這裏有由戰鬥部隊調過來的“大老粗”幹部,像協理員田福貴;有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知識分子,像社長朱卉琪;有在戰鬥中負傷而雙目失明卻不願去後方、硬在宣傳隊留下來的李樹槐,有從虐待中逃出來的童養媳周月兒,也有為找回自己媳婦而來到劇社的王來德。他們都是最普通的戰士,帶著各自不同的命運,從社會底層走到長徵的隊伍裏來,他們在宣傳這個特殊的平臺上展開了第一線紅軍的日常生活。當高層決策者的形象被普通的宣傳戰士的群像所替代,我們感到了新意。

這裏有衝突和衝突的化解,有矛盾和矛盾的升華。但劇中人面臨的不再是紅軍要不要往前走又怎樣往前走的爭論和鬥爭。當描寫長徵的作品那慣有的一個接一個的戰鬥場面和一次又一次政治軍事路線的爭論,被《天籟》中鮮活的生命碰撞、青春躍動和愛情波瀾所替代,被《天籟》所表現的長徵除了是出生入死的煉獄還是培育新人的學校,紅軍既要“武化”更要“文化”,我們的隊伍應該建設成一支文武結合的隊伍等內容和理念所代替,我們感到了新意。

戲劇故事的展開,是用從莫斯科帶回的留聲機和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來串連的。當那些人所熟知的、幾乎已經成為長徵戲劇影視音樂符號的《十送紅軍》、《八月桂花香》等民歌,被現代留聲機和西洋交響樂所替代,整個戲的風格雖依然是嚴峻悲壯、依然是鐵板銅琶唱大江,卻明朗、流暢,時而將輕靈、溫情、風趣糅于其中,像是悲壯歷程中一彎潺潺流水,我們也感到了新意。

又何止是新意呢,《天籟》更在一個深刻層面上解讀了長徵是宣傳隊、長徵是播種機的意旨。從中國現代革命史的角度,長徵是以弱勝強、絕地反擊,挑戰極限、絕處逢生的戰略大轉移,而從每一位長徵參加者的角度,長徵又是他們為青春、為理想尋找生命噴發口的難得機遇,是他們由奴隸到戰士,實現人生意義的舞臺。這兩方面都那樣震古爍今。《天籟》換了一種眼光,著重展示長徵這個新的側面、新的形象,也在新層面上對長徵的精神主題作了開掘。在戲中,長徵不僅是黨領導工農紅軍進行的革命徵程,更是一個革命者精神、意志和感情的生命徵程。長徵不僅是革命的宣傳隊,革命的播種機,更給每一位參與者、又通過他們給全國民眾心中播下了堅毅、執著、理想的精神種子。這些精神種子在長徵中發育、成熟,造就了一代人,也留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融進民族文化心理,寫進民族精神史冊,成為人類精神長河新的浪濤。長徵是地球的紅飄帶,也是生命的紅飄帶。

《天籟》給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便是如何通過藝術家的創造性勞動,將此類題材由政治的、軍事的實踐和歷史的、社會的記憶,融匯沉淀為生命記憶、感情記憶、精神記憶、文化記憶。編導在這方面的探索難能可貴。我們看到,重大的革命史實依然得到了精心而有新意的展現,但相當程度已經推到了大背景上,普通人的性格、命運、感情成為戲劇衝突的焦點。歷史事件以個人命運的形態,融進了民族精神文化與民間生存狀態的泛漫長河之中。歷史事件不僅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傳奇,也是參與其中的個體生命的心靈傳奇。這樣一個立意和它在創作演出中的成功體現,對長徵題材的戲劇,對整個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意義,都自不待言。

馬克思曾經談過這樣的意思,一個重大社會事件常常將多層面的東西留給歷史:第一層是關于這個事件的具體記憶和歷史經驗。深一層,還有這一事件內在結構所呈現出來的結構性意義。再深一層,還有蘊藏在這一事件中的時代情緒(心理、感情)、精神品格和理想追求。所有這些,而不僅僅是第一層,都是某個重大社會事件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都構成藝術表現的素材。但對文藝來説,最重要的卻是捕捉、提煉、點燃第二、三層面的東西。這兩個層面的東西已經從具體歷史時空中剝離出來,帶有了某種恒久的普適性而和今天的社會、人心相通,這正是引發跨時空藝術共鳴的社會心理基礎。黑格爾所説的“歷史題材中有屬于未來的東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恐怕也正是這個意思。《天籟》就是這樣一部話劇,一部充滿新意、題旨深邃、給人以震撼而又極具觀賞性的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