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話劇 百年輝煌
http://www.cflac.org.cn 2007-04-12 作者:劉彥君 廖 奔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中國話劇誕生的原動力首先來自清末以來變法圖強警醒人民的廣泛社會要求。從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一場又一場催化民智和轉變社會價值與人生觀念的變革,推動了傳統戲曲的改良和文明新戲——話劇的創建。1907年春柳社和春陽社在東京和上海先後上演的《黑奴吁天錄》,成為中國帶有改良痕跡的文明新戲的先驅和模本。辛亥革命前夜,春柳社成員如歐陽玉倩、陸鏡若等陸續回國,在中國的戲劇運動裏發揮了主力作用。

高揚起民主與科學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深入開展了以新道德新文化反對舊道德舊文化的鬥爭。在戲劇領域,新文化派大力提倡能夠逼真迅捷反映社會生活鼓舞人民鬥志的西方話劇,大力鼓吹並推動話劇的翻譯和創作。短短20年間,全國譯介了歐美劇本約180種;胡適、郭沫若、田漢、洪深、歐陽玉倩、丁西林、陳大悲、汪優遊、李健吾、成倣吾等人的作品被全國各劇社四處上演,影響力迅速擴大。以1920年上海新舞臺上演肖伯納名劇《華倫夫人之職業》和民眾戲劇社的成立為標記,話劇正式走上了中國舞臺。一些赴歐美和日本的留學生回國,開始在中國舞臺上推行真正的歐美戲劇樣式和演出方法並開展和實施學院式話劇教育。田漢、洪深、余上沅、趙太侔、熊佛西、張彭春等人,都為中國早期話劇舞臺藝術的奠定作出了貢獻。1924年洪深為上海戲劇協社執導《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標志著中國話劇舞臺藝術走向成熟,中國也由此確立了話劇的專職導演和正規排演制度。

話劇正式形成後,立即為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所接受。當時正在歐美盛行的現代派戲劇雖然曾在中國舞臺上有過反映,但由于大革命鼓動人民精神的時代主題,中國戲劇界主要還是選擇了西方直面人生、揭露和批判社會問題的寫實主義戲劇,而易卜生則成為一面旗幟,洪深、田漢、曹禺等許多中國戲劇家都受到易卜生的深刻影響。在此基礎上,一些在社會上産生重大影響的話劇名作涌現出來,田漢的《獲虎之夜》、《名優之死》,洪深的《趙閻王》、《五奎橋》,郭沫若的《王昭君》、《卓文君》、《聶嫈》,丁西林的《一只馬蜂》、《壓迫》,曹禺的《雷雨》、《日出》等,成為中國話劇的奠基之作。諸多著名的話劇社團,例如有歐陽玉倩、汪優遊、徐半梅參加的上海戲劇協社,田漢領導的南國社,由進步學生組成的南開新劇團,夏衍等領導的上海藝術劇社等,和全國各地的眾多話劇社團一道,堅持長年的廣泛的舞臺演出。

在整個大革命到抗戰時期,中國的話劇運動一直在此起彼伏、蓬蓬勃勃地發展。一方面,新文化人創作的話劇引起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把話劇藝術的生長推進到一個根深葉茂的階段。另一方面,話劇演出逐步由大都市舞臺深入到民間、農村,加入到大革命特別是抗戰的輿論洪流中去,發揮了戰鬥號角的作用。抗戰前期救亡戲劇普遍興起,全國各個城鎮到處都有救亡演劇隊在活動,各種形式靈活的獨幕劇、活報劇、快板劇、街頭劇都被用來表現現實的抗戰內容,如《放下你的鞭子》,都能取得蕩人血氣、激勵群情的效果。在淪陷了的上海,在重慶、桂林等抗戰鬥爭的大後方,著名的中華劇藝社、上海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和眾多的話劇社團,演出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陽翰笙的《塞上風雲》、《天國春秋》,郭沫若的《屈原》、《虎符》,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霧重慶》,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陳白塵的《升官圖》,阿英的《李闖王》,田漢的《麗人行》,曹禺的《北京人》等眾多優秀作品,成為抗戰強有力的精神支撐。革命根據地則成為紅色戲劇的故鄉。列寧劇社、工農劇社、抗大文工團等眾多劇團,創作和上演了大量劇目,並深入農村、奔赴前線進行演出。解放戰爭時期,眾多進步的話劇社團又奔赴各個戰場,鼓舞革命取得最後勝利。雖説條件因陋就簡,但話劇活躍在救亡的艱難歲月裏和烽火連天的戰場上,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話劇藝術也迎來了它的茁壯期。文藝工作者發揮了極大的熱情,通過話劇舞臺來鼓舞人民投身于建設。這其中有老劇作家的新作,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則天》,田漢的《關漢卿》、《文成公主》,曹禺的《膽劍篇》、《王昭君》。尤其是人民藝術家老舍在新中國成立後話劇創造力發揮到極點,他的《茶館》、《龍須溝》等作品,成為中國當代話劇史上的經典之作。創作劇目中有兩類成績十分突出,一是表現剛剛過去的那場艱苦卓絕革命戰爭的作品,如《戰鬥裏成長》、《萬水千山》、《紅色風暴》、《八一風暴》、《紅旗譜》等;二是表現新生活的作品,如《豐收之後》、《青松嶺》、《枯木逢春》、《布谷鳥又叫了》、《霓虹燈下的哨兵》等,受到新時代觀眾的廣泛歡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中國兒童藝術劇院以及各地眾多的話劇院團在國家的扶持下建立起來,開始了戰爭年代沒有條件實現的正規舞臺藝術探索,在成長過程中培育了獨特的演出風格與舞臺品格。

1978年之後,中國當代史進入一個新的耀目時期。新時期的文藝舞臺是以話劇驚春的。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一批及時反映時代潮汛的作品誕生,在人民群眾中産生了巨大反響,《于無聲處》、《丹心譜》、《報春花》、《血,總是熱的》、《楓葉紅了的時候》、《灰色王國的黎明》,先後引起轟動,醞釀了時代的反思。與之同時,表現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歷史功勳的劇作,如《陳毅市長》、《西安事變》、《彭大將軍》等,也都掀動了民眾的正義感情。然而很快,人們不再滿足于話劇舞臺的政治化,深化了的時代審美需求呼喚著話劇的本體發展和舞臺多樣化。隨著國門的打開,西方戲劇廣泛的實驗之風刮入了中國劇壇,話劇開始用新穎的時空切割方法、換場的靈動形式、象徵性的表現手法等舞臺手段,打破舊有的范式,引來20世紀80年代舞臺變革的大潮。一時之間新穎作品琳瑯滿目,《絕對信號》、《對十五樁離婚案的剖析》、《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屋外有熱流》、《街上流行紅裙子》、《挂在墻上的老B》、《紅房間、黑房間、白房間》、《魔方》、《山祭》、《W.M,我們》等等,讓人應接不暇,其中出現了劉錦雲《狗兒爺涅槃》這樣穿透歷史時空和人的精神層面的力作。著名導演黃佐臨長期倡導的“寫意戲劇”露出端倪,其最佳體現一是他本人導演的《中國夢》,一是徐曉鐘導演的《桑樹坪紀事》。

20世紀90年代以後,在注重于劇場性的同時,話劇舞臺一邊繼續延伸探索的趨勢,一邊開始對寫實手法的回歸,既增強了現代感,也在經驗積累中逐漸發生形式變化。引起注目的作品有《天邊有一簇聖火》、《同船過渡》、《商鞅》、《地質師》、《虎踞鐘山》、《滄海爭流》、《生死場》、《厄爾尼諾報告》、《我在天堂等你》、《愛爾納突擊》、《蘭州人家》、《父親》、《立秋》等,它們對于人生的理解、人性的剖析、人情的揣摩都達到了相當的深度。過士行的《鳥人》、《魚人》、《棋人》三部曲和《壞話一條街》則以其獨特個性受到關注。人們在探索新的話劇方向,即使是北京人藝這樣有著既定傳統的劇院,在保留原有風格的基礎上也在謹慎地進行新的嘗試。小劇場實驗的規模和幅度雖然與發達國家尚有距離,但也日益蓬勃開展。獨立制作人的活躍,在戲劇制作和運轉體制方面正探討一種新的可能性。可以看到,風格多樣化的舞臺面貌,將定型為當代話劇的時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