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手软软地拍着，眼泪始终没有溢出眼窝，整个人深躬到底——1992年7月16日，集北京人艺所有老艺术家于一台的话剧《茶馆》落幕。这一天，也是“王掌柜”在舞台上最后一夜。“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演戏了。”说这话的那一年，于是之65岁。

起身鼓掌的全场观众，不知是谁打出的“戏剧之魂”的条幅，有人还喊出了一声“永别了，王掌柜！”更多的人是落泪相送。舞台上大幕已合，但台上的人不愿告别，台下的人不忍离去。

“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这是1958年《茶馆》首演后，老舍手书相赠的字。于是之一生的艺术创作，《龙须沟》中的程疯子最早奠定了他的舞台地位，以后，在《关汉卿》、《雷雨》、《洋麻将》等话剧中又塑造了一系列角色，终于将于是之推向了中国话剧艺术的高峰。

而于是之自己却对“老马”这一不起眼的小角色最为满意。《骆驼祥子》中老马贫寒而不低贱的生活正是于是之早年经历的再现。1942年，15岁的于是之不得不辍学。在“一当二押三卖”的日子里，靠朋友的帮助，于是之得以进入辅仁大学中文系的课堂；还有一所讲授“汉学”和“法语”的夜校，则是于是之的另一座文学殿堂。每次下课回家，“且走且诵，路成了我最好的温课的地方……从西单走到东四，少说可以背下四五个单词来。”多年后的于是之感慨：“他们为我启蒙，教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走进北京人艺，有了曹禺、焦菊隐为师，于是之更是不可无书，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人。无论是朱旭，还是郑榕，说到于是之时总是一句话：“在台上一站，思想、品德、文化修养、艺术水平……什么都显现出来。”青年演员也得到了于是之的悉心提携。“他告诉我演员演一个角色，要明白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他的精神追求是什么，他为什么活着。”已是中年的濮存昕这样说。

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对于是之的名片感触最深：我们见惯了名片上一长串的头衔，于是之的名片上则写着“演员、北京人艺副院长”，其中，只有“演员”两字才最为显赫。这张名片上既没有标明“国家一级”，更没有给当时于是之所担任的剧协、人艺领导留下位置。

在中国话剧90周年座谈会上，面对众人的尊崇，于是之说：“我就是一演员，不要给我什么‘划时代’、‘北京人艺的代表’这些称号。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排练场上焦菊隐先生说‘错了’，我就重来；说‘对了’，我就完成了。我把每个角色都从零开始演起，每句台词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准。”

始终以“演员”二字定位自己的于是之，对于很多人来说，却不仅仅是一位演员。

很多年来，于是之的家门随时迎候各派戏剧人，尤其为那些既有才华激情又胆怯彷徨的年轻人敞开。一盘花生米，一个泡菜坛子，几瓶散装的二锅头，就着客人们不羁的话题，一点点漾开，点染了每个人的眼神，也滋润着在座者的神思妙想。剧院内外的戏剧人多半都聚拢在于是之不大的家中——剧院办公楼后的一间小单屋。

“其实作品不是什么人抓出来的，而是作家写出来的……写话剧剧本难度大，周期长，稿费低……要爱护他们。”于是之这样说，也这样做着。无论谁拿来的剧本，于是之至少看过两遍才会给作者回复意见，用铅笔在原稿上轻轻地批注。他也许并不认同有些作者的探索，但依旧给出足够的创作自由。

如今的话剧界闹“稿荒”已非一日，缺少好的剧本成为肘腋之患。而20多年前的于是之，却在担任剧本组与剧院的领导期间，为北京人艺、为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一批经典剧目。“就于是之的性格和气质以及健康状况而言，让他做院长是对其事业的一种牺牲；但就对北京人艺这摊事业而言，我却觉得他是很合适的人选，至少在当时，于是之的作用是很难替代的。”剧作家李龙云这样说，作家万方也如此感慨。万方回忆：“那时的他很疲劳，剧院的各种事情让他没有时间创作角色。”

今天的话剧舞台并不落寞，剧场依旧灯火通明，只是我们喜爱的于是之寂寞地被疾病困在屋内。但历史会这样书写：在我们的舞台上有一位演员，名叫于是之。

《人民日报》 (2007-03-30 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