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国话剧一百年的纪念年。

百年来，话剧这朵来自异国的奇葩，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在中国的土地上傲然盛开。它用独特的艺术形式，完美地与中国的民族精髓、历史渊源，以及现实生活的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走过风雨飘摇的动荡年月，走进繁荣昌盛的21世纪，不仅成为表达中国民众心声的、具有强烈感染力和战斗力的艺术形式，更在舞台格局多元化的当代，成为一种兼具时尚与魅力的艺术品种。

萌 芽

1907年，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艺术修为于一身，并有着“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各种文艺的“春柳社”，当时的社员都是一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当年，这些戏剧爱好者们非常推崇日本的“新派”，即新剧，并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

当然，说到日本的“新派”新剧，便不能不提日本近代剧的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现代戏剧进入了一个繁荣期，而西方现代戏剧的一些流派也逐渐开始影响到日本剧坛。

在西方戏剧的影响下，最开始是“新剧派”的兴起，这种戏在表现形式上，颇像中国的“时事新戏”。因此，他们的表演就是在日本传统的歌舞伎形式中，加入宣传性的演讲，并形成由角藤定宪倡导的“壮士芝居”和川上音二郎发起的“书生芝居”。之后又以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为摹本，形成了“新剧”。

1907年春，春柳社的成员们参加了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为国内徐淮水灾而举行的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并尝试性地演出了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之第三幕。虽然这次演出采用的全部都是口语对话，既没有朗诵也没有独白、旁白与加唱，但还是获得了在东京的世界各地人士的交口称赞，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轰动效应。尤其是李叔同(弘一法师 )反串的茶花女，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来看，更怎是一个惊艳了得！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 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演员所能比拟。”

《茶花女》在东京的成功，无疑是极大地鼓舞了春柳社那些留学生们的。同样，也使当年在日本的许多中国人感到兴奋，许多人都以接近春柳社，认识李叔同为荣。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不久后，春柳社又演出了根据美国著名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在表演中，他们首次采用了分幕表演法，并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使演员塑造的角色更为丰满、立体、真实。这场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的演出再一次在东京演剧界引起巨大反响，还曾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并认为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剧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无限前途。

而《黑奴吁天录》的成功，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它对日本“新派剧”中源于西方戏剧的布置设计、服装、化妆、刀具、灯光等方面的潜心研究和大胆实践，对日后中国话剧在舞美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很大影响。同时，也标志了中国话剧在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风 云

到今天，话剧在中国不仅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雨洗礼，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2007年2月6日至11日，由著名演员葛优、孙凤英主演的话剧《西望长安》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西》剧的推出，既是正值话剧百年的辉煌时刻，同时也是为话剧百年送上的一份盛大的献礼。

但一百年过去了，当话剧已加入现代元素，并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带给人们的思索与感慨，却也是同样凝重的。

“话剧发展到今天已是一门贵族艺术，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也只能是曲高和寡。曾有人说，这个已有百年历史的艺术种类现在已进入冬眠状态，这种评价并不为过。因此，如何唤醒它也不是朝夕就能解决的事。”杭州话剧团一位退休老演员怀着对话剧艺术的热爱与眷恋，无不遗憾地对笔者说。

回忆起发生在上世纪的那场浩劫，以及之后百花争鸣的改革开放年代里走过的每一天，这位满头银发气质雍容的老人眼前仿佛飞快掠过近40年舞台生涯的，那一个个让她觉得尤为骄傲的，作为一名话剧演员的日子。

岁月的流逝总能带给他人一种真空的感受，那是因为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怀念挑动着我们回忆的神经，所以要面对的，也将是渐行渐远的历史，而非身边熟悉的时空—就好比话剧，在风云际变的历史长河中，它又是怎样成长与发展的……

春柳社成立初，正是中国清王朝面临崩溃、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中国民众要求变革社会、赶走帝国主义势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呼声亦普遍高涨。春柳社的诞生与成功，极大鼓舞了彼时刚刚兴起的学生演剧活动。而将戏剧与时事、政治相结合，无疑是最好的爱国宣传途径。这段时间，中国推出了不少极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话剧剧目，如《波兰亡国惨》、《民国魂》、《谁之罪》等等。

“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曾颁布《艺文指导纲要》，实行文化专制，北方一些地区刚刚兴起的群众话剧热潮，遭受了严重打击。但有些民间话剧团体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继续顽强地活动着。随着《屠户》、《塞上烽火》、《夜深沉》、《生命线》等优秀话剧陆续上演，无疑给了法西斯统治者当头一棒。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抽调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来到东北，在部分地区组建一些文工团。这些文艺工作团每到一处，都边演出文艺节目，边做群众工作。《夜未央》、《血债》、《秋海棠》、《气壮山河》等话剧在当时的民众之间反响很是强烈。

……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话剧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的10年，大批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对中国话剧进行了努力的探索，各种新型的探索剧冲破传统的壁垒纷至沓来，使当代话剧舞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化，特别是当电影电视得到了空前发展后，话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及冲击。尤其是近些年,中国戏剧甚至已走向了某种衰退—缺少好话剧、缺少观众、制作话剧的专业人士寥寥无几、演出剧目少、优秀剧本的缺失、戏剧票价过高……无疑都成了目前中国话剧的巨大漏洞。

前不久刚从北京观看了反响极为热烈的《暗恋桃花源》的杭州某公司职员王小姐说，现在的话剧要靠过度包装与宣传才能收到一定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而如今，在话剧百年的今天，我们又将拿什么来奉献给这门百年艺术作为华诞之礼呢？“吃老本”已不能挽救日益衰退的中国话剧，这条艰苦而严肃的戏剧道路正等待着更多的戏剧人去开掘。

脸 谱

尽管当代话剧需要重生，但不可否认的是，百年来沧桑巨变，话剧已从当初的舶来品渐变成今日之有着中国特色的艺术品种。而这一百年来，在中国话剧界更是名作如林、群星璀灿。从当年的“春柳四友”—欧阳予倩、吴我尊、马降士、陆镜若，到上世纪2、30年代的金珊、叶露茜，再到后来的苏民、李启厚、李默然……这些在中国话剧史上响当当的名字，不仅闪亮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更为中国话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耕耘着艺术，同时也传播着艺术，使人们对话剧的认知得到了空前的延伸，并让国人开始在中西戏剧的桥梁上来往通行——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郑榕，1924年生于安徽省定远县。1942年，年仅18岁的他就开始从事话剧工作，并曾主演过《雷雨》、《茶馆》等几十出话剧。

作为在革命的炮声中成长起来的老一辈艺术家，郑榕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对艺术由衷的热爱。可是，在战争特殊年代，艺术的火焰常常被无情地熄灭。直到后来革命胜利了，艺术才获得了新生。而郑榕也就是从那时，真正将自己全身心地融入艺术表演之中，他以自己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角色；

而曾担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及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同样也是一位充满才情的老艺术家。英若诚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新中国诞生后，热衷于演剧活动的他考入北京人艺，并和老舍、曹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还长期活跃在话剧舞台上，几十年来英若诚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引人入胜的舞台人物形象：像《龙须沟》里的三元茶馆掌柜、《骆驼祥子》里的车厂主刘四、《茶馆》中的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等。

同时，英语“科班出身”的英若诚还曾把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等多部剧作名著翻译成中文，并将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优秀剧作《茶馆》、《王昭君》、《家》等译成英文。几十年的舞台生涯，英若诚不仅向人们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知识面，同时也展示了作为一名优秀演员不可多得的极强的可塑性。

1984年，英若诚作为密苏里大学常任教授赴美讲学，为学生们排演了根据中国昆曲《十五贯》改编的话剧，并对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的结合做了有益的探索；1983年英若诚在美国排演的《家》还获得全美第15届大学戏剧节的导演奖。

……

当然还有顾威、金雅琴等诸多在话剧舞台上或流光溢彩或默默耕耘的台前幕后的人们，虽然在那些逝去的岁月中留下的仅是一幅平面的远景图像，但这些话剧界的艺术家以及开拓者们，却以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以及对话剧艺术的满腔热爱，奏响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而他们的恒久魅力，之于百年话剧，之于中国，都应是个不朽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