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在山東:沐齊魯之遺風勒金石兮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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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譚宏熙  來源:中國藝術報

泰山刻石(安國北宋拓本)

日本東京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

  山東,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齊魯大地上的先人們生養于斯,給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跡和歷史遺存。漢字文明至少有5000年的歷史,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時期陶制大口尊上的刻畫圖像文字,被學術界認為是早于甲骨文的漢字雛形。山東淄博桓臺縣史家村遺址在岳石文化遺存中,發現刻有符號和文字的卜骨卜甲,年代約在夏商之際,比殷墟甲骨文早了近300年。自此,齊魯大地上逐漸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係統和文化序列,成為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周時期的山東古族古國林立,文化發達。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山東地區是商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在山東境內發現了豐富的商文化遺存,其中以濟南大辛莊、長清小屯、青州蘇埠屯、滕州前掌大的發現最為重要。大辛莊遺址出土甲骨是商都殷墟以外數量最多的甲骨,表明該遺址與商王朝的密切關係。自清末山東福山籍學者王懿榮發現首片殷墟甲骨,經過學者100多年的努力,甲骨學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目前所見甲骨共有約15萬片,單字約5000字,可以識讀的單字有1000多個。山東博物館藏甲骨均為安陽商代殷墟早期出土品,甲骨年代跨越商代晚期200多年,文字內容涉及殷商政治制度、王室結構、社會生活、經濟生産、方國地理、軍事戰爭、宗教祭祀、文化禮制等方面,是研究商代社會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的珍貴史料。

  在青銅吉金文字方面,山東青州蘇埠屯出土的以“亞醜”和融字為徽文的青銅器,證實這裏在商代是重要的方國所在地。齊魯大地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眾多,其中以現藏于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博物館的“小臣艅尊”為代表。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齊魯大地深受西周禮樂文化影響,鑄器勒銘之風盛行,因此這一地區出土的此時期青銅器較其他地區都要豐富,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間(公元1123年)臨淄齊國故城就發現“叔夷鐘”“叔夷镈”等著名青銅器,這是山東最早見于記載的青銅器出土記錄。其後,山東出土青銅器漸多,尤其是清代乾嘉時期,隨著金石學的興盛,山東金石學家陳介祺、吳式芬、丁子真父子、丁樹楨等收藏傳拓了數量眾多的金石器及其銘文,並對山東出土的青銅器進行了著錄和考訂,其中以清代阮元、畢沅所著《山左金石志》為代表。

  秦漢刻石為山東書法文化遺存之一大宗,其數量約佔全國總數的一半左右,尤其是秦和西漢的作品,更佔有絕對優勢。秦始皇東巡,曾多處刻石記功頌德,立“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刻石” ,傳為李斯所書,為秦小篆之范本。翌年又立“芝罘刻石”與“東觀刻石” 。傳秦代七大刻石中,上述五塊刊刻立石于齊魯大地,作為秦小篆的典型范本,為後世篆書的取法和傳承起到了巨大影響作用。西漢歷經200余年,現存刻石極少,其中西漢魯孝王修建宮室時所立碑刻“五鳳刻石”為典型篆隸融合的書寫風格,氣息雄渾古拙,既有隸勢又有篆籀之法,實為西漢石刻中的瑰寶,彌足珍貴。原在曲阜南九龍山魯王崖墓中刻在塞墓石門上的“王陵塞石刻字” ,為西漢石刻中又一珍品。此刻字的篆法,似秦代“權”“量”上的銘文,無秦小篆的婉通,而有古隸的樸拙,且具八分駿發之勢,蒼勁簡質,疏宕天然。新莽始建國天鳳三年(公元16年)二月十三日刊刻,現藏于鄒城市博物館的《萊子侯刻石》可視為漢隸存篆籀之法的典型代表。諸城王金策曾評價其:“不知原刻正以樸拙倍見古情;今人無事不勝古人,惟樸拙萬不可及。 ”楊守敬評其:“是刻蒼勁簡質,漢隸之存者為最古,亦為最高。 ”此石刻自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秋,無意中被發現于鄒縣南的臥虎山中,此後便被歷代金石書法學者視為珍寶。漢代碑額篆書是目前所見的漢篆中重要的取法資料,山東地區的《張遷碑》碑額、 《孔宙碑》碑額、 《鄭固碑》碑額、 《王舍人碑》碑額等,風格各具特色,藝術價值較高。

  自古以來,山東就是古璽印出土、弆藏、研究的重鎮。宋代濟州任城金石學者王俅積30余年摹古器物款識,以今文釋之而成《嘯堂集古錄》 ,自商迄漢,凡收錄345器,其中存印37方,可謂金石學研究中輯古印成譜的先聲。清代初期,作為篆刻取法之需,山東印人首先將古璽印納入了自己的視野並注重收集。安丘張貞一門印人于康熙、雍正時期已廣加收集。膠西高鳳翰30歲許在安丘張在戊處得觀千余方古璽印和部分印譜,其一生收藏秦漢印達5000余方。其乾隆初年刊印的《西園印譜》第一冊即存銅玉古印110方,其後刊印的《南村印輯》 《古銅玉印譜》均輯錄有古璽印。乾隆十五年( 1750年) ,安丘張在辛弟子、長山聶際茂垂三十年輯秦漢印、明清印人印作譜錄,成《印萃》八冊,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字編次,首冊收秦漢印111方。乾隆四十八年( 1783年) ,錢塘袁枚所藏古印悉數贈以曲阜孔廣燡,孔廣燡編次,同裏桂馥、顏崇椝審定,輯為《古印初集》二卷,收漢私印、宋元官印等141方。道光十五年( 1835年) ,海豐吳式芬輯《海豐吳氏雙虞壺齋印存》四冊本(又有八冊本) ,收玉印、秦漢古璽、姓名印、吉文印等總計1067方。

  在古璽印的輯錄、研究方面,貢獻之大、研究成果之豐無疑是濰縣陳介祺和海曲王獻唐兩位。陳介祺作為有清一代金石收藏研究大家,其收藏涉及金石諸門類,全面而宏富,尤以古璽印收藏為古今之冠,至今無出其右者。在其第一部輯古印譜《簠齋印集》自序中雲:“余集古印二十年,精選慎收,去偽去近,自周秦以來至于漢魏六朝官私璽印2000余鈕,金玉銀銅寶石琉璃牙鈿備具,復假之東武劉燕庭方伯百鈕,益以泉印鉤印鬥檢封泥封,附以虎符龜魚符為十二冊。 ”可窺陳介祺收藏之豐。陳介祺幾十年致力于古璽印收集,藏印7000余方,藏印之室稱“萬印樓” ,晚年復篤力于編纂《十鐘山房印舉》 ,存印逾萬,此印舉在編輯過程中,又鈐有多種附屬性分類印集,如《周秦印譜》 《周秦玉印璽》 《簠齋鉤印集》等,極大地豐富了印譜種類。羅振玉評價:“予嘗評騭諸家譜集,自以陳氏《印舉》為最博。 ”王獻唐稱:“陳氏所藏金石,凡所目驗,悉為真品,無一偽作,此老巨識,當不易欺。 ”陳介祺在考據鑒定古印之外,古印分類研究為其于印學之另一成就。《十鐘山房印舉》將古璽印分為35大類,類中復加細類。古代舊譜雜亂無章,自《十鐘山房印舉》出,後出古印譜多從之。1933年12月,海曲王獻唐歷時8個月,輯自家舊藏古印刊成《兩漢印帚》三冊。一冊收印五十六、封泥一;二冊收印八十二(其中兩面印三十) ;三冊附周秦漢印五十鈕,附收印五十八、墨拓陶印一、封泥二。1935至1939年間,王獻唐對古璽印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王獻唐印學研究著述,多載于《五燈精舍印話》 ,手稿現藏山東博物館。內容廣涉印史、印譜、印人、印章形制、印文考釋、刻制、傳拓、辨偽、流傳及篆刻技藝等,旁徵博引,立一家之言,對探求印學源流、研究古文字、考證古代典章制度均頗具價值。晚清以降,地不愛寶,金石文物多有出土。王獻唐于璽印之外,復于甲骨、金銘、陶文、泉布、封泥等相關印事者廣事搜羅,包羅萬象而剖析細微,故能觸類旁通,獨僻印學研究蹊徑。其研究方法汲取考據學之精粹,又經現代田野科學考古發掘之洗禮,故而提升了印學研究的新高度。王獻唐印學研究更迥異于前人者,乃其不孤立于印學之中而研究,多印外論印。所論不限于印章本身之書體、形制、文獻諸方面,乃據此以上考古代社會制度與歷史變遷,引證淵博,富有創見,進而拓展了印學研究的新境界。

  山東自古多名賢,篆刻名家迭出,代不乏人。早在明洪武二十二年( 1389年) ,第一代明魯王朱檀卒,就有“天門一覽”“奎璧之府”等篆刻作品隨葬于鄒城魯王墓中。而至明末清初,安丘張貞開創安丘印派,其篆刻技法和印學思想傳其三個兒子、人稱“渠丘後三張”的張在辛、張在戊、張在乙,尤以長子張在辛的篆刻成就最為突出,張在辛對于秦漢古璽印心摹手追,遍訪當代名師,刀筆勤耕,經其不懈努力,將安丘印派推向了頂峰,成為清前期山東最具代表性的印人,形成了“以秦漢印為基調,廣泛借鑒南方流派之長,強調文化修養與品格,字法古今不紊,章法工穩自然,講求筆墨精神,刀法衝切兼備,線條古穆蒼勁,面貌平妥典雅”的安丘印派風格。此後安丘張氏一門名家輩出,濰縣郭偉□、郭啟翼,長山聶際茂,以及張在辛七世孫張公制等將安丘印派傳承發揚達兩百年之久,此篆刻流派傳承有序,成就斐然,在中國印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至今依然具有傳統示范作用。

  乾嘉時期金石學進入鼎盛,隨著甲骨、簡牘、印章、封泥、陶文、瓦當等的大量出土,一方面豐富了金石文字研究的內容,使金石文字之學成為一代顯學而為學界所重;另一方面,也為篆刻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源頭活水,促進了印學的覺醒和興盛,並將篆刻藝術導入了師法秦漢的正途,使印人找到了以古璽印作為取法之根基,守可得高古韻致而不落時人流弊,放可推陳出新而不失古典法度的金針圭臬。山東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豐富的金石文字遺存,孕育出了眾多的金石文字學家兼篆書篆刻家。代表性人物有高鳳翰、桂馥、陳介祺、王石經、孫文楷、丁佛言、孟昭鴻、王獻唐、董井、山之南、朱復戡、蔣維崧等,他們或研究、考訂金石文字深得旨要,或收藏金石古物富甲一方,在其篆書和篆刻的技法實踐和理論研究方面成就顯著。在金石文字學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明顯的學古、鑒古甚至復古風尚,以金石研究為底蘊,以字法謹嚴為根基,以師法秦漢為門徑,以推陳出新為歸宿的山東篆刻群體。此群體深刻影響了山東篆刻藝術的發展和走向,積極地促進了山東篆刻藝術的繁榮,共同構建了山東篆刻的壯麗殿堂。

氐眾人卜甲  商晚期  山東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