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變”讓張旭雄視千古成就“草聖”
——走近張旭重溫《古詩四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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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文  來源:中國藝術報

古詩四帖(局部)  張旭  唐

  日前,“又見大唐”書畫文物展正在遼寧省博物館舉行。其中,心馳神往的唐代張旭草書《古詩四帖》 ,又讓我近乎“零距離”地接近“草聖” 。穿越歷史的時空,激賞那五色箋紙上的龍蛇劇跡,重溫經典的無窮魅力,得到超妙的審美享受同時,更獲得了許多藝術感悟和啟迪。

  抒情達意是書法藝術的本質特徵,是藝術審美活動中最能攝人魂魄之處。在諸書體中,草書因“意多于法” ,其抒情性是其他書體難以企及的。而草書中的狂草,又以其筆意連綿不絕,體勢極盡變化,將線條藝術這一“有意味的形式”的節律感與抒情性表現得淋漓盡致,是最能“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鬱結之懷”的書體。故歷代書家無不推崇狂草,更有評“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 。

  《古詩四帖》寫的是南北朝著名詩人庾信和謝靈運的四首詩。通觀全卷,入眼則頓覺仙氣撲面,煙雲繚繞,雨雪飄飛,落英繽紛。待定睛凝視,行筆悠然容與,極度自信。點線連綿卻不拖沓,狂縱而不怪誕,率意而不粗疏,暢達而不浮滑,實筆彰顯功力,虛筆閃耀神採。其結構體勢更有隨興之所至而曲折團欒省減筆畫誇張變形者。如“難之以萬年”的“萬”字,省去中間結構。“豈若上青天”的“若”字,略去草頭一橫等。章法則疏密闊狹,天真爛漫,自然天成。張旭在技法上作如此大膽而獨到的處理,令人瞠目,但諦觀揣摩卻未逾草法之梗概,故無礙于辨識與卒讀,自然也折射出他作為千古“草聖”的非凡器識與膽魄,成為唐代書法革新風潮的旗手。品賞出神入化的氤氳狂墨,真真如觀“草聖”當年酣醉狂呼,“脫帽露頂” ,縱筆如飛,不計斜正,“得意忘象” ,歌舞足蹈的“顛人”情態。

  歷代評論書法多是見仁見智褒貶不一,惟對張旭無“非短者” 。“詩仙”李白讚曰:“楚天盡道張某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郡伯皆顧盼,四海雄俠爭追隨。 ”“詩聖”杜甫悼亡詩亦讚嘆不已:“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李、杜以下,韓愈、高適、李頎、竇臮、蔡希綜、朱長文、蘇軾、項元汴、豐坊、董其昌、劉熙載等歷代大家無不心折。譽之如“逸軌神澄”“神品”“使人有淩雲之想”等,一片喝彩之聲。

  為什麼在一個“尚法”的唐代書壇,張旭能不為森嚴的法度規矩所束縛,以近于癲狂的草書,特立獨行,異軍突起,而飲譽天下?這一現象除了宏觀上有唐代文化特有的開放性、創新意識,導致藝術的發展出現新異多元流派紛呈的社會歷史原因外,就書家本人而言,則與“書如其人”這一千古命題相關。張旭集詩人與書家于一身,兩種藝術的美學本質都是抒散懷抱恣情任性。 “詩言志” ,詩人的情感是豐富的;“書為心畫” ,書家的狂草即心靈符號。張旭人品才學俱高,揮毫之際自然恢宏才情,且兩種藝術相生相發,相得益彰。加之“酒仙”之名不虛,借酒以催生靈感,激發情緒,因此他的筆下天然的具有狂放不羈的特質與浪漫瀟灑的情懷。由此觀之,韓愈説他“每遇到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 ,是深知其人其書的,也道出了《古詩四帖》所以入妙通神的個中三昧。我們也就會從其情緒化的律動線條中,時而屈曲、勁澀,時而飛動、暢達的筆跡中,感受到詩意化的草書,或説草書詩意化的充分表現。

  《古詩四帖》為草書的至高境界樹立了一座裏程碑,張旭草書也與李白歌詩、裴旻劍舞被唐文宗詔稱為“三絕” ,成為大唐文化的亮點。這不僅是大唐恢宏創新氣象中的典范,更為後世的千秋書壇留下了絕世珍品和學習的楷模。南朝梁蕭子顯説: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這是極精辟之論。鑒古察今,仍不失其現代意義。藝術的生命在于個性化,凡個性化就要異古殊今,獨樹一幟。重溫經典不啻是後學朝拜先賢聖跡獲得心靈的審美觀照,更重要的是借今古相接的思考,激發今人傳承和弘揚張旭藝術中可貴的創新意識和創造精神。張旭所以雄視千古稱為“草聖” ,即在于“新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