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变”让张旭雄视千古成就“草圣”
——走近张旭重温《古诗四帖》
栏目:视线
作者:董文  来源:中国艺术报

古诗四帖(局部)  张旭  唐

  日前,“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其中,心驰神往的唐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又让我近乎“零距离”地接近“草圣” 。穿越历史的时空,激赏那五色笺纸上的龙蛇剧迹,重温经典的无穷魅力,得到超妙的审美享受同时,更获得了许多艺术感悟和启迪。

  抒情达意是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是艺术审美活动中最能摄人魂魄之处。在诸书体中,草书因“意多于法” ,其抒情性是其他书体难以企及的。而草书中的狂草,又以其笔意连绵不绝,体势极尽变化,将线条艺术这一“有意味的形式”的节律感与抒情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最能“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的书体。故历代书家无不推崇狂草,更有评“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 。

  《古诗四帖》写的是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和谢灵运的四首诗。通观全卷,入眼则顿觉仙气扑面,烟云缭绕,雨雪飘飞,落英缤纷。待定睛凝视,行笔悠然容与,极度自信。点线连绵却不拖沓,狂纵而不怪诞,率意而不粗疏,畅达而不浮滑,实笔彰显功力,虚笔闪耀神采。其结构体势更有随兴之所至而曲折团栾省减笔画夸张变形者。如“难之以万年”的“万”字,省去中间结构。“岂若上青天”的“若”字,略去草头一横等。章法则疏密阔狭,天真烂漫,自然天成。张旭在技法上作如此大胆而独到的处理,令人瞠目,但谛观揣摩却未逾草法之梗概,故无碍于辨识与卒读,自然也折射出他作为千古“草圣”的非凡器识与胆魄,成为唐代书法革新风潮的旗手。品赏出神入化的氤氲狂墨,真真如观“草圣”当年酣醉狂呼,“脱帽露顶” ,纵笔如飞,不计斜正,“得意忘象” ,歌舞足蹈的“颠人”情态。

  历代评论书法多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惟对张旭无“非短者” 。“诗仙”李白赞曰:“楚天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 ”“诗圣”杜甫悼亡诗亦赞叹不已:“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 ”李、杜以下,韩愈、高适、李颀、窦臮、蔡希综、朱长文、苏轼、项元汴、丰坊、董其昌、刘熙载等历代大家无不心折。誉之如“逸轨神澄”“神品”“使人有凌云之想”等,一片喝彩之声。

  为什么在一个“尚法”的唐代书坛,张旭能不为森严的法度规矩所束缚,以近于癫狂的草书,特立独行,异军突起,而饮誉天下?这一现象除了宏观上有唐代文化特有的开放性、创新意识,导致艺术的发展出现新异多元流派纷呈的社会历史原因外,就书家本人而言,则与“书如其人”这一千古命题相关。张旭集诗人与书家于一身,两种艺术的美学本质都是抒散怀抱恣情任性。 “诗言志” ,诗人的情感是丰富的;“书为心画” ,书家的狂草即心灵符号。张旭人品才学俱高,挥毫之际自然恢宏才情,且两种艺术相生相发,相得益彰。加之“酒仙”之名不虚,借酒以催生灵感,激发情绪,因此他的笔下天然的具有狂放不羁的特质与浪漫潇洒的情怀。由此观之,韩愈说他“每遇到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是深知其人其书的,也道出了《古诗四帖》所以入妙通神的个中三昧。我们也就会从其情绪化的律动线条中,时而屈曲、劲涩,时而飞动、畅达的笔迹中,感受到诗意化的草书,或说草书诗意化的充分表现。

  《古诗四帖》为草书的至高境界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张旭草书也与李白歌诗、裴旻剑舞被唐文宗诏称为“三绝” ,成为大唐文化的亮点。这不仅是大唐恢宏创新气象中的典范,更为后世的千秋书坛留下了绝世珍品和学习的楷模。南朝梁萧子显说: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这是极精辟之论。鉴古察今,仍不失其现代意义。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化,凡个性化就要异古殊今,独树一帜。重温经典不啻是后学朝拜先贤圣迹获得心灵的审美观照,更重要的是借今古相接的思考,激发今人传承和弘扬张旭艺术中可贵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张旭所以雄视千古称为“草圣” ,即在于“新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