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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八大”書法的形式感

時間:2020年08月24日 來源:《中國文化報》 作者:薛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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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手札作品

   某次“青歌賽”有一道文化測試題,主持人問歌手“八大”何許人也?得到的答案是“八個人在山上”。對于專業人士來説,這是一個笑話。如果拿到社會上問一般人,估計也會是類似的答案。所以相對專業人士來説,算不上笑話。當文史哲被切割,文學成為粉飾,無病呻吟,歷史就是戲説,哲學變成“神秘主義”。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合則成功,分則一無是處。如今很多書家只知道寫字,成了“寫字匠”,出不了大家並不奇怪。就“八大”自身而言,他的一生就是不斷“被曲解”的。對于他的簽名人們常以“哭之”“笑之”來加以解釋,其實未必完全如此,很多時候人雲亦雲罷了。“八大”諸多的言行表明,他根本不想被別人理解,就像李商隱曾經寫了很多“無題”詩,有時詩意晦澀,甚至用典也極為冷僻,不是為了找到知音,並不想“心事有人知”,只是讓自己心中的情緒有一種排解。

  有關“八大”的評價分析實在太多,作品也被翻揀的差不多了。在此拎出兩件手札來對比。一件作品字數較多,密密麻麻,一件作品的字數較少,局部很疏朗。對比之後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情緒。

  字數較多的情況下,顯得怪誕,大小淩亂,比如“山人”和“老人”的連筆,不講究變化,有些重復。有些筆畫歪斜松弛,甚至于放蕩之姿難以形容,並不知道原因,有意無意本身也説不清,甚至可以説毫無理由。如果能找到理由,他就不是“八大”了。當作品的字數較少時,他所取法二王、董其昌等的痕跡自然顯露出來,其中的連筆如“未得”“佛生”“未必”“七日”等形成一個個序列,彼此之間又有不同,別見趣味。對比來看,字數多者,繁中有簡,不覺累贅;字數少時,簡中有繁,不顯單調,這才是“八大”書法“簡”之要旨所在。

  有些點畫的處理如果出現在一般的書家筆下,很可能會被“痛批”,接近胡來。正因為是“八大”,就網開一面。出現在“八大”的筆下一點不也奇怪,因為他是“八大”!相反,若沒有這些特徵,就不是“八大”。這樣來説,是不是對“八大”的理解已經形成一種模式化?確實有這樣的憂慮。學“八大”者往往只能得到一些皮毛,東施效顰,原因就在這裏。

  一般書家與“八大”這樣的大書家之間的差別在于,一個專寫技法,一個融入性情。“書如其人”如果達到極致,就是“書人合一”。有些人的書法不能就純粹的技法來分析,必須由人來入手,比如康有為、弘一法師、米芾。“八大”無疑也是其中一位,他寫《石鼓文》就是一個特例,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寫。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八大”的書和人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不與個人結合在一起分析,便失去了意義。

  “書如其人”這一説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及,有支持也有反對的,支持者認為應該如此,反對者認為不符合事實,有特例。書品與人品的關係具有不確定性,但找不到幾個特例。如果把不確定的情況概括進去,則“人品”應該改成“人性”,人品可以偽裝,人性則改不掉,所謂“江山易改,稟性難移”。

  “八大”書風的突變、巨變,難以想象。“八大”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怪異。沒有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天才。他早年學過董其昌,也學過黃山谷。董其昌和黃山谷之間的跨度很大,“八大”最終的變化跨度更大,脫盡前人窠臼,面目為之一變。書風的變化和人生的變化是同步的,可以找到印證。

  有的書家作品以點畫為單位,王羲之和米芾等人書法精致到點畫的每一個細節,每一筆都非常精妙,法度與性情兼備。“八大”的作品屬于“整體型”,單個點畫是無法孤立存在的,拆開來就失去了意義,就連其中的連筆也是實的,草法夾雜其間,形成一種跳宕調節的“符號”。而且極個別字形的放蕩歪斜誇張,無法總結出其規律。對于“八大”而言,這就是最大的規律,每一件作品都不同,所以無法復制。換句話來説,僅從表象上來入手,只能學到皮毛,學不到精神。

  “八大”的每件作品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他的個性本身也是特立獨行的。説到原因,“八大”這個人,就是一個沒有哲學理論的哲學家,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家,寫的是自己的心靈。

(編輯:韓雪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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