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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草書論説所反映的書法理想

時間:2020年08月24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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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法批評史簡言之是一部書法理想探討史。品評對象大致分為書體與書家。分開來看,不同書體統稱為書法,會具備書法的普適理想,而有些理想只有某種書體自身具備,是為特性理想。書法史上存在過的一切書體,包括篆、隸、楷、行皆是如此,草書也不例外。“草聖”張芝有“匆匆不暇草書”的觀點,指出草書具備獨有的書法審美理想和創作規范,並非字面上的急就草率能夠實現。再者,書家也各有各的審美理想:有人博採眾長、綜合多元,如轉益多師的米元章;有人則專攻一家、執拗倔強,如“米南宮外一步不窺”的吳琚、“蘇字外一步不窺”的吳寬和“晉人之外一步不窺”的莫如忠。二者的區別在于:博採眾長是書法參與者有甄別地廣泛選擇,偏執鐘情則是他們捍衛自身書法理想的明確表態。

  理清以上關係,可避免把不同書體的特性書法理想混為一談,也可避免用書法的普適理想去苛責攻擊不同書體的特性理想。

  現存最早的書法理想探討從草書開始

  如《草書勢》 “草書之法,蓋又簡略……兼工並用,愛日省力”言,草書本來是為了書寫便捷而出現的漢字俗體。在東漢逐漸成熟,漢末長安以西的西涼,出現了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明確的書寫流派,是為草書流派。該流派以“草聖”張芝為翹楚,後世人寶貴其書。隨著時間推移,草書成了魏晉士大夫所喜愛的藝術形式,就像東晉庾翼給王羲之信中所講:“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 ”魏晉時期也産生了很多草書名家,如索靖、衛瓘、王羲之、王獻之等。再後來,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書家在盛唐出現,其作品激情浪漫、筆墨酣暢,充分釋放出書法藝術的表現功能,最大限度突破漢字書寫的實用束縛,使得草書成為書法藝術中最有表現力的書體。與草書發展相應而産生的有關論説也成為中國書法藝術理想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關于草書的論説,首先是東漢中後期崔瑗的《草書勢》與趙壹的《非草書》 ——它們開啟了書法藝術性討論的序幕。前者以藝術家的敏感對草書的物象表現功能進行了充分描述,標志著書法藝術真正自覺時代的到來。

  除了第一個書法流派之外,批評史上現存最早的純粹談論書法理想的理論文獻也是針對草書的—— 《草書勢》 ,只是《草書勢》原始文獻不存,被衛恒收錄于《四體書勢》 。但即便從存世完整的獨立論述書法的文章趙壹的《非草書》算起,最早的書法理論文獻還是圍繞草書的。趙壹生在如今的甘肅天水西南,此作正和西涼風行草書的時空吻合。從“背經趨俗、弘道興世”一類措辭角度判斷,他以儒家立場來看待新興草書的價值功能,但盡管這種立場有一定的倫理衛道責任心和社會現實基礎,卻依然不能阻止人們追求書法藝術的熱情。而此種經典的論辯也是之後整個中國書法理論史的一個縮影。

  魏晉以後有關草書的論説涉及的幾個方面

  古人對草書表現力的推崇,包括物象的顯現與人類情感的表達。“澄懷味象”的“象”原是一種大獸,在書法理論中成了一個明確也抽象的思維范疇。後來,“象”又從自然物象引申為眾形之象,再到聯想之象,也就與人之情感有所交匯契合。唐代張懷瓘《書議》對草書寄予很高的期待,就是從物象角度闡釋生發的。他説:“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鬱結之懷。 ”這和崔瑗在《草書勢》中讚賞草書“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的觀點若合一契。張懷瓘也以物象為切入點,譏議抨擊王羲之的草書“無戈戟铦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 。此外,懷素的《自敘帖》中有大量的歌詩對草書的表現力給予讚美,大端在于草書藝術形象的神奇與創造者不拘一格的才華。

  草書相關論説強調書法藝術的自由。晚唐詩人吳融指出:“篆書樸、隸書俗,草聖貴在無羈束。 ”其實,早在東晉時期王獻之勸父親王羲之改體,理由就是“古之章草,未能宏逸……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于往法固殊也” 。實際上也是在強調今草的超逸優遊勝于章草的謹慎工穩。可見王獻之對草書藝術自由表現力的追逐和向往。

  強調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一書法理想在草書的相關表述中最為突出。清劉熙載説:“書家無篆聖、隸聖,而有草聖。蓋草之道千變萬化……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 ”師造化,才能千變萬化,施展想象力;得心源,才有獨特的解悟與藝術個性創造。所以,顏真卿告訴懷素“須自得之”不是賣關子,他本身也自得于“屋漏痕” ,而懷素後來也于“夏雲奇峰”中豁然開朗,另又有張旭還自悟于“錐畫沙” ——以上物我合一的思維方式,保證了書法藝術與自然萬象之間的動態聯係,是書法藝術具備長久活力的基礎之一。

  草書是道德立場或制度規則之外的純粹藝術表達出口。上述前人相關草書的論説多關注意象與情感的表達,涉及的多是書法藝術純粹的部分,很少人格比附,草書的獨有之魅力也來自于此。在曹魏士大夫不可逾越君臣之禮對君主“修草”的背景下,魏文帝也會因愛重劉廙草書而“命廙通草” ,這其中並不存在“通草”是擾亂尊卑的論斷。再有,如南宋儒家衛道者朱熹,從他“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的評價中,可見其對書寫有著規范的期許,甚至苛刻的要求。然而,他卻在品賞王羲之草書時,主張在法則了然于胸的基礎上適度發揮。他説:“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胸襟出者。 ”由上,草書是人類自由情緒的筆墨表達出口。這跟其他書體的人格捆綁論調,如顏真卿正書骨鯁剛毅、柳公權心正筆正等有所不同——草書若無奇絕變幻則不稱之為草,但若以錯落欹正等藝術表達方式比附人之道德心術如何如何,則無有必要。

  如何看待古代草書論説與書法理想之間的關係

  有關草書的論説所反映的書法理想,權且分為創作理想與審美理想。

  審美理想的自我認知在創作的不同階段有所不同。就像董其昌對趙孟頫的評價,從先前的“薄其為人,痛惡其書淺俗” ,後來轉而稱其為“學‘二王’第一典范” 。另外,沉浸式視角與旁觀者視角也會不同。就像王羲之捍衛魏晉古法,古法是王羲之心中的審美理想,但在品評王羲之書法時,一直存在將其定位為開創新體的論斷,則屬于歷史階段性總結。再如,明末時人評王鐸草書,雖雄渾但狂浪,有離經叛道之嫌,也遭到王鐸的回懟否認。從他“一日臨帖、一日應索請”的學習范本中,有大量對“大王”草書的再創造式臨摹留存,凡將二者做過比較且有臨摹書寫實踐經驗者,當信王鐸自身書法理想不離晉人窠臼。再者,受眾與受眾認知之間還會出現偏差——唐太宗眼中“盡善盡美”的王羲之,在韓愈看來卻是“俗書趁姿媚” ,張懷瓘也説他“草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不足貴” 。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關于草書的書法批評和審美理想探討還存在一個有趣的議題:即便藝術創作無關實質性對錯,但論説或作品本身會暴露參與者的書法理想層次。所以,哪怕把所有經典文獻中的總結性用句照搬到草書的品評和創作中,甚至空間線條、粗細大小、開合錯落等全部套上,但作品也可能毫無美感和價值;而若有價值,則所有的美之規則呈現的書法審美理想卻永恒適用。

  通俗來講,書法理想是書法參與者想要書法達到的完美樣子,而且這種普遍真理和專業理想定然存在。只是理想之所以稱之為理想,它可能在意念或論説中存續,而無法在具體的草書書家或書跡中完全展現,還會有“黑太黑、白太白、紅色太妖艷、灰色太冷淡”等類似怎麼都不如意的情形。但論證和探索這種“黑、白、紅、灰”怎樣才能完美、如何搭配才能理想的過程,便是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有效內容。這部經過時間沉淀的厚厚的書法理想探索史,其存在的價值,是判斷有無信口開河的理論坐標,是這個學科得以解決書法疑難問題的知識庫存,也是中國書法理論與實踐繼往開來的助力和有效參照。這種未知性本身也已經足夠值得探索。

(編輯: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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