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这一论述改变了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证明了轴心时代三大组成者之一的中华文明。汉字书法艺术作为文明承载，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同步觉醒。
轴心时代覆盖了几千年的世界古代文明，汉字以隶变的形式实现了涅槃，由象形文字转向了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开启了今文系统的转化，书法则由单一、线性、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走向点画顿挫、笔墨互发的多样化艺术形态。那些没有实现“涅槃重生”的苏美楔形文、埃及圣体文、印度哈拉般文、玛雅文等，则被轴心时代的理性文明所淹没。
隶变作为轴心时代理性觉醒的突破性文化现象，彰显了书法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明载体，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同步性趋向。
战国楚简，是当前出土最多的轴心时代经典文献，其简书墨迹中显现了隶变的发端。从楚简文字的“今文”化、多元性书法元素来看，楚简“经典书变”的方向并非限于“隶定”，下面以楚简为例论述。
孟鸿声
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省书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中国书协行业建设委员会志愿服务工作部秘书长，山东省青年书协名誉主席。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书法专业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生班、基督教哲学研究生班肄业。山东艺术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泰山文艺奖书法类初评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组织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书协“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
作品入展全国第五、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四、六届中青年书法展，全国第一届行草书展，“讴歌新时代、共筑中国梦”全国书法展，全国第二届行草书法展，全国第二届临书大展，同书《道德经》当代书法名家邀请展。
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书法》等报刊发表《追寻隶书演变之踪》《轴心期视域中的简帛书法与隶变突破》《追寻隶书演变之踪》《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书圣文化的当代展示》《驱寇殉国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及其世家》《两宋书学的理学精神》《简论马叙伦老子校诂》《齐文化与和谐社会思想研究》《书法艺术的轴心突破》《楚简经典书变中发生的书法艺术轴心突破》等20余篇文章。
主持完成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泺源书院志》、山东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委托课题《书圣王羲之与中国书法精神的构建》、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第一批重点项目《山东书法史》等学术课题。
临王献之《廿九日帖》 孟鸿声
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 孟鸿声
一 轴心时代书与经典的确立
钱存训先生著书《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他认为《墨子》中“又书其事于竹帛”的才是书。对于书写的材料，国际上通常分为硬材料和软材料，硬材料是用刀刻的金石，软材料是用笔写的简帛，两者性质不同。甲骨、铜器、碑版等属于金石学，是铭刻学，上面的文字是铭文，是字，不属于书，属于书的是简帛。西方人把书——手写本称作Manuscript，简牍帛书属于Manuscript。简书的形式是卷轴，帛书的形式是卷轴和折叠，后世的纸书都传承了这两种形式，纸书传承了帛书的形式，帛书传承了简书的形式。
书分两种。一种是文书：占卜、信件、账本、律令、私人文件等；一种是古书：人文经典、技术文献。文书指的是档案，是用于查阅的，不是用于读的。用于读的是古书，古书和文书的编写类藏有所交叉。
《说文解字·序》说明了文、字、书的区别：“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箸也，箸即竹简。在简帛上书写而成的，才是准确意义上的书。书法的书，是这个书，六艺的书，也是这个书。
书法艺术，书字后面加了个法字，这个词出现很晚，较早见于南朝《南齐书·周颙传》“卫恒散隶书法”，宋朝《钱氏私志》“元章书法之妙”等等。
书的出现源于经典，经典形成于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三个没有联系的地区，同时进入了老子、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大圣哲辈出的世界文明轴心时代。与此同时，产生了《道德经》《论语》《易经》《奥义书》《管子》《墨子》《尚书》《礼记》《春秋》《对话录》《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原创性经典书籍。
这一时期的圣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致广大，尽精微，确定了人类至今为止哲学思想意识的基本范畴，实现了人类文明理性觉醒的质变和哲学突破。与此同步，艺术范畴里，在经典的创作、研究和传抄中，书作为人文理性的自觉和经典意义上的书法艺术，由此诞生。
前轴心时代，文字属于贵族垄断，轴心时代，简书经典走进社会。目前，轴心时代简帛书法文献出土约40余处、100余种。简书的大量出土，为古书经典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如上博楚简资料显示了儒家经典形成的复杂过程，在《颜渊问于孔子》《仲弓》《论语》出现了一些词义相近但不尽相同的句子，说明儒家文献《论语》在形成过程中，有许多弟子根据不同的记忆、口述和笔记传抄，最终在后来由经学家取舍合成。随着简帛文明的发现与研究，“简帛学”诞生。
德国学者维克多·冯·施特劳斯在清代把《老子》译成了德文，影响很大，他说：“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雅斯贝尔斯说：“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这个时期，隶变发端的同时，标志着书法艺术走向自觉。
高山景行 孟鸿声
二 轴心时代书法原创点画的突破
李白《赠汪伦》诗句 孟鸿声
三 轴心时代隶变的突破
以上这些隶化而富有人文笔性的楚简文字，其篆、隶特征，或同时存在于一个单字中，或篆、隶分别独立，简帛学家谓之篆隶。金文与秦篆、篆隶相比较，不少文字不同于秦篆，而通于楚简篆隶。由此可见，篆隶大多来源于西周和春秋金文，因此，隶书并非直接源于秦篆，通常认为“大篆→小篆→隶书”的演变观点，就有问题了。
所谓篆隶，其点画演变的指向不仅仅是“隶定”，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既是母体，就不属于某个具体的字体，它既不专属于隶书，也不专属于篆书、草书、楷书、行书等等，但同时也蕴含了这些字体的点画基因。这就是轴心时代经典具有的共同特性。《大学》《中庸》《论语》《老子》《易传》等经典文本，“贤贤易色”“巳日乃孚”“先甲三日”等等的解释各有不同，《易传》学派之争也来历已久，道家、儒家、阴阳家各自读出了自己的学派属性。根据时空与学者立场的不同，与时偕行，派生出了多样化的断代哲学和思想争鸣。
篆隶与秦篆相比，篆隶呈现出了“今文”化的趋向，比它晚的秦朝权量、诏版等通行的“书同文”字体，不但没有简化，倒是复杂了许多，这不能不说秦朝小篆有演变退化的现象。雅斯贝尔斯认为，随着强大秦国和罗马帝国的武力征服，轴心时代文明随之结束，却留下了至今人类思想的基本范畴，历代学术基本都是轴心时代文明的诠释、反刍和发明。
简帛文明的原创经典书法符号，彰显人文精神的笔理墨妙，在“书同文”、“行同伦”中，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
“书同文”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统一的。尽管秦始皇决意毁灭的文化很多，但作为原创经典文明，怎个亡字了得？比如焚书坑儒，儒学亡了吗？罢黜百家，百家灭了吗？三武灭佛，释家绝了吗？试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的合纵连横、通婚联盟、口诛笔伐、诸子游说、聚散分合，持续五六百年，文字相互渗透。楚秦关系千丝万缕。秦统一后大量楚国人才迁居咸阳，楚文的书写习惯和特点融入秦地，为秦隶笔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其说秦篆统一了全国，倒不如说秦隶统一了全国。秦朝的帝国复苏，对于隶变的多样化发展是有抑制力的，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跟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文字相比，秦国文字显得比较保守。”
本文用了“隶变突破”一词，突破了什么？突破了象形文字的依样画形，突破了贵族垄断的文字禁锢，是铭文刻制向手稿书写的突破，是象形转化为点画符号的突破，是工匠刻铸到经典学者参与书写研究的突破，是圆长到方扁的突破，是圆转到折挑的突破……改变了大篆的形体和笔触，变圆弧为平直化，变圆转为提按化、顿挫化、笔法化、方折化。一言以蔽之，隶变开启了古文向今文的转化。
关于楚简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饶宗颐先生也有相同的观点。思想经典的抄写，启迪了书写者的自由意志和人性发微，产生了多样的笔法、墨法、章法形态，具备了后来草、隶、行、楷多种字体的笔法和结构。
关于楚简的风格，各个篇目，各成系统。仅看部分郭店楚简的风格：《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
关于战国简帛字体的正、俗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普遍俗成的共识，认为秦篆以外的六国简帛书法属于俗体，从而推论出隶变是俗体推动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不严谨的。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官方史官，他们所抄写的大量经典，均为官方通行文字。《说文解字·叙》中说的“著于竹帛谓之书”的“书”就是简书。
轴心时代文明大变革中，古文更无一例外地成为理性突破的对象。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学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关于简书的出土历史，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出土战国魏国《竹书纪年》，1946年出土的战国简佚散海外，1953年至1993年相继大量出土，开始得到系统整理，逐渐受到书者关注。
书法艺术的自觉通常认为始于汉灵帝时期。然而，轴心时代人文精神的觉醒，在文化领域里是同步的，书法艺术更不例外。比如，儒学到了汉代，虽称经学，但已经是新儒学了；书法到了东汉，只能说是伴随着纸张的发明和普及，发生了二次飞跃……属于轴心时代文明复归。
四 “书”是轴心时代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文化载体
雅氏将轴心期觉醒的民族称为“轴心民族”，没有实现轴心突破的民族仍为“原始”，继续着没有历史的生活。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未经突破的民族”，要么保持着差距，要么被拖入历史，如东方的日本人、马来人等，西方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是“轴心文明带入民族”。
中国的轴心期突破是“内向超越”，希腊是“外向超越”。“内向超越”体现在对礼乐教化和汉字书法的革新，保留汉字演变线索的同时，实现“今文”转型和点画笔法的突破，并赋予艺术创作的审美内涵。“外向超越”表现为理性、理念对希腊神话的取代和拉丁语的消亡等。
把汉字与书法艺术置于轴心时代视域，有助于更理性地审视它在人类文明中的历史定位。轴心时代概念对于书法艺术而言，最具价值意义之处，就在于其跳出了西方中心观来看待或评价世界的历史及其文明。
“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的年表天天都在证明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但是，基督教仅是基督教的信仰，而非全人类的信仰。因此，这一普遍历史观的毛病在于，它只能为虔诚的基督徒所承认。……假若存在这种世界历史轴心的话，它就必须在经验上得到发现，也必须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种事实。”轴心时代的特征是，“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雅斯贝尔斯说。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文字是思想的记录载体，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和思想记忆，汉字与书法则是刀与刃的关系，无刀之刃与无刃之刀均不存在。书法的文化定位，众多书家认同“中华文化核心”说，那么这个“核心”与轴心时代存在的文明同步性是自然的。将书法艺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框架，才能认知其潜在的理性光辉。
“书”是轴心时代文明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是书法与汉字审美的统一体，“书”是古书经典的统一体，“书”是世界文明同步发展的见证，“书”是轴心时代中华文明领先世界并实现重大突破的文化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