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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樂論的美學范疇及其演繹

時間:2017年07月24日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韓偉

  中國古代樂論文史哲合論、詩樂舞不分的總體特徵,決定了其中必然蘊含著對後世哲學、美學、文學發展産生重要影響的核心概念。 

  樂論是中國古代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音樂理論”,是以古代音樂為論述起點,對包括文學在內的藝術領域的全面言説。它不僅是中國古代美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古代美學思潮的構建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但是,綜觀現有的中國美學研究,對音樂及樂論的重視遠遠不夠,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對美學史言説不充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各種中國美學史著作中所涉及的樂論文獻,大多僅限于《禮記·樂記》《荀子·樂論》等有限的幾種,雖然也承認它們的重要性,但往往並未充分展開。二是對樂論文獻的個案研究不夠。通史層面的重視不足,會對個案的深入挖掘造成影響,同時,個案研究不充分,也難以形成全面的歷史線索。導致上述現象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是對樂論在美學史中地位的忽視,這種忽視是中國美學史研究的重大失誤。樂論不僅是美學史的重要參與者,也是重要的建構者,其對美學史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本文認為,樂論對美學范疇的貢獻可分成以下幾種模式。 

  以“靜”“性”為代表的哲學演繹 

  哲學演繹模式,是指一些概念肇始于樂論,後在哲學領域被演繹、發展。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靜”和“性”,兩者作為宋明理學的核心概念,被後世廣為接受。實際上,它們最初源自先秦樂論,在《樂記》中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樂由中出故靜”的句子,將“靜”看成是人與生俱來的天性。相形之下,如果人不能很好地處理外物對人心的幹擾,造成了對人性之“靜”的影響,就會有各種不好的情況出現。于是,《樂記》將這種人心被外物所牽絆的情況,定義為“滅天理而窮人欲”。很顯然,這裏無論對“靜”的認識,還是對“靜”與“性”之間關係的論證,都可以在後來的宋明理學中見到影子。在宋明理學家看來,“性”的根本在于“守靜”,不被外在現實欲望所幹擾就是最核心的天理,張載在《經學理窟·詩書》中就強調,人心最理想的形態是赤子之心,而赤子之心只有在“靜”的狀態下才能獲得。與之相類似,程顥在《顏子所好何學論》中也表達了對“靜”的推崇,在他看來,人只有在“靜”的時候,才能保證本性的純正。 

  實際上,《樂記》對理學的意義絲毫不亞于《大學》《中庸》。“四書”之説本自朱熹,雖未提及《樂記》,但這並不代表它就真的無足輕重。早在北宋時期,二程就曾直言“《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禮記集説》),據此可知《樂記》對理學産生影響應該是不爭之事實。與這種情況相一致,先秦樂論中提到的“靜”“性”以及關于兩者關係的論述,便成了理學討論的重要問題,並成為其思想體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應地,兩者的意義和關係也在理學家的哲學演繹過程中獲得了進一步的充實和固定。 

  以“德”為屬性的倫理通約 

  倫理通約模式,是指倫理概念在音樂或樂論的促進下,最終成為美學范疇。事實上,中國文化中的很多美學范疇都具有鮮明的道德性內涵,其最初的肇始點是道德領域,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滲入到藝術領域,最終被固定下來,內涵獲得拓展。這方面的代表是“德”范疇,在甲骨卜辭及《尚書》中的《皋陶謨》《益稷》《盤庚》等篇中都可見到對“德”的論述。周代以前,“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對“德”內涵的高度概括。這種認識在《周禮·大司樂》中被衍及樂教領域,“德”開始以“樂德”的方式,借助音樂教育,被廣泛施用于社會,並成為人格培養的潛在手段。這也就是孔子“成于樂”思想的早期雛形。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者遵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君子養成模式,相比于詩和禮,樂是人性獲得完善的最終手段,“德”成了音樂的內在屬性。至此,“德”范疇已經借助音樂領域的推進,成為美學概念。 

  眾所周知,在先秦時代,音樂與文學是同根同源的姊妹藝術,音樂領域對“德”的重視,也代表了文學領域的基本情況。于是,到了魏晉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開篇便總結稱:“文之為德也大矣”,而且認為文章在産生之初便與“德”糾纏在了一起。自此之後,中國古代文論經常會體現出“崇德”、“尊德”的特徵,甚至成了古代文論討論文章優劣的潛在標準。中國藝術對“德”的重視,其優劣得失姑且不論,但樂論對這一范疇的定型、普及則是功不可沒的。相較于上文提到的“哲學演繹模式”,“倫理通約模式”重在突出音樂或樂論在道德強化方面的作用,借助道德因素對各門藝術存在的普遍規約性,實現對某些概念的通約和強化。借助這種方式衍生出的美學范疇,除了“德”之外,還有“悲”、“樂”、“情”等。 

  以“和”為表現的同場搬用 

  同場搬用模式,是音樂領域的概念被其他藝術門類所徵用,使其不斷定型。這裏所稱的“場”實際上是指同一“藝術場”。中國早期藝術的渾融一體特徵,導致很多概念在發展過程中被其他藝術門類徵用,最終走向成熟。較典型的例子是,《詩大序》中提到的“風、賦、比、興、雅、頌”,這六個概念不僅是後世研究《詩經》創作方法和文體分類的門徑,也逐漸定型為中國文學理論的核心范疇。實際上,此“六義”完全照搬自《周禮·大師》。大師在周代屬于重要樂官,由大司樂統領,主管音律校訂、典禮音樂的指揮,並協助大司樂進行音樂方面的教育,因此此處的“六義”實際上是大師傳授的六種音樂技藝。 

  與這種情況相類似的還有“和”這一范疇。此概念最早見于《尚書·舜典》。“典樂”是當時的樂官,其職責之一是向貴族子弟傳授音樂技能,“八音克諧”進而實現“神人以和”是當時音樂演奏的最高理想。 

  在中國美學史上,與“和”相關、被徵引最廣泛的一段材料是《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的齊景公與晏嬰的一段對話。在這段對話中,晏嬰提到美好的音樂往往是不同樂器、不同聲律相互間雜,清濁、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高下等不同聲調雜相配合並相得益彰形成的。這種音樂形態就是“和”,反之則屬于“同”的范疇了。由此可見,先秦之後被奉為中國美學核心范疇的“和”,實際上肇始于音樂領域,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被其他藝術門類搬用,將音樂領域的“和樂”之“和”衍生為“和諧”之“和”,並且將追求與人心的和諧、與天地的和諧、與社會的和諧看成是中國藝術“和諧”之美的具體表現。借助同場搬用模式逐漸定型的美學范疇還包括“韻”、“淡”等范疇,它們從音樂領域進入其他藝術門類的路徑與“六義”、“和”頗為相似。 

  總體而言,美學范疇是中國古代美學史的最核心單元,也是其基本質素,而樂論恰是眾多美學范疇的發源地和成熟場域。中國古代樂論文史哲合論、詩樂舞不分的總體特徵,決定了其中必然蘊含著對後世哲學、美學、文學發展産生重要影響的核心概念。這些概念經過歷史的磨礪,以及不同藝術門類的深化、改造,最終獲得了充盈的內涵,同時也獲得了更加強大的指涉能力,並足以在整個美學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古代樂論與文論的關係譜係研究”(14CZW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 


(編輯:段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