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美学是我国摄影理论最薄弱的环节，在这方面袁老也作出很大贡献，他大声呼吁中国摄影要走民族化的美学道路。他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摄影先驱刘半农等人的主张，对于如何使我国摄影具有民族风格，他发表了多篇关于借鉴东方美学“意境”说、“形神”说的论文。

 创作中的袁毅平 

　　今年开春以来，我就收到多位摄影道友的讣告，深感惆怅。最令我牵挂的是94岁高龄的摄影前辈袁毅平先生，听说他入夏以来经常住院，我的心情非常矛盾，天天盼望他的消息，又害怕传来噩耗。9月16日，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回想起我这个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

　　我与袁老相识将近60年。早在1957年，袁毅平的大名就引起我的关注，当时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对摄影似懂非懂，对许多问题疑惑不解，拜读他的摄影作品和文章大有茅塞顿开之感。1962年，袁毅平当时是中国摄影学会分管杂志的负责人，我就慕名前去投稿求教，初踏进他的办公室我心情很紧张，思量着他大名鼎鼎能不能接待我？没想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热情接待了我这个无名之辈，并耐心辅导我的习作。1963年我在《中国摄影》首次发表的《人像摄影中的手势》，就是他指导下的产物。1987年我在《大众摄影》开辟《摄影新潮放谈》专栏，全年累积12篇文章共十万多字，他鼓励我结集出书并写了序言。在序言中，袁老不仅大力支持摄影新生代的创新，还对当时摄影界的情况进行分析，他反思“文革”教训，疾呼改革开放。袁老语重心长指点迷津，深刻论述摄影观念演进的重要性。这篇他撰写的序言的手稿，我将作为珍贵的礼物永久保存，终身铭记恩师的教诲。

　　我还记得，在1980年后袁老已当选为中国摄协的领导，但他当官没有一点“派”，仍像普通编辑一样多次来北京电影学院组稿。有一回我随远洋货轮出国拍摄海上丝绸之路，他闻讯亲自到寒舍选片和推敲文稿。后来在他的力荐下，我在上世纪90年代还出任了中国摄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他开展理论研讨和评审作品等工作。与袁老长期接触，使我学习到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创作实践知识。如果说，我在摄影圈还有所作为，那也是得益于袁老的提携培育。

　　说起袁老的艺术成就，许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他1961年发表的摄影作品《东方红》，这确实是幅家喻户晓的传世精品。《东方红》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袁毅平不辞辛劳，历经两年多坚守蹲候获得的成果；另一方面是他文艺观念和摄影修养日趋成熟和深厚，自觉探索摄影艺术的积淀。他原是上海照相馆的摄影师，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至1958年担任《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摄影记者。1958年调入中国摄影学会（后改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后开始转型，从新闻摄影转为研究和创作艺术摄影。袁老拍摄的《东方红》实现了内涵积极和形式优美的高度和谐，是新中国摄影当时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摄影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政治宣传和记录生活表象，而是按照美学规律，以营造典型和宣泄情感的艺术方式来感染观众。

东方红　袁毅平　摄　1961年 

　　我认为袁老一生的最高成就，或者说对中国摄影事业最大的贡献何止是《东方红》，更重要的是他对我国摄影理论颇有建树。长期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摄影界存在着“跛足”现象，即拍摄创作繁荣，而理论研究滞后。因此当时有些行当就看不起摄影师，认为拿照相机的四肢发达，缺乏思想。从我本人参与摄影活动的经历所见，是袁老主管中国摄协理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这一扭曲现象。他一贯主张：“摄影事业的繁荣要靠两条腿走路，拍摄作品和理论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对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摄影理论体系，发挥了领军作用。

　　众所周知，从事理论研究，非常清苦寂寞。但在摄影理论战线上，袁老始终任劳任怨坚守阵地，不仅自己坚持执笔撰稿，几十年来发表文章300余篇，并按照中国摄协分工，从1980年开始，他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发动大家肃清“文革”极左思潮，研讨摄影分类定位、纪实摄影特性和摄影美学等课题。我大约参加了四次理论年会，发现袁老主持理论研讨的水平相当成熟，既让各派畅所欲言，又注意掌握政策，划清学术和政治不同的界限，反对无限上纲、给人乱扣帽子。所以虽然每次理论年会争论都很激烈，但由于袁老的引导和总结，摄影界各路人马能求同存异取得共识，并且形成新的团结。从一定意义说，就是从这几届理论年会起步，扭转了摄影界轻视理论的不良风气，并发现和培养摄影界骨干理论队伍，从而推进了我国新时期的摄影创新热潮。

　　什么是理论？袁老认为：理论说到底，就是对社会实践、摄影创作进行总结，从得失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从而指导下次实践。他十分厌恶脱离中国实际的空谈理论，反感故弄玄虚，从洋人那里贩运某些新名词来吓唬人。他以身作则，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精神，撰写的文章立题务实、文风质朴。他将自己出版的文集谦称为“摄影白话”，其实是针对摄影界的争议有的放矢，其中大有学问。

　　如今重温袁老的《袁毅平摄影白话》文集，感到其有个最鲜明的特点：他的摄影理论研究并不满足于理性认识的提高或出版几本论著，而是最终要落实到对摄影后起新秀的培养，指导和推进他们的创作。袁老善于发现当今涌现的优秀新人新作，从他们的拍摄经历和体会里提炼出“干货”，归纳出“立意—创意—表意—达意”等具有摄影特殊性的经验，从而回馈于摄影实践，灌溉摄影新苗的成长。在他书中有许多给摄影新人写的评论，以及给基层摄影画册、文集撰写的序言和题跋，这些都不是客套的应景文章。袁老是从理论高度在帮助作者总结创作得失，使其从自发性情所致上升为自觉遵循的理性规律。因此这些论著不仅对原作者具有反哺作用，使他们进一步成长，而且还能对其他摄影师具有举一反三的指导意义。正是由于袁老的点拨，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出茅庐的摄影小字辈，如新闻界的王氏四兄弟、江苏的汤德胜、新疆的杨文明、湖南的李晓英和福建的吴其萃等，后来都更加成熟，成为我国摄影界的骨干和中坚。我认为这也是袁毅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想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摄影美学是我国摄影理论最薄弱的环节，在这方面袁老也作出很大贡献，他大声呼吁中国摄影要走民族化的美学道路。他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摄影先驱刘半农等人的主张，对于如何使我国摄影具有民族风格，他发表了多篇关于借鉴东方美学“意境”说、“形神”说的论文，他认为：以纪实性、瞬间性为特征的摄影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写意抒情”、“情景交融”和“境生象外”，诠释了摄影艺术中“外师造化”和“中得心源”的辩证关系。袁老还通过对摄影大师吴印咸、郎静山、陈复礼和黄翔等的摄影道路进行剖析，使我们认识到他们得益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这些论著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但又写得深入浅出，符合中国国情。袁毅平认为：中国摄影要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关键之一就是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使作为舶来品的摄影具有中国气派和东方神韵。袁老的杰作《东方红》形象地体现了“意境论”的艺术魅力，为我们探索中国摄影艺术民族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半个世纪以来，在摄影战线我追随袁老一路同行，尽管我们是师生关系，但他质朴坦诚，我们可以相互敞开心扉交流，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抱负、追求，以及承受的心理压力。从外表看，他为人低调、彬彬有礼，是个斯文谦虚的知识分子，长期接触就发现他内心不乏激情和倔强。如拍摄《东方红》，前后苦干等候两年半，充分体现出他的创作冲动和治学韧劲。他对待学术的原则问题立场坚定，从不随大流、瞎跟风。如袁老在上世纪70年代对“四月影会”的肯定、90年代对新闻摄影造假的谴责；再如他提倡摄影艺术“多样化发展”的主张，也一度受到摄影界有些人的质疑。有一次我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看到袁老的观点遭到颇有背景的某“权威人士”的批评，但他泰然处之，并不退让，敢于坚持真理。从多次关于摄影课题的论战中，我看到了袁老在学术上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

　　袁老一生创作和立言颇丰，他的作品、艺品、人品有口皆碑，真是摄影界的良将和高参。袁老把一生奉献给了摄影，燃烧自己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最终积劳成疾离开了我们。我们不能不惋惜地感叹：中国摄影界需要袁老这样的高人指点，先生何急走？

　　当下，我们摄影后辈应该好好向袁老学习，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华光职业学院名誉院长。题图袁毅平照片由侯贺良摄于1995年）

扫一扫浏览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