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八洞村》剧照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之年，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农村题材电影，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成为题中之义。新中国农村电影史是一部乡土中国人际关系的变迁史，也是一部乡村数代人的生存奋斗史，更是一部现代文明深入乡土中国肌体的演变史。“乡土叙事”是中国电影人面对农村题材时的必然选择，不但充溢着一代代艺术家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也赓续着中国文人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文化传统。
乡土中国决定了中国电影的底蕴和样貌。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是对中国社会的“乡土性” ——离不了泥土（珍惜土地） 、不流动（安土重迁） 、熟人社会（聚村而居）的全方位阐释，对乡土伦理与政治宣教、现代伦理与法治及城乡关系等诸多焦点的深度剖析。
农村电影的高台教化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与静水流深的戏曲一样，一直承载着“高台教化”的功能。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电影如《农家乐》《白毛女》 《春风吹到诺敏河》 《洞箫横吹》《花好月圆》 《康庄大道》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李双双》 《丰收之后》等，内容与互助组、合作社等时势政策密切相关，传承“文以载道”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题材电影盛极一时，脱贫致富是时代最强音，也成为电影的主要内容。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艺术观念的改变，以《月亮湾的笑声》 《喜盈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冤家路宽》 《车水马龙》 《陈奂生上城》《张灯结彩》 《赵钱孙李》 《生财有道》 《咱们的牛百岁》 《不该发生的故事》 《月亮湾的风波》 《人生》 《咱们的退伍兵》 《野山》 《老井》 《哦，香雪》 《走出地平线》 《香香闹油坊》 《留村察看》等为代表的影片，力争实事求是地展现山乡巨变，表现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在改革开放中的转型与进步。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政策解放了生产力，深得民心，而与政治经济政策变化同步的农村题材电影——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西部电影也蜚声国际。
进入新世纪后，农村题材电影表现了社会变革、爱情婚姻，留守儿童、基层治理等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天狗》 《决战刹马镇》等，表现了乡土文化和公共利益的守卫者，可谓可歌可泣。
直面乡土中国问题，颂扬自强不息精神
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复杂，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不仅需要经济脱贫，在文化心理上亦需要适应新的生活。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敢于直面现实，表达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的困惑、痛苦。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反映的自由恋爱问题，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反映的离婚问题， 《陈奂生上城》折射的城乡差距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人生》中知识青年的人生选择问题， 《二嫫》 《一个都不能少》 《好大一对羊》等表现的主人公固守某种偏见所导致的问题， 《黄土地》 《良家妇女》 《湘女萧萧》 《红高粱》 《黄河谣》等反映的传统伦理与现代人的个性发展的关系问题， 《红色康拜因》 《光棍儿》 《最爱》 《hello!树先生》 《人山人海》 《美姐》《一个勺子》 《心迷宫》 《喊·山》 《健忘村》《村戏》 《平原上的夏洛克》等聚焦人性的多元与复杂，深入探索了农民的生存环境。
“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商业文化和城市文化冲击和消融着“乡土文化” ，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和转换，是历史的必然。“乡土社会”也力求在时代变迁的浪潮中重构自身，以期涅槃重生，乡土文化的坚守者常显得悲壮而又崇高。如《美丽的大脚》 《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 《暖春》 《暖》《上学路上》 《大山深处的保尔》 《三峡好人》 《马背上的法庭》 《落叶归根》 《杨善洲》《十八洞村》等在揭示乡村物质和文化困局的同时，也在表现人性的美好和人情的温暖，表现接受新思想的主人公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
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向
几千年来，中国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礼治”而不是“法治” 。源远流长的中国乡土社会所形成的“礼治”方式，不但是儒家文化赖以生长且千年不衰的肥沃土壤，而且铸就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但自“五四”以来西学进入，随着新中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建立，乡土伦理的坚冰开始缓慢消融。新中国农村电影探索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反映乡土伦理对现代伦理和法治的抵抗和皈依，积极承担起了文化启蒙和法治宣教的功能。
这种探索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人生》 《野山》 《老井》等电影中重启，对改革开放的热切欢迎，对新生事物和生活方式的向往，就成为这些电影的主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电影取材更多样化，涌现了一批表现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乡土伦理矛盾的力作，如《秋菊打官司》 《血色清晨》 《香魂女》 《被告山杠爷》 《我不是潘金莲》等。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乡土伦理的人物，在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中，显示出某种不协调。
农村题材电影表现法治观念向乡土世界的深入，随着农业政策落地生根，商品经济兴起，城市化浪潮影响，传统乡土社会和乡土伦理由松动转向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法治秩序和现代伦理逐渐深入人心，这是时代的必然。
歌咏乡土温情，憧憬田园牧歌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自然、诗意、和谐的栖息之所，礼尚往来、守望相助、安老怀少、勤俭持家、人情面子等约定俗成的乡规乡约处于支配性地位。而破坏了这些旧规的现代文明让都市人在感觉不舒适时，常常充满着怀旧色彩，倾向于歌颂乡土文化田园牧歌的乡土叙事，这就给伤痕累累的新都市人提供了精神慰藉。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电影积极、乐观、进取的浪漫主义精神令人缅怀。如《花好月圆》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李双双》等把政治伦理化，展现了理想化的农村生活图景。上世纪80年代《乡情》 《飞来的仙鹤》 《乡音》 《月亮湾的笑声》 《喜盈门》 《哦，香雪》等承继了这种讲述幸福吉祥、合家欢乐的传统。特别是《边城》 ，更寄托着创作者对邈如旷世的湘西乌托邦家园的憧憬，对“乡土社会”非功利性、超越世俗生活的向往。
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随着大多数的青壮年迁家进城，由中老年坚守的乡村或被改造，或者凋敝，成了大多数生于斯长于斯的新都市人回不去的故乡。农村题材电影寄予了人们对于乡村更为复杂的情感，乡村更多地成了一个言说理想栖息地的舞台。如《我的父亲母亲》 《那山那人那狗》 《诺玛的十七岁》 《花腰新娘》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春天的马拉松》 《十八洞村》等怀恋与歌咏传统农业文明，表达了对乡村淳朴生活的怀恋。
无论如何，城市化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尽管传统文化的精粹值得尊重、喜爱和发扬，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已然逝去，一些传统艺术和传统生活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如《百鸟朝凤》讲述老艺人焦三爷对唢呐艺术的坚守，无疑就是一曲唱给乡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挽歌。
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是农村题材冲突戏剧设置的根基，与天灾人祸的抗争是乡土叙事的主旋律，表现乡村变迁是农村题材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乡土文化是中国人几千年生活的主导，优秀的农村题材电影表现乡土伦理和现代伦理及法治伦理的关系，既描绘传统伦理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诗意和美好，也揭示其病症，人物和事件富有生活质感，是我们认识新中国农村70年发展的历史影像和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极高的审美价值。
电影《百鸟朝凤》剧照
（作者系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