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超越了《山花》成为了路遥

——第二届《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研讨会举办

　　“那一年揽工到张家渠，‘张阎王’门下当‘伙计’。鸡不叫上山半夜里回，吃的尽是苦菜拌糠皮。头晕腿软眼花乱，愤恨的歌声不离嘴。有一晚正唱‘揽工曲’，‘张阎王’骂的唾星飞：‘叫花子唱歌穷欢喜，吵闹的老爷不能睡！再要生事胡捣鬼，小心我剥了你的皮！’”

　　不是很了解路遥的人，很难联想到以上的诗句出自路遥1972年所作诗歌《老汉一辈子爱唱歌》，这首诗的主题和当时很多诗没有什么区别，但体现了作者很好的叙事能力，这首诗刊登在1972年首期《山花》文学小报上。《山花》是1972年由曹谷溪、路遥、白军民、陶正、闻频等人创办的延安市延川县的一本刊物，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延川籍或从延川走出去的作家诗人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作家群。12月3日，在路遥诞辰70周年之际，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陕西省作协、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延安市委宣传部、延川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山花》现象与路遥精神研讨会在京举办。

　　《山花》与文学是路遥和他的朋友们追求幸福的途径。评论家牛玉秋说：“路遥小时候苦得不得了，家里把他送走，过继给别人家。他从事文学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延川的北京知青也是一下子下到最基层，他们的命运前途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们想着靠写作能不能给自己挣来光明一点的前途，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努力着，说不定就能带来一点希望。”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震是最早推动研究《山花》现象的人，他说，从陕北出来的人是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怎样战胜和超越苦难的，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但这对一个陕北作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经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认为，路遥就像参天大树一样，最终撑破了《山花》这座花坛。他以《平凡的世界》为例，认为不应把这部作品看作与时代、社会具有统一性结构的文本，埋在《平凡的世界》里面的有眼泪、有痛苦、有悲剧，它关心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的问题，这是伟大的作家都会关注的问题。

　　在当时要办一本文学刊物是很不容易的，借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的契机，《山花》方得以创办。《山花》前身、油印诗集《工农兵定弦我歌唱》1971年面世时，共同筹备办刊的北京知青、作家陶正作了四句序诗，希望能当作“免死金牌”。陶正认为，“文革”后的《山花》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激励了一代代人的文学梦想，也成为了延川的文化品牌，相对来说更值得研究。

　　“就我自己来说,觉得好像又一次开始面对淳朴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围里。变硬了的心肠开始软化了,僵直了的脑筋开始灵活了，甚至使自己面对过去几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羞愧，同时开始意识到人的最美好的追求应该是什么。”这是路遥在《山花》创刊十年之际，对于当年参与办报的真挚感谢和深刻反思。《山花》在培养凝聚基层作者、读者方面一直有很多贡献，包括办刊初期刊登了为数不少的中学生作文，直至今日，作为一本内刊，也仍然有为当地群众提供发表创作的版面。路遥写作的初期也是《山花》创办的初期，许多评论家都同意，坚持大众文学路线的《山花》点燃了包括路遥在内的一批人的文学梦想，也激发出他们的聪明智慧。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认为，《山花》对路遥的影响、对路遥文学的支持、在精神层面的鼓舞在路遥的作品当中全都有所体现。评论家李云雷认为，新时期路遥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等的现实主义都不一样，路遥借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理想和热情，并把它与新的历史时期结合起来，这是《山花》时期的路遥积累的财富。

　　《山花》初期的路遥主要写诗，《山花》的诗很有特色。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说道，在盛行口号和标语的诗歌当中，出现了《山花》的诗歌现象，他们照着信天游的体式来进行创作，追求一种创作自由。张志忠认为，信天游上句写事状物、下句抒情的写法是非常独特的，会使照这个路子走着的人有意识地去追求一种诗歌本身的厚重，去追求诗歌中的形象和比兴。

　　如今，《平凡的世界》所遭遇的退稿故事被写成了“10万+”，成了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阎晶明认为，从这个故事的反转中，最值得我们评说的是路遥的坚持和坚守，因为此时的路遥已经凭借《人生》引起巨大轰动，然而他被退稿后，仍然要创作出100万字，这体现出他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作家，他有更大的追求。阎晶明说：“理解《山花》与路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理解文学从寂寞到轰动的过程，从办刊物、做编辑，甚至从事文学，都是要做好始终保持寂寞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