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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中國作曲家可能就誕生在年輕的一代裏

時間:2019年11月20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趙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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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的中國作曲家可能就誕生在年輕的一代裏”

  ——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委員會主席余隆對話青年作曲家杜韻、周天

  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基金會每年都對一位藝術家或一個藝術團體頒發“年度藝術家”榮譽,以表彰他們在古典音樂文化領域裏所作出的貢獻和成就。日前,在京舉辦的第22屆北京國際音樂節將“年度藝術家”榮譽授予青年作曲家杜韻和周天。“第一個推出‘中國概念’的就是北京國際音樂節。而且,每一代的作曲家我們都要推廣下去,我們的目光不只停留在葉小鋼、郭文景、陳其鋼這些大師身上,而是要為每一代作曲家提供機會。”作為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委員會主席的余隆,與杜韻、周天近日展開對話,並對杜韻、周天這一代青年作曲家格外充滿期待,“今天的作曲家和世界是平行的,華人青年作曲家如杜韻、周天,他們和全世界的青年作曲家在一個起跑線上,在講述各自的故事。世界上偉大的中國作曲家的誕生,可能就在年輕的一代裏。”

  >>“有了個體聲音的匯集,才會成為時代的聲音”

  不久前,在第22屆北京國際音樂節上演的第3場音樂會上,北京國際音樂節駐節樂團——世界著名的馬勒室內樂團不僅上演了享譽世界的當代作曲家陳其鋼、米歇爾·范德阿(荷蘭)的經典作品,同時也展示了杜韻、周天的作品。周天為大提琴創作的獨奏作品《韻》和為敘述者、長笛、中提琴和豎琴而作的《柯林斯讀中國詩集……》以獨特視角審視中國文化,特別是《柯林斯讀中國詩集……》創作于2008年,這部11年前完成的作品以中國詩詞為切入點,將詩詞這一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符號意義的意象與現代音樂相結合,生發出文化碰撞的驚艷火花。而杜韻的作品《跳塔郎泰拉舞的某蟑螂》則既有幽默風趣的一面,又不乏關于生命意義的深刻探討,彰顯出作曲家本人音樂創作的豐富才華和對生命及世界的深入思考。兩代作曲家的作品同臺上演,既展現出當代音樂在先鋒性、實驗性上的不斷邁進,更展現出青年藝術家的敏銳藝術洞察力和創新能力。

  “馬勒室內樂團是世界級的演奏團體,由這樣世界級的樂團去演奏中國作曲家創作的作品,才能讓全世界都關注中國的聲音,讓全世界都聆聽中國的故事。”余隆認為,北京國際音樂節在國內率先提出“中國概念”,用包括專場作品音樂會在內的各種形式力推中國作曲家作品,但人們熟知的仍然是那幾個早已被世界舞臺認可的名字郭文景、葉小鋼、陳其鋼等。“我們一直在青年作曲家的序列中尋找,希望找到新鮮面孔。並非沒人作曲,有珠玉在前,到底什麼樣的作品能真正有分量走上世界舞臺?”余隆把自己的思考拋向青年作曲家。

  “我覺得個體很重要,個體的聲音很重要,因為有了個體聲音的匯集,才會成為時代的聲音。”在杜韻看來,他們這一代是成長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曲家,“那時候,剛剛開始有流行音樂涌進國門,這種音樂形式帶來的‘速度感’和上一代作曲家成長的環境有著天差地別,這必然影響到新一代作曲家的風格和表達。”

  對此,周天讚同“速度感”的影響,但並不十分認同時代的作用。“他們如此成功,其實已經迫使我們不能再走他們走過的路。經常有人跟我説,中國作曲家與世界有文化碰撞,但‘碰撞’在我們身上並不是特別明顯,更多的是從文化碰撞變為文化包容。”周天坦言。

  >>“中國傳統文化其實一直是非常世界的”

  “你們的作品,你們對音樂的理解和表達,如何打動下一代人?90後、00後的聽者,他們有怎樣的音樂語境,對音樂有怎樣的渴望,如何用音樂溝通交流,你們想過這個問題嗎?”余隆問道。

  “首先,我並不會把自己和他們對立起來,也許唯一的不同是我們成長在音樂學院裏,而學校裏的收獲,也絕非與年輕人對立。我們平時也去‘唱K’也去‘蹦迪’,作曲從來就不是板著面孔的事。”杜韻説。周天則表示,“把我的作品變成今後的音樂,變成今後的人喜歡聽的音樂,我有這樣的自信。我覺得音樂講究持續性,巴赫到今天也還有人喜歡,從傳承的角度來説,我們的音樂與古典音樂不是對立的,也是傳承的一個部分。”

  1981年生于杭州的周天先後畢業于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茱莉亞音樂學院、南加州大學,而1977年出生在上海的杜韻先就讀于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和上海音樂學院,後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均在國外留學和生活多年。“你們怎樣看民族性和世界性?”余隆想聽一聽這一代青年作曲家的想法。

  “很多東西都在歷史重演的過程中,也許從我們國家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很新。比如,我們算是走出去的第二代中國作曲家。但如果了解歷史並加以深究,從世界上講,比如拉赫瑪尼諾夫到美國發展,也一定面臨同樣的過程。最終,他還是俄國作曲家。我們也一樣,雖然我們身處國外,但民族性是最根本的。”周天表示,旅居國外有必然的國際化傾向,從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來,“但外國人的眼光並不把民族性固執地套在你身上,並不要求你是中國人就必須寫中國作品或者中國性很強的作品,對藝術家的創作來説這是機會,也是某種層面的財富,有最大的創作自由度,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杜韻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其實一直是非常世界的。”

  >>“我覺得允許失敗非常重要”

  至于“偉大”的中國作曲家是怎樣煉成的,余隆覺得這很可能是一個“挖坑”的問題,可仍希望聽到青年作曲家坦誠的聲音。“我其實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看到有很多跟我同輩,甚至更年輕的作曲家,他們的身份定位可能已經不再是‘作曲家’,而是‘音樂人’,他們做的東西形式也不一樣。”杜韻認為,雖然每個國家的情況很不相同,但為新作品提供平臺很重要,“關鍵是要讓新人來做、來動手。唯其如此,在委約的時候才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然後就會有人尋求更多的作品。”周天覺得,另外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作曲是需要經驗的。給年輕作曲家平臺,讓他們去實踐很重要,尤其是管弦樂作品。”

  據此,余隆的關注重點在于,無論音樂節還是樂團,委約作曲家往往被委約很多“命題作文”,“是不是應該更多在創作上鼓勵他們,給他們機會,給更多創作自由度?第二個問題來自作曲家本身,不能怨天尤人,創作是不能停止的,不要等到人家找你寫的時候才寫作品。”

  對于余隆的提問,周天坦言在學校時就不停地寫,那時還是沒有任何報酬的。“青年一代很多人其實都一直在寫,比我更年輕的也一直在寫。現在,他們這一代比我們這一代好很多,很多藝術基金都願意支持他們,他們也能得到更多機會。關鍵是允許失敗,我覺得允許失敗非常重要。”杜韻説。“作曲,尤其是管弦樂作曲特別講究三個字,就是‘完成度’,自己腦子裏想的和聽到的一定有落差,需要不斷調整去解決這些落差。自己想象的聲音和寫到譜面的聲音,以及最終樂團呈現出來的聲音可能有巨大鴻溝,越成熟的作曲家最後錯位就越小,怎麼縮小錯位就是經驗。”周天則就具體的管弦樂作曲道出自己的看法。

(編輯: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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