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作曲家可能就诞生在年轻的一代里”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余隆对话青年作曲家杜韵、周天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基金会每年都对一位艺术家或一个艺术团体颁发“年度艺术家”荣誉，以表彰他们在古典音乐文化领域里所作出的贡献和成就。日前，在京举办的第22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年度艺术家”荣誉授予青年作曲家杜韵和周天。“第一个推出‘中国概念’的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而且，每一代的作曲家我们都要推广下去，我们的目光不只停留在叶小钢、郭文景、陈其钢这些大师身上，而是要为每一代作曲家提供机会。”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的余隆，与杜韵、周天近日展开对话，并对杜韵、周天这一代青年作曲家格外充满期待，“今天的作曲家和世界是平行的，华人青年作曲家如杜韵、周天，他们和全世界的青年作曲家在一个起跑线上，在讲述各自的故事。世界上伟大的中国作曲家的诞生，可能就在年轻的一代里。”
>>“有了个体声音的汇集，才会成为时代的声音”
不久前，在第22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的第3场音乐会上，北京国际音乐节驻节乐团——世界著名的马勒室内乐团不仅上演了享誉世界的当代作曲家陈其钢、米歇尔·范德阿（荷兰）的经典作品，同时也展示了杜韵、周天的作品。周天为大提琴创作的独奏作品《韵》和为叙述者、长笛、中提琴和竖琴而作的《柯林斯读中国诗集……》以独特视角审视中国文化，特别是《柯林斯读中国诗集……》创作于2008年，这部11年前完成的作品以中国诗词为切入点，将诗词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符号意义的意象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生发出文化碰撞的惊艳火花。而杜韵的作品《跳塔郎泰拉舞的某蟑螂》则既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又不乏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刻探讨，彰显出作曲家本人音乐创作的丰富才华和对生命及世界的深入思考。两代作曲家的作品同台上演，既展现出当代音乐在先锋性、实验性上的不断迈进，更展现出青年艺术家的敏锐艺术洞察力和创新能力。
“马勒室内乐团是世界级的演奏团体，由这样世界级的乐团去演奏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才能让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声音，让全世界都聆听中国的故事。”余隆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内率先提出“中国概念”，用包括专场作品音乐会在内的各种形式力推中国作曲家作品，但人们熟知的仍然是那几个早已被世界舞台认可的名字郭文景、叶小钢、陈其钢等。“我们一直在青年作曲家的序列中寻找，希望找到新鲜面孔。并非没人作曲，有珠玉在前，到底什么样的作品能真正有分量走上世界舞台？”余隆把自己的思考抛向青年作曲家。
“我觉得个体很重要，个体的声音很重要，因为有了个体声音的汇集，才会成为时代的声音。”在杜韵看来，他们这一代是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曲家，“那时候，刚刚开始有流行音乐涌进国门，这种音乐形式带来的‘速度感’和上一代作曲家成长的环境有着天差地别，这必然影响到新一代作曲家的风格和表达。”
对此，周天赞同“速度感”的影响，但并不十分认同时代的作用。“他们如此成功，其实已经迫使我们不能再走他们走过的路。经常有人跟我说，中国作曲家与世界有文化碰撞，但‘碰撞’在我们身上并不是特别明显，更多的是从文化碰撞变为文化包容。”周天坦言。
>>“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一直是非常世界的”
“你们的作品，你们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如何打动下一代人？90后、00后的听者，他们有怎样的音乐语境，对音乐有怎样的渴望，如何用音乐沟通交流，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余隆问道。
“首先，我并不会把自己和他们对立起来，也许唯一的不同是我们成长在音乐学院里，而学校里的收获，也绝非与年轻人对立。我们平时也去‘唱K’也去‘蹦迪’，作曲从来就不是板着面孔的事。”杜韵说。周天则表示，“把我的作品变成今后的音乐，变成今后的人喜欢听的音乐，我有这样的自信。我觉得音乐讲究持续性，巴赫到今天也还有人喜欢，从传承的角度来说，我们的音乐与古典音乐不是对立的，也是传承的一个部分。”
1981年生于杭州的周天先后毕业于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南加州大学，而1977年出生在上海的杜韵先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后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均在国外留学和生活多年。“你们怎样看民族性和世界性？”余隆想听一听这一代青年作曲家的想法。
“很多东西都在历史重演的过程中，也许从我们国家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很新。比如，我们算是走出去的第二代中国作曲家。但如果了解历史并加以深究，从世界上讲，比如拉赫玛尼诺夫到美国发展，也一定面临同样的过程。最终，他还是俄国作曲家。我们也一样，虽然我们身处国外，但民族性是最根本的。”周天表示，旅居国外有必然的国际化倾向，从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但外国人的眼光并不把民族性固执地套在你身上，并不要求你是中国人就必须写中国作品或者中国性很强的作品，对艺术家的创作来说这是机会，也是某种层面的财富，有最大的创作自由度，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杜韵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一直是非常世界的。”
>>“我觉得允许失败非常重要”
至于“伟大”的中国作曲家是怎样炼成的，余隆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个“挖坑”的问题，可仍希望听到青年作曲家坦诚的声音。“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看到有很多跟我同辈，甚至更年轻的作曲家，他们的身份定位可能已经不再是‘作曲家’，而是‘音乐人’，他们做的东西形式也不一样。”杜韵认为，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但为新作品提供平台很重要，“关键是要让新人来做、来动手。唯其如此，在委约的时候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会有人寻求更多的作品。”周天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作曲是需要经验的。给年轻作曲家平台，让他们去实践很重要，尤其是管弦乐作品。”
据此，余隆的关注重点在于，无论音乐节还是乐团，委约作曲家往往被委约很多“命题作文”，“是不是应该更多在创作上鼓励他们，给他们机会，给更多创作自由度？第二个问题来自作曲家本身，不能怨天尤人，创作是不能停止的，不要等到人家找你写的时候才写作品。”
对于余隆的提问，周天坦言在学校时就不停地写，那时还是没有任何报酬的。“青年一代很多人其实都一直在写，比我更年轻的也一直在写。现在，他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好很多，很多艺术基金都愿意支持他们，他们也能得到更多机会。关键是允许失败，我觉得允许失败非常重要。”杜韵说。“作曲，尤其是管弦乐作曲特别讲究三个字，就是‘完成度’，自己脑子里想的和听到的一定有落差，需要不断调整去解决这些落差。自己想象的声音和写到谱面的声音，以及最终乐团呈现出来的声音可能有巨大鸿沟，越成熟的作曲家最后错位就越小，怎么缩小错位就是经验。”周天则就具体的管弦乐作曲道出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