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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编剧、山西大学教授姚宝瑄

时间:2019年10月1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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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三部曲”的开启

只因心之所想、情之所动

——专访著名编剧、山西大学教授姚宝瑄

话剧《清明》海报

  姚宝瑄,曹禺戏剧文学奖得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他编剧的歌剧《张骞》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他编剧的话剧《立秋》自2004年首演至今,已演出超过800场,实现了包括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全国“五个一工程”特等奖、“文华大奖”、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等几乎所有国家级重大奖项的“大满贯”。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戏剧创作,姚宝瑄总是怀有一股浓浓的家国情怀,他的作品视野宏大,既以大量史料沉淀出厚重底色,又以丰富想象酝酿出灵动气韵,他重视传统、呼唤传统,却又保持着对民族传统精神的现代阐释和反思。姚宝瑄曾说,他的戏剧创作“既无虚名所累、院团相逼,也无时间所限、内容所困,只有心之所想、情之所动,才能性之所尽、力之所能”,这种由心而发的创作状态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令人向往并敬佩。姚宝瑄新创作的话剧《清明》10月11日在沈阳盛京大剧院首演,并将开启全国巡演的步伐。本报记者日前对姚宝瑄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构思《立秋》的过程近11年。其间,您多次到山西的大院深宅采风,并翻阅了大量历史书籍,以追寻晋商生活轨迹。此次,您创作的“时令三部曲”的第二部《清明》,依循着的主题与中心创作,可否介绍一下。

  姚宝瑄:写《清明》,我准备了很长时间,早在十几年前创作《立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清明》的雏形。《清明》的主角许凌翔是《立秋》中的二号人物,他的原型是近代山西集官、商、绅、学于一体的传奇人物渠本翘。渠本翘的人生经历虽然并不广为人知,却异常丰富精彩,非常具有时代的代表性:他干过票号,渠家是山西有名的大票号,在祁县号称“渠半城”;他做过实业;他当过官,官至内阁中书、中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教育部佥事;他当过校长,曾任山西大学堂学监。他最著名的一件事是他自己筹款,从英国的公司手中把山西煤矿、铁矿的采矿权赎了回来。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一直有着浓厚的创作兴趣。在《立秋》前三稿中,我把他经商和当校长的经历糅在了一起,后来在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建议下,又把大学的这段情节单拎出来写了一部戏,就有了《清明》。

  《清明》延续了《立秋》的故事背景,讲述了民国初年丰德票号倒闭后,副总经理许凌翔出任“北方大学堂”校长,在国与家的双重危局中恪守“汇通中西、求真知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16字校训,坚守明理、振兴教育的故事。和《立秋》一样,《清明》也是选取了“一天”之事,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将各种矛盾冲突集中到一个特定的节气之日进行展示。通过这部戏,我希望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为国家、为民族的一颗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

  记者:“时令三部曲”的概念很有意味,请您谈谈最初开启这个戏剧系列的想法,为何选择了《立秋》《清明》《夏至》这三个时令节气?

  姚宝瑄:作为一名非职业编剧,“时令三部曲”的开启只因心之所想、情之所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回山西工作,虽然曾在山西上过四年大学,我对山西却并没有太深了解,连乔家大院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张艺谋导演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好在山西拍摄,我听说他为了拍一场下雪的实景等了很久,坚持不用人造雪,很佩服他,等他们电影拍完,我立刻约了几个朋友去看乔家大院。现在依然记得,那天天很冷,乔家大院还远不是后来热门的旅游景点,除了拍摄时留下的几个红灯笼,十分冷清。我们一个院子接一个院子地逛,从第二个院子出来我往台阶上一站,忽然就感觉:这是一部戏,一个和《妻妾成群》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古代的山西商人,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支队伍,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准纳妾、不准嫖娼、不准私养女子,违者逐出商家票号,除名并废除继承权,无论何人都必须遵守此规矩。在这种独特的晋商文化中,男人们都出去经商了,留在深宅大院里的女人们怎么办?她们如何生存、如何守护家财、如何养育子女?我由此出发开始了《立秋》的构思,一琢磨就是十年。

  因为这部戏基本是按着“三一律”的规则来走的,写的是“一天”之事,我想来想去,想到了“立秋”这个名字,它有特点,有意味。第一,它是时令之日,一年分四季,它是一季的起头;第二,它是一个丰收季节的开始,人们要抓紧立秋这个时间,抓不住,紧接着就是寒风凛凛,这就像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一个企业等等,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一定要珍惜这个时节;第三,中国人对秋天的感觉比别的季节都更深刻,“悲哉秋之为气也”,又比如“愁”字,心上有秋便是愁,“立秋”这个名字一下子就给这部戏扣上了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同时又具有极其现实的残酷。

  《立秋》之后,又有了《清明》,“清明”既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又蕴含着剧中的人们对清明的政治、清明的社会、清明的天下和清明的教育的呼唤。

  至于《夏至》,因为前两部戏都是以“渠本翘”为原型,我想索性做个三部曲,再写一个他和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的故事。选择“夏至”这个节气,也是取它一种天然的戏剧情境和美学意义:这是最长的一天,人们往往期待在这一天可以做很多事,但当下的环境、情势又不允许你做很多事,最后感觉,这一天时间太长了。

  这就是“时令三部曲”的由来。

  记者:《立秋》经由山西省话剧团上演后,已在海内外演出几百场,知名度也很高,那么这次将《清明》搬上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姚宝瑄:《清明》的主创团队是清一色的“学院派”,无论是导演王丽娜、刘羿良,还是舞美设计鲁宁、灯光设计胡耀辉、服装设计陈向群、造型设计王小荭等,都是来自学院的精英;这部戏的演员也几乎都是中戏科班出身,“学院派”是《清明》的一大特色。我们希望认认真真做一部既是“学院派”精品,同时又能进行一定市场探索的戏,希望观众在看完戏走出剧场时,能非常冷静地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和当下的教育有所思考。

  尤其这部戏的导演王丽娜老师,是一个对舞台非常忠实、非常热爱的人。2016年,她为了给中戏学生排毕业演出剧目《立秋》,特意带他们来山西采风,想见见作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交流剧本时,学生们争先恐后准备提问,我说你们先别问了,剧本有哪些问题,你们会提哪些问题,我一个一个告诉你们,因为我对自己的剧本太了解了。这可能给王老师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们这次的合作很愉快,我和王老师都认为《清明》应该是一部风格很大气的戏,这是我们的共识。王老师在排练时很注重细节,这群年轻演员很多都曾受教于王老师,她对他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既在专业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循循善诱、温柔宽厚。

  记者:您任教于山西大学文学院,是一位能静下来心来做研究的纯粹教授和学者,而不是一位职业剧作家,请问剧本创作和学术研究对于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姚宝瑄:可以说,要是没有在文化人类学、古典文化、世界文化方面的学术积累,我就写不出这些剧本。1987年,我刚从国外回来时写过一篇论文《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插上一双西去的钢铁翅膀——联接欧亚大陆交通线》,那是在“一带一路”提出的20多年前。虽然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却直接启发了我创作歌剧《张骞》和“丝绸之路三部曲”,我想我可以通过戏剧去呼唤人们重新开放丝绸之路。

  《张骞》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抓题材“一抓一个准”,并且总能走在形势前面,其实这就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带来的优势。因为我知道这条路自古就是通的,虽然后来不通了,但是它完全可以重新开通,纵观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但凡是“向西看”的,如西汉、唐朝等,均成为华夏历史最鼎盛最辉煌的朝代。因此,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把这个民族的“根”写清楚,不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有所观照,你的作品就走不出去。我认为,中国戏剧真正的发展方向,并非标新立异的“服、化、道”和外在演出形式,而是你的作品真正打动人心,让老百姓愿意买票进剧场去看戏。

  很多人只关注编剧技法,却不关注人物的精神品格,我觉得做人的根本就是你真真正正地站在大地上,不管它是沙土、是黄土、是泥土、是河边、是山里,你一定要留下自己的脚印。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了解这个民族的灵魂,你的作品才会真正为观众信服,你才能让自己的艺术走向大众、走向历史,走进时间的隧道里去。

(编辑: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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