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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明德鑄魂的“新舞蹈”精神發揚光大

時間:2019年03月25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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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為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國家大劇院出品原創民族舞劇《天路》劇照 國家大劇院提供


  2013年第九屆中國舞蹈“荷花獎”舞劇·舞蹈詩評獎獲獎作品,上海歌舞團舞劇《一起跳舞吧》劇照 本報記者 喬燕冰 攝

  “新舞蹈”是中國現代舞蹈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吳曉邦提出的概念。經“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吳曉邦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投身他後來稱之為“新舞蹈”的活動。他在後來發表的《“五四”運動和我的藝術生活》(載《舞蹈》雜志1979年第2期)一文中説:“我開始學習舞蹈是1928年後……當時歐洲現代舞蹈思想已經傳到日本,新舞蹈藝術已經在日本舞臺上成為獨立的藝術。舞蹈已經不單純是民間舞和芭蕾舞了,舞蹈家已經開始追求怎樣去反映生活和表現生活了。1935年以後,我把這種現代舞蹈引進到中國,我想通過這種新型的舞蹈形式去揭露反動統治的罪惡……”稍後,吳曉邦在《學習現代舞蹈的開端》(載《舞蹈》雜志1979年第4期)一文中説:“(我)覺得現代舞蹈在要求反映現實生活、擴大創作題材的范圍、追求表現人物內心世界方面,是敢于揚棄古典芭蕾舞中那些不能適應表現現代生活的種種束縛,無論在訓練方法、表現手法的靈活性和自由性上,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從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我接受了抗日烽火的洗禮,丟掉了在學習時期未經成熟的美夢,使我繼續沿著現實主義舞蹈的廣闊道路,去開辟舞蹈藝術的新天地。”

  我們注意到,曉邦先生通過回憶自己的藝術生活來重提“新舞蹈”的主張,是在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前夕;而此時他重提“新舞蹈”,其精神實質在于“反映現實生活、擴大創作題材的范圍、追求表現人物內心世界”,在于“沿著現實主義舞蹈的廣闊道路,去開辟舞蹈藝術的新天地。”在此後近40年的歷程中,曉邦先生倡導的“新舞蹈”精神就實實在在地開辟了“舞蹈藝術的新天地”——僅在大型舞劇創作領域,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佳作就有《冬蘭》《青春祭》《星海·黃河》《傲雪花紅》《閃閃的紅星》《紅梅讚》《風雨紅棉》《天邊的紅雲》《鐵道遊擊隊》《八女投江》《浩然鐵軍》和《永不消逝的電波》等;表現現實題材的佳作則有《高山下的花環》《紅雪》《大荒的太陽》《深圳故事·追求》《額吉》《騎樓晚風》《一起跳舞吧》《戈壁青春》《草原英雄小姐妹》《鶴魂》《追尋香格裏拉》和《天路》等。

  現實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的表現,對于舞劇這種舞臺劇樣式來説是困難的,因為它的藝術語言大多是積淀著歷史文化的風格性語言,高度偏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形態。為此,吳曉邦在倡導“新舞蹈”之時,認同了現代舞蹈“訓練方法、表現手法的靈活性和自由性”。這其實意味著,我們要改變既往舞蹈創作中的“風格至上”觀念,實現“表意優先”。去年十月中旬,第十一屆中國舞蹈“荷花獎”當代舞、現代舞評獎活動在廣州舉行,我在評獎期間召開的座談會上,以《“表意優先”是現實題材舞蹈創作的綠色通道》為題,申説了“表意優先”對于當代舞蹈創作的重要性。我想起了曉邦先生《編導法與創作法》(載《舞蹈》雜志1986年第10期)一文所説:“舞蹈創作法的形成,在世界上也只有五十年的歷史,是隨現代舞蹈的形成而出現的……‘創作法’突出的是人性、人情中情感與理念的表達,而不是某種舞蹈形式的表現……我熱衷運用‘創作法’的目的,不是想排斥和貶低傳統的‘編導法’,而是為了更直接地表現我國人民的現代生活。這是當代藝術家的職責。”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發表了講話,其中特別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希望大家承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他還進一步強調:“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希望大家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文藝創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時代為基礎,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

  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們的藝術家和藝術創作提出了要求更寄予了厚望,我們的藝術家要完成這個使命和擔當,就不僅要端正自己的藝術觀,而且要增強自己的藝術能力。文藝創作的明德、鑄魂,對于藝術家來説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要闡釋好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要反映時代的歷史巨變並描繪時代的精神圖譜。在舞蹈創作領域,我們之所以説要將“新舞蹈”精神發揚光大,當然首先是強調曉邦先生賦予它的內涵:其一,是反映現實生活、擴大創作題材的范圍、追求表現人物內心世界;其二,是沿著現實主義舞蹈的廣闊道路,去開辟舞蹈藝術的新天地;其三,是突出人性、人情中情感與理念的表達,更直接地表現我國人民的現代生活。

  關于曉邦先生倡導的“新舞蹈”精神,我還想起他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即《個性·邏輯·格調——獻給中國現代舞蹈家們》(載《舞蹈》雜志1988年第12期)。曉邦先生當然知道,與現代舞蹈家們對話,“個性”是具有最大“公約數”的話題,只是曉邦先生語重心長地説,這個“個性”不是指現代舞者生活中的個性,而是指他所表現的舞蹈形象的個性;這個舞蹈形象的個性要真正落實到具體動態形象的創造上去,並且這個高度個性化的舞蹈形象還應具有“普遍可理解性”。在這裏,“普遍可理解性”就是曉邦先生所説的“邏輯”,他以“邏輯”的名義希望我們的現代舞者“向觀眾傳達人物的情和意”。在我看來,擺脫“風格至上”而實施“表意優先”只是我們舞蹈創作正確路徑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明確這個“表意優先”應當“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個體為本位”;第三步是要賦予這個“以人民為中心”的表意以形象的新穎性和結構的吸引力;最後當然是要體現出反映現實生活的真實性、深入性、典型性和正向性——這個“正向性”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説的“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是他所説的“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編輯: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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