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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柱:我與學長鄭伯農

時間:2017年12月04日 來源:中國文藝網 作者:王朝柱
  我和鄭伯農學長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同學,到今年整整六十個春秋了。憶往昔,真是苦辣酸甜各種滋味涌上心頭!今年,是鄭伯農學長的八十大壽,我這個學弟在拜閱三卷《鄭伯農文選》的時候,竟然又想起了那些潮起潮落——且又早已逝去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
  一
  鄭伯農學長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是學大提琴的,屬管弦學科。我在附中學作曲,屬理論作曲專業。加之鄭伯農學長高我好幾個班,雖然從中學到本科,我們在一個院子裏度過十幾個春秋,但是平常的交談是不多的。用他事後的話説:柱子“他卻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是為什麼呢?請看他撰文對我讀書時代的回憶:
  “音樂學院是個頗帶洋氣的單位,這裏的教師有不少是歐美留學生,音樂教材多是西歐和俄羅斯的古典音樂。柱子在這個單位裏顯得有點‘另類’。他來自河北農村,是個土氣十足的窮學生。冬天穿著一身黑棉服,褲子的褲襠特別大,一張嘴就是口音很重的河北土話,活脫脫像個燕趙小‘老農’。”
  我對鄭伯農學長讀書時代的記憶卻是復雜的。記得有一天,為歡迎高班同學跟隨老師去湖南等地採風歸來,學校的部分同學和有關院領導站在不大的院子中歡迎他們。我這個新入學的燕趙小“老農”也在其中。這時,只見採風歸來的隊伍中有一位個子不高、臉色黝黑的同學走到院領導面前,很有些氣質地和院領導熱情握手,並喜笑顏開地説些什麼。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這位同學有三分土氣,但他的舉止又告訴我,一定有著為我不知道的所謂“背景”,否則他不會這樣和院領導見面、交談。為此,我有些好奇地問身邊的一位老師:他是學校的教師還是學生,他叫什麼名字?這位老師笑著對我説:
  “他是學生,叫鄭伯農。”
  這就是我對鄭伯農學長的第一印象。
  多年之後,鄭伯農學長曾撰文回憶説:“我作為酷愛民族音樂的學生,身上也有不少土氣。”並據此説我們二人“氣味相近。”説實話,那時的鄭伯農學長給我這個學弟留下了所謂“高深莫測”的印象,使我很長時間對他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少有往來。更是令他這個學長所不知道的是,我這個學弟曾經對他在文藝理論、音樂學術等方面的論述産生過懷疑,甚至是反對。請看如下的事例:
  我的主課雖然是作曲,但對音樂學術界的動態是很有興趣的。記得那時我經常在光明日報、文匯報、人民音樂等報刊雜志上讀到署名鄭伯農寫的學術論文,給我的印象是結構嚴謹,文筆犀利,而且還是屬于那種大塊頭的重點文章。説句心裏話,我那時是很敬佩這位鄭伯農學長的。但是,一件突然發生的事件開始改變了我對鄭伯農學長的認識。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我在作曲係學習,對法國三大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拉威爾、杜卡斯的音樂作品很著迷,還曾經模倣印象派的風格寫了一首無調性的鋼琴《小奏鳴曲》。正當我有點洋洋得意的時候,非常意外地讀到了一篇點名批評錢仁康教授評介印象派音樂的理論文章,通篇措辭嚴厲,且又長達整整一個版,署名鄭伯農。我讀後十分反感,不能認同他這篇文章的立論。不久,我的這首習作鋼琴《小奏鳴曲》也受到作曲係一位領導的批評,大意是説我學習的路子走歪了,讓我讀一讀鄭伯農學長的這篇文章。我聽後很有情緒地説了一句“我讀過了!”轉身就離去了。自然,我對鄭伯農學長的這篇理論文章就更有成見了。
  身處那個特殊的時代,多數的學子對政治是很敏感的,我這個被鄭伯農學長視為燕趙小“老農”的學弟則更有甚之。當時,我從鄭伯農學長這篇文章的語氣和長達一個版面的篇幅認定:一定有所謂的“來頭”。但是這背後的“來頭”是誰呢?是上級的領導還是他有顯赫的或與此有關的家庭背景,我一無所知。
  不久,我就聽説鄭伯農學長和我附中的一位同班女同學談戀愛了,巧的是當初這位同班女同學和我的關係不錯,而且還是同一個學習毛澤東著作小組的,我還是她的小組長。那時,她雖然分到中國音樂學院去了,我還是設法通過當年附中同學的關係,從她那兒搞清楚了鄭伯農學長的家庭背景:他的父親是知名的文藝理論家,而且還是紅旗雜志文藝部的負責人。從此,我這個燕趙小“老農”對鄭伯農學長就很自然地産生了看法,認為我們之間不可能有平等相待的關係。自然,我在行動上對鄭伯農學長就越發地敬而遠之了。
  也就是在這前後,音樂界又掀起了批判所謂資産階級“大洋古”的風潮。直而言之,就是要批評關門學習、宣揚外國古典音樂的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樂團等單位。對此,我是不讚成的。那時我就曾給教我作曲主課的老師説過這樣一句話:“我們作曲係不學習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音樂大師的作品還能學習什麼?照這樣搞下去,我看中央音樂學院就不要辦了!”我的這位主課老師在建國初期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老教師,當即嚴肅地批評我:
  “你不要亂説,一切聽院領導的。”
  不久,鄭伯農學長突然又在報紙上登出了一整版批評中央樂團李淩團長的文章,在音樂界——尤其是在中央樂團、中央音樂學院如同扔下了一顆重型炸彈,産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從我的同學——李淩團長的女兒的表情可以知道,這篇文章對他們的家庭造成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對此,我是很有看法的。
  一天,趙沨院長對我説:他看了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應景小文《軟綿綿與硬梆梆》,他認為寫得不錯。接著,他又以商量的口氣對我説,希望我作曲係畢業之後給他當秘書。我知道自己個性太強,不適合當秘書,遂當即就謝絕了!那時,我已經知道趙沨院長和李淩團長是多年的戰友,他們曾經在周恩來同志的親自領導下在敵後工作,並在山城重慶的音樂戰線上戰鬥有年,成績斐然。就説建國以後吧,他們雖然分屬不同的單位做領導,但在工作上也是相互支持的。因此,我把話題一轉,很有情緒地問趙沨院長:
  “鄭伯農會不會寫文章點名批評您?如果他真的這樣做,我一定會寫文章回擊他!”
  趙沨院長聽後笑了,他善意地批評我不要感情用事之後,遂又對我講了如下這段話:
  “柱子,鄭伯農是一位很有才氣的同學,也寫過不少有影響的文章。他年輕氣盛,性格又十分耿直,和你差不多,沒認識到的,絕不會違心地修正自己的觀點;一旦他認識到了,就一定會主動地進行改正。”
  真是知生莫若師啊!多年之後趙沨院長的預言得到了應驗。轉眼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我和鄭伯農學長再次聚首,且又成了無話不説的老同學。我記得在一次相見過後,他突然懷著歉意的語氣心情又有些沉重地對我説:
  “柱子,文革前我做了一些錯事,批評了錢仁康教授和李淩同志。對于李淩同志我寫了專文表達了我的歉意,可是早已謝世的錢仁康教授該怎麼辦呢?”
  我聽後很自然地想起了趙沨院長對我講過的話:“他年輕氣盛,性格又十分耿直……沒有認識到的,絕不會違心地修正自己的觀點;一旦他認識到了,就一定會主動地進行改正。”當時我很受感動,似乎看到了鄭伯農學長那顆襟懷坦白的心胸,遂禁不住地暗自説道:“這就是我的學長鄭伯農啊!”接著,我又對他講了如何處置錢仁康教授的意見。
  二
  文革爆發以後,我和鄭伯農學長很是自然地站在了對立的兩派之中。多年之後,鄭伯農學長説我“是學校保守派的中堅人物。”我至今也認定他是學校造反派的核心或靈魂。那時,全院有不少師生都知道趙沨院長對我這個燕趙小“老農”格外器重,因此,他們在院長辦公室的東墻上貼出了批評我的長篇大字報,名字就叫“打倒趙氏王朝一根柱!”我一聽火氣就不打一處生,再一看大字報的內容怒氣就不打一處來,二話沒説,投筆上陣,一發而不可收,連續寫了數篇所謂很有份量的反擊大字報。事後想來,我在文革初期寫的這些大字報火是熄了,氣也消了,但也一定傷害了不少出身不好的師生,我願借此向他們致歉。
  是年十月一日紅旗發表了第十三期社論,保守派一夜之間就被衝垮了。我這個全院保守派的中堅人物雖然一時轉不過彎來,但是為了和黨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遂嚴肅而又痛苦地想了兩天,十分真誠地寫了一篇長達七十五張白紙的深刻檢討,希望得到鄭伯農學長他們那一派的原諒。實出我所料的是,他們竟然在我的這篇檢討上寫了一幅大字標語:“假檢查,真反撲,揭穿王朝柱反革命真面目!”我看後真想找鄭伯農學長他們打架去,但礙于文革的形勢又只好把怒火壓下去了。我這個燕趙小“老農”雖然不是慷慨悲歌之士,但卻有著農民那特有的倔強脾氣,當時,我就暗自下定決心,且憤憤然地自語:
  “老子就是回家種地去,也再不給你們做檢討了。此生此世,我絕不和你們這些人為伍!”
  對此,鄭伯農學長對我這時期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經歷做了如下回憶:
  “保守組織被衝垮後,他也沒有棄舊圖新、改換門庭,起碼對運動持觀望的態度。這在今天看來,是難能可貴的,可是在當年,卻被視為‘頑固不化’。為此,他在運動中吃了不少苦頭,被審查,被批判……”
  一九六八年初冬,我戴著“有嚴重政治問題,待查”的所謂結論,跟著已經畢業卻等待分配的同學們發配到天津葛沽二十四軍農場,美其名曰接收解放軍的再教育。一九六九年初夏,我又聽説鄭伯農學長他們被送到張家口,一邊勞動改造一邊進行所謂的“鬥、批、改。”從此,一道萬裏長城把我們隔開,誰也不知道誰的情況了。説句真心話,我這個“頑固不化”的“中堅人物”,壓根就不想知道鄭伯農學長他們的情況!事實也是這樣的,我們雖然同在一個京城工作,但近三十年以來我卻很少回母校看看,自然也就從未主動地問過鄭伯農學長的情況。
  俗話説得好,人算不如天算,轉眼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我的那位曾和鄭伯農學長談過戀愛的女同學意外地來到香山看我。我至今還曾記得,當時所有深埋于心的恩恩怨怨猝然消逝了,我情不自禁地伸出雙手,緊緊握著她那雙有些粗糙的手,相互望著都有銀絲的頭發,再看看歲月在臉上刻下的印痕,我有些哽咽地説道:
  “老了!我們都老了……”
  接著,我們相對而坐,品茗交談。也就是在這次隨意的聊天中,我才獲知三十多年前鄭伯農學長和她的一些情況,簡而言之,在“四人幫”被粉碎以前,她和鄭伯農學長受到了非人的批判。更出我所料的是,我的這個女同學為藏匿鄭伯農學長的父親的文論手稿闖下大禍,她的父親嚇得自殺了,她的妹妹嚇得精神出了問題。當我問到她和鄭伯農學長為什麼分手的?她十分哀怨地向我述説了無比痛苦的經過。一句話,真是一部感天動地的愛情悲劇喲!事後,我曾十分感慨地説過這樣一句話:
  “可惜啊,我的這位鄭伯農學長是文藝理論家,不然的話,一定會寫出一部傳之後世的長篇巨著。”
  話再説回來,一九七二年——也就是鄭伯農學長在張家口接受批判的時候,我因出身好,又不是造反派,被正式調到總政宣傳隊(即現在總政文工團)擔任作曲。那時,所謂的政治學習一個接著一個,內容大同小異,更為有意思的是,作曲也變成配合這些政治任務的工具,令我很不開心。“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全國、全軍的政治大勢發生了天翻覆地的變化,但作曲依然是配合政治任務。我幾經鬥爭,遂決定偷偷地改寫文學作品,練筆之作選定了我所熟悉的大作曲家冼星海(成書出版叫《愛的旋律》)。一天,我帶著統戰部金城副部長給我開的親筆介紹信,採訪冼星海當年在延安魯藝的領導——剛剛解放的周揚同志。也就是在這次採訪中無意獲悉文化部要迅速成立寫作組,撰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寫作組隸屬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我所敬佩的大評論家馮牧等領導負責。不久,我又聽説音樂學院的顧驤老師任理論組組長,我的學長鄭伯農擔任主要寫手。對此,我是不看好的。我記得在總政創作室的會議上説過這樣一段話:
  “鄭伯農是我的學長,很有才,但是他的思想是如何轉變的呢?我不清楚。顧驤老師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親筆寫了六篇大字報,批評我頑固地‘執行資反路線’,他要不要先談談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呢?”
  這就是我那時的真實思想,不僅依然帶著文革的遺風,而且還有點固化不變的阿Q精神殘余。
  後來,我和馮牧同志談起過這件事,他善意地對我説過這樣一段話:
  “這不是鄭伯農一個人的問題,這是一代文化人——甚至是全國人民需要思想解放的大事。在十年文革中,誰敢説沒有錯誤?改了就好嘛!再説,鄭伯農他們不比你柱子受的委屈少,從敵人營壘中殺個回馬槍也很好嘛!關鍵是看他寫的評論文章的內容。”
  這時,我又想起當年趙沨院長説過的話,遂暗自説:“但願鄭伯農學長是真心殺個回馬槍。”
  正當全國上下開展解放思想,掙脫“兩個凡是”束縛的討論,鄭伯農學長他們寫的有關思想理論戰線上撥亂反正,揭發批判“四人幫”的大塊文章相繼問世時,文化部奉命創作舞蹈史詩《中國革命之歌》,我竟然因為大作曲家時樂蒙、陸祖龍等人的薦舉而成為九人核心成員,組長是周巍峙同志,其他成員多是當年創作《東方紅》的大藝術家。可以想見,議論國事成了開會的內容。事有湊巧,在這前後發生了批判《苦戀》以及批評所謂“異化”的兩件大事,這在我們領導小組成了熱門的話題。當時,我特別想知道文化部理論組的組長顧驤老師的態度,按照我的推斷,他很可能和寫作骨幹鄭伯農學長發生嚴重的對立。不久,我的這種理性判斷證明是正確的,但是他們這對師生間的分歧是什麼呢?我無從知曉。至到這次在拜閱《鄭伯農文集》讀到《憶顧驤》一文後才搞清楚。請看他寫的如下這段文字:
  “撥亂反正告一段落之後,社會關注點發生很大的變化……不必諱言,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和顧驤在一些重大社會思潮、文藝思想上産生了看法上的歧異。特別是一九八三年初,周揚同志發表的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在思想文化界引起強烈震蕩。顧驤是這篇文章的起草者之一,我對該文關于‘異化’問題的論述持保留態度……關于‘異化’這個哲學概念,周揚同志經歷了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我作為一個小小的後輩,則經歷了從肯定到懷疑到否定的過程。”
  多年之後,我應馮牧同志之請,陪他去杭州西湖中國作家協會創作之家休養,恰好關于那篇“異化”文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王元化同志也在,他問我如何看待京城那場關于“異化”的論爭,我很巧妙地説了如下這句話:
  “顧驤老師同意參加這篇文章的寫作,我不感到有什麼意外;鄭伯農同志反對這篇文章,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到這時,我依然沒有見到鄭伯農學長。
  三
  鄭伯農學長調任《文藝報》主編以後,也未曾想到我這個業已改行搞文學創作的學弟,用他的話説:“我們同在一個城市,卻長期沒有見過面。”他這位學長何時想到我這個學弟的呢?請看他的回憶: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關單位創辦全國性的傳記文學獎,我有幸被聘為評委。閱讀入圍作品的時候,突然看到王朝柱的名字,我既感到意外,又感欣喜。生動的文字,豐富的史料,熾烈的感情,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一看作者簡介,斷定就是當年的老同學——一身土氣的‘柱子哥’。他的《李大釗》受到評委的一致好評,獲得首屆‘傳記文學獎’……不過,在整個評獎、頒獎過程中,我們未曾有過任何聯係,更沒有見過面。”
  我們何時相見的呢?我記得那年赴夏威夷採訪張學良歸來不久,中央電視臺決定播出我寫的大型電視連續劇《開國領袖毛澤東》。那時,正是“非毛運動”鬧得烏煙瘴氣的時候,電視臺的主持人對我説:“搞個左派來當評委吧!”就這樣,鄭伯農學長應運入選了。令我震驚的是,鄭伯農學長見了我的面竟然説了這樣一句話:“柱子,我運動初期……”我未等他把話説完,就急忙説了一句“打住!”接著我説了如下這段話:
  “你有錯,我也有錯,黨中央都公開收回了八百多號文件,這説明黨中央把文革的責任都攬過去了。”
  鄭伯農學長對我們這次相見是感慨良多的!他事後撰文説:我們“分別時是稚氣未脫的小夥子,如今俱已步入老年。交談的話語不多,卻很親切。他雖然成熟多了,但農村孩子那顆質樸的心並沒有變。他大約覺得,我也有不改初衷的地方。那次見面後,我們來往多起來。”不久,他從《文藝報》主編的位置上退下來,我真誠地邀請他做我寫的電視連續劇的藝術顧問,他高興地答應了。從此,我每寫一部電視連續劇,都送給他徵求批評意見,他每次都認真地審讀幾十萬字的文學劇本,還十分認真地寫出意見,對我修改劇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每一部電視劇在中央一套黃金時段播出之後,他都會嚴肅地寫出批評意見,見之于報端。説句心裏話:“我打心裏感謝我的這位老學長鄭伯農。”
  二0一三年元月,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王朝柱文學創作四十年塈《王朝柱精選文集》出版研討會。”鄭伯農學長帶病出席了會議,並作了有準備的發言,我深受感動。事後,決定編輯、出版《王朝柱作品評論選》,煌煌五十余萬字,由我的老學長鄭伯農、著名作家兼出版家李碩儒先生共同主編,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值得大書一筆的是,老學長鄭伯農為之作序,客觀地寫出了我們近六十年的交往,也過譽地評價了我寫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長篇電視連續劇。他懷著對我這個學弟的關愛,對我的人品、文品作了過高的評價,令我不安。
  對此,我的老學長鄭伯農卻認為:“我只做了一點微乎其微的事,但很舒心,很愉快。不僅因為是替老朋友幫忙,更因為是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而奉獻力量。”同時,他還謙稱“忝列于王朝柱的創作集體之中,為他的電視劇敲點邊鼓,”他是很高興的。
  但是,我應當説及的是,老學長鄭伯農絕不是那種違心的吹捧,對我寫的電視連續劇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為此,我們二人曾經為我寫的一部電視連續劇發生過意見分歧,搞得雙方都不甚愉快。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我歷經多年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深深地感到中國革命之難並不完全是國家的衰敗,我認為更為艱難的是在中華民族的肩膀上有一副無形的精神枷鎖,阻礙著中國人民向著光明的前方迅跑。其中,壓在中國婦女肩膀上的無形精神枷鎖尤為沉重。直言之,中國要想改天換地,必須打碎套在每一個心靈上的枷鎖。我沉思良久,遂決定以長徵為載體,以長徵中的女紅軍為主要人物群體,在寫出長徵路上戰勝兇頑的敵人和殘酷的大自然的同時,還要使讀者感到中華民族必須要砸斷拴住心靈的無形的精神枷鎖,才能真正求得民族的復興,國家的解放。為此,我先寫了一部收錄在文集中的長篇小説《囚徒的長徵》,後又改編為長篇電視劇《回聲》。出我所料的是,有關審查部門的同志説《回聲》是一部宣揚人性論的作品,不予播出。當時,我真是惱火極了,就是我在中央黨校講課也大講了一通所謂的“無知”!真是無巧不成書,恰在這節骨眼上,我突然收到鄭伯農學長寫來的一封長信,也嚴厲地批評電視劇《回聲》是一部宣揚人性論的作品。説句心裏話,當時我很不高興!但是我想到我們都是年過七十的老同學了,絕對不能再幹出文革初期的事情。怎麼辦?我把鄭伯農學長的來信收好,不予回復。同時,為宣泄我內心的不平,遂取電視連續劇《回聲》的部分內容,改寫成一部電影《走過雪山草地》。這部電影不僅得到了有關領導同志的表揚,還獲得“五個一工程獎”。更出我意外的是,又在中美電影節上獲得最佳故事片獎、最佳編劇獎。為了不惹得我的老學長鄭伯農生氣,在片頭上拿掉了他的藝術顧問。事後想來性格使然吧。不然,這就不是我的學長鄭伯農。同樣,這也就不是他的學弟王朝柱。
  咳!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 
  二0一七年十月于香山
 

 

  

(編輯: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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