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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嘎:從他的作品看到西藏音樂新高度

時間:2017年12月04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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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嘎

  覺嘎,西藏音樂家協會副主席,西藏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他是我國第一位獲得音樂碩士學位、音樂博士學位的藏族作曲家,也是我國第一位博士後工作站出站的作曲專業博士後,先後師從李忠勇、賈達群、郭文景等著名作曲家、理論家、教育家。

  認識覺嘎還是他在上海音樂學院讀博士時,那時,筆者曾參與策劃一臺“上音五博士民族交響音樂會”,覺嘎是其中的一位,由此我們結識,並且時不時互相傳遞信息。最近西藏衛視“珠峰講堂”也在播放他的西藏音樂普及講座。

  夢,從糧食倉庫出發

  實難想到50歲出頭的音樂“傳奇”人物覺嘎,在30年前,還只是糧食倉庫的一名臨時工,而這名來自草原牧場的孩子卻用大半生譜寫出了自己獨有的天籟之音。回顧過去的歲月,覺嘎説他人生經歷中的許多事情好像剛剛發生過的一樣,歷歷在目。

  覺嘎出生在距拉薩市不到兩百公裏的當雄草原,是西藏著名的牧場之一。那裏有神奇的念青唐古拉山的主峰,舉目仰望可領略神山的風採;那裏有聖潔的天湖納木錯,迷人的風韻使人心曠神怡,也是著名的旅遊勝地。

  覺嘎至今清晰地記得上小學時候的情形。學校在離家不遠的一戶人家,老師叫扎西拉姆,是一位當時在鄰近的三個生産隊裏唯一在縣城裏上過學的年輕姑娘。她既是老師,又是校長,還是同學們的偶像。有時,覺嘎他們圍著爐灶在木板上書寫藏文字母,當老師宣布某一位同學修畢木板上的書寫可以升級到紙上書寫的時候,孩子們興奮不已。

  有時,覺嘎他們坐在院壩裏把翻譯成藏文的毛主席語錄當作課文閱讀;有時,老師會教同學們唱革命歌曲;有時,老師又會敲著鍋盤教同學們表演歌舞節目。偶爾,老師也會教一些諸如“毛主席萬歲”、“人民公社好”之類的漢語短句。此外,那時候的小學還“開設”有撿牛糞、採蘑菇、種蘿卜等以“自力更生”為目的的勞技課程。

  更有趣的是,那時候的同學們還要時不時參加半夜裏的緊急集合,天亮前的野外拉練,以及跟著軍代表捕捉候鳥的行動等充滿“時代特色”的許多課外活動。這一切都構成了覺嘎終生難忘的童年記憶。

  其實,在覺嘎成長的道路上,還遇到過許多對他産生過重大影響的人。他回憶説,為了組建當地業余文藝宣傳隊,當時在寧中區(現在的寧中鄉)擔任書記的肖多吉先生把包括覺嘎在內的7個牧民孩子選送到了西藏師范學院預科班讀書。

  在西藏師范學院,覺嘎非常敬重一位從上海自願來到西藏教書的王麗華老師。“王老師教我們基本樂理和視唱練耳,為了教好我們音樂,老師跟我們學藏語;為了我們學好音樂,老師又教我們學漢語。在冬季寒冷的教室裏,老師用膠布包裹著凍裂的手指,一會兒在黑板上舉例,一會兒在琴鍵上示范,深深地觸動著我的心靈。”覺嘎説。

  從西藏師范學院結業後,覺嘎先是在當地文藝宣傳隊當教員,後在糧食倉庫當了一名臨時工。在工作之余,他還繼續自學音樂知識。就在這時,當雄縣獸醫站的多多先生多次勸導覺嘎不要放棄練琴,努力學習文化,還建議覺嘎報考剛剛成立不久的西藏藝術學校。多多先生的激勵和督促,不僅使覺嘎順利地考上了西藏藝術學校,而且從此走上了以音樂為職業的人生道路。覺嘎説:“當我考進西藏藝術學校的第二年,學校把我安排到四川音樂學院借讀。我跟張寶慶老師學習笛子,隨許光祥老師學習視唱練耳,同時還跟李一賢老師、但功浦老師等學習和聲、鋼琴等課程。在此期間,我還跟何訓田老師學習作曲,接受作曲啟蒙教育,為我將來進一步學習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奠定了基礎。”

  在西藏開辦第一批作曲專業班

  “在1995年研究生畢業後,四川音樂學院給了我留校工作的機會,但想到西藏還沒有正式的音樂創作的教育學科,于是我決心回到家鄉在這方面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回到西藏後,覺嘎在西藏開辦了第一批作曲專業班。首期招生,他帶著滿腔熱情坐著長途大巴到山南、日喀則、林芝、那曲等地招了6名學生。

  這批學生也是第一屆6年制中專生,在覺嘎的努力下,其中的4名學生順利考上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成為中央音樂學院建院以來的第一批來自西藏的藏族本科生。“現在他們都已經順利畢業,成為了西藏作曲教育和音樂創作的後備力量,他們就是我的驕傲。”覺嘎開心地説。

  自1997年招收本地的第一批作曲專業學生後,西藏的音樂創作教育經歷了從中專到本科、從本科到碩士,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逐漸形成了學科層次的合理梯隊,這方面的發展與覺嘎的努力和決心密不可分。

  2007年,面對上海音樂學院的聘請,覺嘎婉言謝絕了。他響應了西藏大學的召喚,再一次回到西藏。作為學科帶頭人,他開設了“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專業本科教育。2009年,西藏大學獲得作曲專業藝術碩士專業學位培養授予權。通過近20年的發展,西藏大學“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專業的教學水平不斷提高,學科影響力不斷提升,得到了國內同行專家的關注和好評。

  覺嘎不僅帶領學生到西藏各地採風,還多次用自己的科研經費派學生去觀摩北京、上海等地的多個學術活動。“我一方面想開拓學生的藝術視野,另一方面也想在比較中讓學生進一步認清專業基礎和文化功底的重要性。”鑒于他在培養人才方面取得的優異成績,覺嘎被授予了“西藏自治區優秀教師”、“全國模范教師”等榮譽稱號。

  從攻讀博士學位開始,覺嘎就更加有意識地去做與藏族傳統音樂有關的研究。他的博士論文《西藏傳統音樂的結構形態研究》在2007年被評為“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是迄今唯一一部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作曲學科的博士學位論文,可見研究之扎實。

  此篇論文,作為藏族人,他有優勢,但困難也不少,是一個沒人去深入研究過的領域,為了完成這一研究,他查閱了大量文獻,也數次往返于上海與拉薩之間、拉薩與其他藏族聚居區之間,走訪了大批學者、藝人,最終完成了歷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西藏傳統音樂結構形態的學術論文。

  這本論著在印刷的時候有小小的差錯,覺嘎在送人之前,總是拿出筆在書中改正33頁和37頁的兩個錯別字,從這個小細節,不難看出他的嚴謹。在談話中,他盡量用平實、簡單的語言來形象地表達自己的音樂理念、人文理念。他説,“我的願望很簡單,就是寫遵循自己內心的音樂、做經得起推敲的研究、當忠于職守的教師。”

  從西藏來,回西藏去

  年前,北京舉行的由北京交響樂團演奏,著名指揮家譚利華指揮的“西藏印象——覺嘎交響作品音樂會”是覺嘎的首個交響樂作品專場音樂會,演出精選了他的4部作品,包括交響序曲《諦辯》、管弦樂協奏曲《凈界》、為大型管弦樂隊而作的《集廓》和交響詩《根敦群培》,創作時間跨度20年。表現了交響樂創作思維下,一位藏族作曲家對民族傳統文化、宗教、人類文明的深邃思考和個性化的表達。

  《諦辯》創作于1995年,由連續演奏的5個部分組成,採用作曲家的“模糊同構與復合體”原理創作,試圖展示音樂創作的技術含量和智慧呈現,以史詩性、戲劇性、交響性相結合的方式,對民族與世界、傳統與現代、傳承與發展等進行了思辨。覺嘎説:“《諦辯》中我更加關注傳承藏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表達我對文化發展過程中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堅定追求和開創西藏文化更加輝煌的明天的美好願望。”

  關于寫于2005年的《集廓》,他介紹説,集廓即壇城,是藏傳佛教密宗修行的一種重要象徵坐標,是在寂靜的默想中積聚業果並通向清凈的意念導引。壇城有多種形式,包括繪畫的平面壇城,雕築的立體壇城和無形無色的心理壇城。在作品裏,覺嘎創作了管弦鳴集的“音樂壇城”,表現了殊勝心智和超然意趣。

  相比前兩部作品,《根敦群培》和《凈界》更為成熟,也融入了更多民族文化的形式特徵。前者以藏族傳統“喇嘛嘛呢”敘事音調為素材,抽象描繪了藏族學者根敦群培的一生;後者受藏傳佛教寺院《奢摩他》壁畫啟發,通過音樂語言,編織了通達心智凈界的音響圖景。

  對覺嘎的作品,譚利華評價道:“始終貫穿著一種藏文化和藏傳佛教文化的精髓,換種説法更是一種對藏傳佛教的音樂解釋。”在譚利華看來,覺嘎是個用心寫作的人,他認真、執著、勤奮,作品神秘、深邃,充滿哲理,洗滌著人們的靈魂,“他不隨大流、不應景,他用交響樂的思維來寫作,但又不是那種規規矩矩的通俗管弦樂。”

  覺嘎認為,他的作品首先是基于深刻體驗生命、社會和歷史的人文思考;第二是基于全面掌握世界藝術音樂當代發展的前沿動態;第三是基于全面深入研究西藏傳統音樂的理論認知;第四是基于譜寫具有世界水平的專業音樂創作理念;第五是基于文化傳承創新的責任和擔當。

  在覺嘎的藝術理念中並不是僅僅對民間旋律的再加工,“我並不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他的音樂中看不到傳統的西藏民歌的影子,但是他利用特殊的音響所營造出來的效果,卻一定會使人認同他那豐厚的民族底蘊。

  歷史上,藏族傳統音樂主要由民間音樂、宗教音樂、宮廷音樂組成,傳統音樂沒有署名作曲家,是感知流動的語言,大都沒有做到理論概括。現代西方音樂教育進入青藏高原後,藏族音樂的領域更加廣泛,交響樂、室內樂這類藝術音樂也開始了與西藏文化的交融。作為促進這種交融的使者,覺嘎的作品讓人看到了西藏當代音樂的新高度。

  覺嘎對自己的音樂非常自信,“音樂家要正視自己的社會責任,音樂創作要鼓舞和振奮人的精神,激發人類積極向上的精神品質,通過音樂能夠感化人們的思想,同時音樂也能展現人的智慧和創造力。”

  從西藏來,回西藏去,這就是作曲家覺嘎的音樂之路。

 
(編輯: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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